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总论
汉继秦反文之治而为崇文之国，虽汉高祖马上得天下，薄儒生，溺儒冠，而《大风》一歌，实为开国之至文。厥后楚元王学诗，惠帝除挟书之律，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又置《尔雅》、《孝经》、《孟子》博士。《汉书·艺文志》云：“迄于孝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故自孝武以来，益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之文学渊源于战国者为最多，辞赋既原于屈、宋、荀卿，而京都一类，侈陈形势，亦本于苏秦、张仪之游说。凡此韵文之属，今姑勿论。若汉之散文，则莫盛于《书疏》。此亦本于《战国策》之书说。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于奏议类列楚莫敖子华《对威王》，张仪司马错《议伐蜀》，苏子《说齐闵王》，虞卿《议割六城与秦》，中旗《说秦昭王》，信陵君《谏与秦攻韩》，李斯《谏逐客书》诸篇，于贾山《至言》，贾谊《陈政事疏》之上；于书说类列陈轸《为齐说昭阳》，及苏秦《苏代淳于髡游说》诸篇，与范雎《献书昭王》，乐毅《报惠王书》，汗明《说春申君》等篇，于邹阳《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枚乘《说吴王书》，司马子长《报任安书》之上：可谓明文体之源流者矣。
汉人最重辞赋。班固《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秦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此以文章二字专指辞赋而言，则汉人之重视辞赋可知矣。《楚辞》原于三百篇，汉赋又原于《楚辞》，而汉人之散文，实皆多受辞赋化。柳宗元《西汉文类序》曰：“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文章，盖烂然矣。”此言西汉文章之盛，而文质得中也。其所以如此者，盖不特辞赋为汉文之特色，为受《楚辞》之影响而已；即其《书疏》等散文，亦莫不渐受辞赋之影响，而日趋于富丽，如贾生司马相如之徒之所为是也。故西汉之散文，为李兆洛《骈体文钞》所选者，如汉景帝后六年《令二千石修职诏》，汉武帝元朔元年《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元狩二年《报李广诏》、贾山《至言》、贾生《过秦论》、枚叔《上书谏吴王》、邹阳《狱中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司马长卿《上书谏猎》、《难蜀父老》、《喻巴蜀檄》、晁错《对贤良文学策》、公孙弘《对贤良文学策》、司马子长《报任安书》、刘子政《上灾异封事》、《讼陈汤疏》、刘子骏《移太常博士》等篇，虽不能即谓为骈文，然而不能不谓为已将成骈文之体势者也。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由东汉而渐进至于三国，若子桓、子建兄弟，遂为六朝骈体之宗师矣。
西汉武帝时代之散文已有与骈文无异者，今录邹阳枚乘各一篇如下：
邹阳《狱中上书》
臣闻忠无不报，信无不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昂，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熟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极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今乃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存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而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自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词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于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患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矣。
是以圣主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雠而强霸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沈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珠和璧，只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德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诌谀之词，牵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掘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枚乘谏吴王书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此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经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来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捐，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此二篇比物连类，虽后世极丽之骈文，何以过之？故曰：两汉之世为骈文渐成之时代也。至于三国，遂几于骈文时代也。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
第一节 总论
