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到公元589年杨坚灭陈，共经历了369年，这段历史，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特点，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门阀士族地主是从东汉豪强地主发展来的，它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佃客、部曲和家产，享有免税、免役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权。它凶残狠毒、荒淫放荡、腐朽堕落，内部充满了倾轧、篡夺和残杀。在这种反动统治下，社会经常处于分裂变乱之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如西晋时有李特、李流起义，北魏末年有六镇各族人民起义，东晋末年有孙恩、卢循起义，南齐时有唐寓之起义。这些起义斗争，都不同程度的打击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国时刘徽写成了《九章算术》注解，还发明了重差数，对数学和测量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西晋时杨泉经过长期观察研究，总结出了“地有形而天无体”的新认识。南北朝时的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已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水平；他所制定的大明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次使用岁差。钱乐之所造的铜浑象，著录的星座已有1464颗。北魏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如土壤性质、耕作制度、选种育种、施肥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三国时的张仲景著《伤寒论》，创立了阴阳表里的辩证学说。后来王叔和又根据张仲景的脉学原理，著成《脉经》，对生理、病理和疾病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时期经济、政治反映在哲学思想意识形态上，就是玄学的兴起。玄学一词来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虚无玄远、高深莫测。玄学家特别推崇《老子》、《庄子》和《周易》，他们把这三本书合称为“三玄”。

魏晋玄学唯心主义在本体论方面，主要继录了老、庄思想。在政治伦理方面，则承袭儒家的较多。《老子》的无为，《庄子》的虚无主义，《周易》的神秘论，《论语》的上下尊卑之分，是玄学家借以发挥和论证的思想资料。他们一反两汉经学家烦琐荒诞之风，通过注释典籍，注重义理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形式的思想体系。

玄学的“贵无”、“贱有”，很容易使人懒散颓废，不尽职守，放纵享乐，放弃现行的规章制度，破坏封建秩序，这对封建统治是不利的。同时它那套虚无玄远之理，高深莫测之言，也只能在士大夫中流行，很难在社会中普及。相反，佛教却因社会的黑暗混乱，人生的离乱痛苦，广大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蔓延滋长起来，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很方便、很有效的精神工具。因此，魏晋玄学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就逐渐衰落下去，被佛教唯心主义所代替。当时的统治者都极力支持和提倡佛教，到梁武帝时甚至宣布为国教，佛教唯心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魏晋玄学，成了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

魏晋时期，唯心主义者何晏、王弼等提出“贵无论”，认为现实世界之上或之后有一个本体，他们称之为“无”或“道”，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则是从“无”或“道”中产生的。唯物主义者裴頠等则反对“贵无”，主张“崇有”，认为绝对的“无”决不能生有，一切事物的最初产生都是它们自己生出来的。“贵无”与“崇有”的对立，是当时哲学中的一个根本分歧，它贯穿或影响到当时哲学的其他方面。魏晋玄学围绕“有”、“无”所展开的争论，摆脱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在抽象思维方面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有无、本末、一多、动静、体用、言意等一系列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范畴，促进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深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唯物主义同佛教唯心主义展开了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形神关系问题。佛教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神不灭论，他们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等说教都是建立在这一根本思想上的。东晋时的慧远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唯物主义的“形神俱化”观点，认为形有聚散，而精神却永恒存在。他歪曲桓谭等人的薪火之喻，认为薪有存无，火却可以由此薪传到彼薪，永远无穷尽地传下去，精神也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与此相反，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就是抓住了“神不灭论”这一根本问题，针锋相对的写了《神灭论》，对以梁武帝为代表的佛教唯心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驳，对形神关系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达到了形神关系问题上朴素唯物主义一元论可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