自《春秋》以上之诸史，皆为治化而为文；周、秦诸子，则皆为学术而为文；无专以文为事者。屈平、宋玉为韵文专家，似专以文为事矣；而实亦本于忧时怨生而作，亦不能谓专以文为事者也；盖其不欲以文见者其素志也；其不得不专以文名者其不幸也。至汉之贾谊，擅长奏疏，而不得行其志，始为赋以吊屈原，又自伤寿不得长，为《鸟赋》，是为汉代辞赋开山之大家。然揣其始志，亦未尝欲以赋家名于世也；不得已而为劳者之自歌耳。故《太史公书》以谊与屈原同传，均不幸而以辞赋名者也。至枚乘、司马相如之徒出，始专以辞赋为务。承其流者有枚皋、王褒、扬雄之徒，刻意摹拟，均专欲以文争胜。太史公作《司马相如列传》，尽录其《子虚》、《上林》诸赋；班孟坚作《扬雄传》，尽录其《羽猎》、《反离骚》等文；盖即后世《文苑传》之所自仿，而文学与学术离而为二之所由起也。又太史公传《儒林》，尝以文学与儒者同称。及班固《两都赋序》，乃专以文章属辞赋。且班氏所称诸家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儿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今诸人之赋，皆多残亡，唯司马相如、刘向之赋，尚有存者，刘向之《九叹》，亦不为世所重。疑此辈皆多以经术家追逐时好而作辞赋，谅非其长，故不能工，而不能传于后世。唯司马相如史不称其精湛他学，唯以辞赋见称，实为文学家与学术家分家之始祖。自是而后，汉之学者，乃有专为文学而文学者矣。
《后汉书·文苑传》，自杜笃王烈凡二十二人，皆专以文学名者。范蔚宗赞之曰：“情志既动，篇章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盖彼等皆纯粹之文士矣。
第二节 辞赋家之散文
汉代辞赋家可谓至众，不可殚述，兹择最着者二人以略见一斑焉：曰贾谊、曰司马相如。其他如扬雄、班固、张衡之伦，其所为散文，亦莫不受辞赋影响，不能具论焉。《史记·贾生列传》云：“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乃自以为不能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佐。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云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云云。”贾生实为汉代最早之赋家。其辞赋作品，可谓追踪屈宋，缩长篇为短章，虽祖述屈宋而不蹈袭屈宋。汉之赋家如司马杨班虽以富丽胜，而论气格则未能或之先也。然贾生之散文亦为汉代之冠。张溥辑一百三家有《贾长沙集》一卷。今选录其《过秦论·上篇》如下：
过秦论
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镟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锯，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倚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仟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淆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淆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此文排比敷张，实有辞赋色采，自“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至末即为班固《东都赋》末一段所本。其文云：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阿房之造天，而不睹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陈石遗先生云：“论辨一类，古今以贾谊《过秦论》为称首。其名为过秦，始见于《新书》，太史引作《秦始皇本纪论赞》，本只一篇，后人分作三篇。首篇《过秦始皇》，次篇《过二世》，三篇《过子婴》。其实如此巨制无他妙巧，不外开合擒纵而已。纵之愈远，擒之愈见有力也。首篇首言秦之数世，种种强盛，次言六国之谋臣策士，合纵并力而无如秦何。又次言秦盛，六国益复种种强盛，天下益无如之何矣。皆开也，纵也。而陈涉以匹夫亡之，然仅比一合一擒，未免过于简单。故又用且夫一段推开，将陈涉与六国层层比较，山之峰峦回抱，水之港汊溁洄矣。”
贾生之奏议，有《陈政事疏》，为汉人奏议中第一长篇文字，实为后世万言书之祖。其文亦最多排偶，今以文长不录。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又云：“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斯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上节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是为汉赋第一篇富丽之作，实亦原本宋玉之《高唐》也。《一百三家》集有《司马文园集》一卷。相如既为辞赋大家，故擅长辞令，雍容娴雅，兹录其《谕巴蜀檄》如下：
谕巴蜀檄
告巴蜀大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着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
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娃，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己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偏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其文亦甚多排偶，贾生以气胜，长卿以韵胜也。《石遗室论文》云：“《史记·陆贾传》载贾说南越王赵佗说，司马相如本之以为《谕巴蜀檄》。檄之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云云，即陆贾之鞭笞天下，劫略诸侯云云也。檄之摄弓而驰，荷戈而走，人怀怒心，如报私仇云云，即陆贾之将欲移兵云云也。檄之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若此，即陆贾之天子怜百姓云云也。檄之发军兴制，惊惧子弟云云，即陆贾之以新造未成之越屈强于此云云也。檄之身死无名谥为至愚云云，即陆贾之掘烧先人冢夷灭宗族云云也。但陆说尤质直耳。”师说可谓深悉文章嬗变之迹。今录《史记·陆贾传》贾说南越王佗原文如下，俾得参照。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蒙，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
第三节 经世家之散文
汉人《书疏》，传于今者几尽为经世之学。就中文之尤工者为贾谊、晁错、赵充国、贾让、刘向之徒。贾文前已论及，刘文容后言之。今略论晁赵二家焉。
《汉书·晁错传》曰：“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错为人峭直刻深。考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是时匈奴强盛，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兹录其文如下：
上言兵事书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境，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持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之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率，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雚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车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大小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五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簿，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十击一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真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财择。
《石遗室论文》云：“景帝时晁错号智囊，平日于兵刑钱谷诸要务，大概无不简练揣摩。其所读必不出《孙吴兵法》、《管子》、《商君》诸书。故其《言兵事》一篇，文字与《孙子》第二编第六篇、第七篇、第九篇，《商君》之《算地》、《战法》、《兵守》、《徕民》、《境内》，各篇甚为相似。不但立说用意之有所本已也。凡人学问，于何等书用功最深，一旦下笔，不必字摹句仿，自有不觉相似之处，似在神理也。错尚有《募民徙塞下》、《论守边备塞》二篇，亦多与《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言相近。”
又云，“其笔意与晁家令相近者，有赵充国。充国有《陈兵利害书》，不过寻常奏议体。其《屯田奏》三首，则皆斩钉截铁，无一躲闪语，无一支曼语；然亦时有约束照顾，使阅者易于明白，斯为本色文字。”其说甚是，今将赵充国《上屯田奏》第二编录后：
上屯田奏二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命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杨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升小升，使生它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城，信威千里，从枕席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汉书·赵充国传》云：“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复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通知四夷事。”翁孙之文，削除支叶，严洁峻劲，宋王荆公之《三经义序》，即从此出而稍变其体。
第四节 史学家之散文
两汉史学家以马、班为巨子。《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子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令，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迁为太史令。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恶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概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后汉书·班彪传》云：“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又云：“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着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诸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着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柱尝着《马班异同论》，以司马氏父子本《春秋》之义，发明通史之例；班氏父子，本《尚书》之义，发明断代史之例。其本纪为大纲，列传为细目，后人合之为纲鉴编年体之史，于吾国史学实为最大贡献。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今各录其叙文一篇，以见异同。
史记游侠列传序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着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汉书游侠列传叙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掫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城，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己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让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
两家思想文派之不同如此。至叙事之文，虽各有不同，然孟坚生子长之后，亦未尝不步趋太史氏也。《石遗室论文》云：“《汉书·李广传》后之《李陵传》，即欲继美太史公之《李广传》也。中叙陵苦战一大段，直逼《史记·淮阴侯传》、《项羽本纪》。传末凄惋处，直兼伍子胥屠、岸贾二事情景。”
又云：“千古伤心人无如伍子胥，李陵。子胥犹得报仇泄愤，李陵则长此终古，非得班孟坚奇文传之，其事亦淹没不彰。惟于别苏武诗稍寄悲慨之一二而已。《文选》有《李陵答苏武书》，端系六朝人赝作，即全本班书《李陵传》翻演成者，东坡嗤为齐梁小儿之言，不诬也，昭明选之，可谓无识矣。以中国有名人而降外国，李陵外有庾信、哥舒翰其最着者也。然其冤惨皆不如陵。陵名家子，其将才可以大破匈奴，立功塞外，徒以自恃太过，一误（以不愿属贰师不得骑）再误（不听军吏言败后求道径还归），致身败家族，致足悲矣。孟坚《汉书》，原不必为陵特立佳传，然难得此好题目，可与史迁竞胜，又代史迁发一大牢骚，故为特附一传于《李广传》后。孟坚平日于史迁文字，自己烂熟胸中，如伍子胥之父兄被诛，仓皇亡命，百计复仇；赵氏之族灭于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生死存孤：皆极人世伤心之故。但事情各异，只能得其嘻嘘悲恸神情。独有项籍，百战百胜，而垓下被围之后，以寡敌众终，至败亡。羽之力战至死，与陵之力战以至于降，情景极为相似。故陵以步兵五千人，敌单于八万余骑，犹羽麾下壮士骑从者仅八百余人，而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也。陵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犹羽渡淮骑能属者仅百余人也。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犹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也。陵便衣独步出营，犹项羽夜起饮帐中也。陵太息曰：兵败死矣，曰天明坐受缚矣；犹羽自度不得脱也。军使言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犹羽自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今率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军吏劝陵求道径还归，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及无面目报陛下云云；犹乌江亭长劝羽渡江，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云云也。陵抵大泽葭苇中，犹羽至阴陵迷失道陷大泽中也。其尤似者力战之勇，孟坚叙陵以少击众曰击杀千人，曰斩首三千余级，曰复杀千人，曰复伤杀虏二千余人，皆陵五千人所手刃：犹史公叙羽曰，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曰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羽令骑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陵则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刃。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陵则止左右毋随我，大丈夫一取单于耳。羽有美人名虞，悲歌慷慨；陵则军中有女子，鼓声不起。其他管敢具告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似韩信使人间视陈馀，知不用广武君策，信大喜。陵居谷中，虏在山上一段，似孙膑引庞涓入马陵道时。陵纵火自救，发连弩射单于，单于遮道攻陵，四面矢如雨下，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庞涓追孙膑时亦言举火，言万弩夹道而伏，言万弩俱发，言斩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其不仅以《项羽本纪》者矣。”
又云：“班孟坚《王贡两龚鲍传》首先历举古来自洁之士，次历举当时清名之士，以为王吉辈发端，传中插入邴汉、邴曼容等，传末复旁及诸清名之士，此班书之规模《史记·孟荀列传》者。”
第五节 经学家之散文
汉自武帝崇尚儒术，通经之士日众，汉之能文者几于无不通经，今论其荦荦大者董仲舒、刘向二人，以为代表焉。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田园，其勤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对贤良策焉。”《一百三家集》有《董胶西集》一卷。
贤良策对一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己行之事，以亲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着，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币，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祜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政。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曾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董生之学，深邃者在春秋及阴阳之说，其大有功于世者，则班固所云切当世，施朝廷者也。班氏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言，州郡举茂材孝廉，皆仲舒发之。澧谓孔子孟子，不能行其道于天下，至董生乃能施之发之。”
《石遗室论文》云：“汉代文章，世称贾茂董醇。茂盛也，即树木枝叶畅茂之意，贾生之策论，根本盛大，枝叶扶疏，茂不难解也。董之醇在何处乎？均是此意此言，在他人言之透露，而董言之含蓄；他人言之激烈，而董言之委婉，不肯求其简捷。三策原以灾异作主，而第一篇开口曰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曰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曰事在强勉而已矣，曰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皆说得亲切近情。曰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曰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委婉中又说得郑重，视天难谌命靡常者较亲切矣。曰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云云，曰天任德不任刑，曰阳不得阴之助云云，曰故先王不肯为也，皆颇有至理。曰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则煞句颇峭，以其上正心以正朝廷各句已堂堂正正说之，此处正收太平，故反足一句；又足以阴阳调风雨时，至王道终矣一段，以鼓舞修德之心，文气可谓厚矣；又反足以凤鸟不至，至不得致也数句，厚之至也。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数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文气已足矣；又重之曰，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皆文气之厚处；又肯说多余话，而说来不讨厌，使人动听，如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云云是也。”
《汉书·楚元王传》云：向字子政，末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郎。既冠，以行修饰擢为谏大夫。《一百三家集》有《刘子政集》一卷。今录其《谏起昌陵疏》如下：
谏起昌陵疏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土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邱陇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邱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邱陇，多其瘗藏，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河，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官馆之盛，不可胜原。多杀宫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罹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陇弥高，官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官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束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惛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邱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式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石遗室论文》云：“刘向《论起昌陵疏》，首段言自古无不亡之国，厚葬无益，可谓敢言，以一唱三叹，极有风神。其警语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又云：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次段历举古来薄葬之人，皆有特识，亦以淡宕之笔出之。其警语云：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张释之对汉文帝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为无穷计也。又云：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三段乃详言厚葬之害，以甚足悲也，岂不哀哉。分两次作煞笔，亦出以唱叹。末段始反复总以痛切之言，其警语云：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又云：陛下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埠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子政文章，笔皆平实，此篇独多姿态。”
董、刘之文，其根据经术剀切深厚如此。柱尝谓汉之散文，可分四大派，一辞赋派，二经世派，三经术派，四史学派，其余可为附庸而已。辞赋派以司马相如、扬雄为宗，其后流而为骈文，后世古文家韩退之时或宗之；经世派以贾谊、晁错为魁，其流而为骈文者陆宣公为最，后世古文家三苏等宗之；经术派以董仲舒、刘向为首，而后世古文家李翱、曾巩、王安石辈宗之；史学家以司马迁、班固为祖，而后世古文家韩退之，欧阳修之徒，多宗司马氏。
此外公孙宏、匡衡亦以经术为文，若京房、翼奉、李寻等虽经学专家而散文非其所长矣，至于东汉无一不文以经术焉。
第六节 训诂派之散文
西汉经学家之于经也，大抵通大义，不事章句，如贾、董、刘向、扬雄之徒皆是也。至东汉儒者，遂为之一变，事章句，工训诂，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之徒是也。西汉儒者求通大义，故多工文；东汉儒者局促于训诂，故鲜能文者；惟马融之辞赋，最为富丽，足以上方扬班而已。今略论郑玄、许慎二家，以见一斑焉。
《后汉书·郑玄传》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宫，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师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今录其《戒子书》如下：
戒子益恩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黻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未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后汉书·儒林传》云：“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今录其《说文解字叙》于后：
说文解字叙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明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大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徴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己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竟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图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仟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康成之文，信笔而书，甚不费力，近于自然派之散文，为后来陶渊明一派所宗。叔重之文，镂心镌贤，颇近骈文。东汉训诂家之散文，以二子为最杰出矣。
第七节 碑文家之散文
两汉金石家之文，多不着撰者姓名，盖古例也。然其文极浑厚朴茂，唐韩愈碑文，最为后世称颂，而不知多本于汉碑也。汉金文如盘铭等多属韵文，今不录。惟碑则有铭有叙，铭虽韵文，而叙文则散文也。故今略录一二，以见其为周秦金石文之流变焉。
汉碑用字固多俗体，以其为隶变也。然时亦多存古字，且缘殷周钟鼎文字之例，多用通假字，故读汉碑不特可见文体之流变，且可以见字体之流变焉。
国三老袁君碑
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厥先舜苗，世为封君。周之兴，虞阏父典陶正，嗣满为陈侯，至玄孙涛涂。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鲁僖公四年，为大夫；哀十一年，颇为司徒，其末或适齐楚，而袁生□独留陈。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策。天下既定，还宅扶乐。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孙干，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后锡金紫，仟修城之郭。干薨，子经嗣。经薨，子山嗣。传国三世，至王莽而绝。君即山之曾孙，缵神明之洪族，资天德之清则，惇综《易》、《诗》，而悦礼乐，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谢病归家。孝顺初政，咨□□白，三府举君，徴拜议郎、符节令。时元子光博平令，中子腾尚书郎，少子璋谒者，诏书壁□□可父事。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持节安车，亲□几杖之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后拜梁相，帝御九龙殿，引君对觌，与饭酒，赐饮宴，册曰：顷者连遇运害，灾条备至，阴阳不和，寒暑不节。昔孔子制义，承奉则有兴盛之福，慢期即致来咎之变，朕以妙身，袭裘继业，二九之戎，今直其际，图记占□，慎在藩国。自先帝至德，犹有七国之谋，盖治世者不讳其难。朕追寤社稷之重，恐有交会诸国王侯，开导以骄满之渐，令奸邪因缘生慝，相以显选，简练内升。昔掌苻竟，惠抚我民，故连拔授，不问勋次，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隐栝在手。往者王尊发纵于平阳，清约藩辅，其节衎然。忠臣之义，有献善去否，其加精微，测切防绝。朕疚心以戒，今特赐钱十万，杂缯三十匹，玉具剑佩，书刀、绣文印衣、无极手巾各一。往悉乃心，勉崇协同，便宜数上。君子曰：优贤之宠，于斯盛矣。宰县治郡，无民不思。载八十五，以病致仕。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卒。居罔室庐，殡于假馆。昔行父乎仲，小国之卿，其俭犹称，况汉大夫，父子同升，而无环堵，不遭丘明实录之时，便前哲孤名。而君独立。于是厥孙卫尉滂，司徒掾弘图，刊石作铭。其辞曰：飞清邈，纷其厉；跨高山，铺云际。作帝父，振秽；登华龙，眺天空。酌不挥，凯以迈，民被泽，邦畿乂，才本德，曜其碣；□煌煌、数万世。
郎中郑君碑
君讳固，字伯坚，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质，履上仁之清操；孝友着乎闺门，至行立乎乡党。初受业于欧阳，遂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入则腹心，出则爪牙，忠以卫上，清以自修。犯颜謇愕，造膝辞，加以好成方类，推贤达善，逡遁退让，当世以此服之。群后珍玮，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奉我方贡。清眇冠手群彦，德能简乎圣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诏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锢辞，未满期限，从其本规，乃遘凶愍。年廿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陨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于岐嶷，□□见于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兆共坟，配食斯坛，以慰考妣之心。琦瑶延以为至德不纪，则钟鼎奚铭；昔姬武，弟述其兄，综极徽猷行于篾陋，独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遗芳。其辞曰：于惟郎中，实天生德，颐亲诲弟，虔恭竭力。教我义方，导我礼则，传宣孔业，作世幕则。从政事上，忠以自勖，贡计王庭，华夏归服，帝用嘉之，显拜殊特，将从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灾，陨命颠沛，家失所怙，国亡忠直。俯哭谁诉，仰啼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
吾尝谓金石文实可谓为纯粹之美术文，金石字亦可谓纯粹之美术字，盖欲借此以寿世者也。西汉以前之金石文多不着姓名，多不见于各家之专集，以当时尚无集也。故今于周秦与两汉之金石文特为专章以论之。
吴闿生云：“文章之事，以金石刻为最重，其体亦最难。自退之韩氏外，殆莫有能为之者。柳州犹不失法度。至欧公而后，则尽篾古初，率意自为，名为志铭，笔势与他文无异。三苏不喜为碑刻，世亦知其不工。于是独欧公碑铭至多，而尤擅大名。吾尝谓欧公所为碑文，皆论序传状类耳，实于金石体裁无与。夫文各有体要，今序书传而用箴颂，作章奏而仿歌诗，可乎？欧公铭志之文，何以异是。呜乎，法之不明也久矣。儿时读韩文，喜其惊创瑰奇，以为退之伟才，故独辟蹊径如是，后来者所当步趋，而莫外也。及睹《蔡中郎集》，乃知碑刻之体，创自中郎；退之特踵其法为之，未尝立异，顾其才高，遂乃出奇无穷耳。后得洪文惠所辑《汉碑刻》，益诧为平生所未见，反复研诵，弥月不能去手。乃知汉人碑颂，其高文至多，崇闳隽伟，非中郎一家所能概，而退之不能出其范围。中郎虽负盛名，亦因当时风气而为之，非其特创者，而金石之文固而导源于此也。盖三代以上，铭功德于彝鼎，其词尚简，今存者虽多而不尽可识；石刻之文，惟岐阳之鼓，后世亦未能尽解，顾其体可意而知也。秦皇崛起，褒功立石，皆丞相斯为之，原本雅颂，一变而为金石之体，法律森严，足以范围百世；后儒或以为破除诗书，自我作古者非也。事未有无法而可以自立者，彼李斯宁独异哉？继斯而作者则孟坚《燕然山铭》，皆轩天拔地，壁立万仞；岂独二子才雄，抑金石之作，其道固若是也，碑铭如于东汉，作者不尽知其何人，要皆遵循成轨，制作玮异，其气其辞，与三代彝鼎石鼓秦皇刻石肸蛮相通，无支离隔绝之诮，所存今不可多见，见者莫不光气炯然，皆天地之鸿宝也。论者不察，辄病东汉靡弱，谓其气尔然而尽，是岂可谓知言乎？曹氏代汉，相去未几，所为大飨受禅诸碑，皆当时朝庙钜典，而气既剽轻，词亦窳陋，良由操、丕否德，亦篡逆之朝，执笔者固无弘毅之士也。自是以降，六朝碑志，陈陈相因，一流于骈俪浮冗，无可观览；至退之而后起衰振懦，夐绝前载，而规橅意度，则一秉东汉之遗，可覆按也。今学者皆知韩文之奇，而于汉代诸碑熟视若无睹焉；譬如敬人之子孙，而忘其父祖可乎？”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
第一节 总论
《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拓集浅陋；故扬赐号为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官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漉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稽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刘师培谓此篇述东汉三国文学变迁，至为明晰，诚学者所宜参考也。
刘师培云：“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祢衡始。《鹦鹉赋序》谓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聘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语）此皆衡文开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启。故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刘说固是。然亦本于《文心雕龙》。《神思篇》云：“相如含笔而腐豪，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制，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召而成赋，子建援椟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彦和所举捷速诸人，多属建安者，可见西汉迟缓之文，至汉末而一变矣。
又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专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等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又云：“《文心雕龙》诸书，或以魏代文学，与汉不异，不知文学变迁，因自然之势，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中古文学史》）刘氏此论最精。盖文章之体，各有所宜，至此时而辨别始严。魏文帝《典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两汉之世，专欲为文人者惟辞赋家耳，若着散文者则以奏疏为最工，此则以政教为本，而非专欲为文者也。故两汉之世，尚未至于为文学而文学时代。迄乎曹魏，则文学之风始大盛，故论文之篇，子桓子建，均有佳制，非崇尚文学，曷克臻此？以是之故，诗赋之外，宜文宜质，亦极有体裁矣。
第二节 三曹之散文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三祖者武帝操、文帝丕、明帝睿也。陈王者，陈思王植也。四人之中，以操、丕及植为优。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举孝廉为郎，黄巾起拜骑都尉，历官至丞相，由魏国公晋封王，谥曰武，子丕受汉碑禅，尊为太祖武皇帝。《魏志》曰：“汉末天下大乱，豪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士矣。”申商韩白二语，可以见魏武之学术，即可以见魏武之文章，亦足以观汉魏之际之文风矣。魏武之四言诗，既笼罩一切，于三百篇外独树一帜，非汉人步趋三百篇者所能及：其散文亦雄伟悲壮，虎步百代。《一百三家集》有《魏武帝集》一卷。
让县自明本志令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憯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擒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入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思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赏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贵也。
曹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仕汉为五官中郎将，操殁，嗣为丞相，魏王受汉禅，改元黄初，薨谥曰文。《魏志》云：“帝好文学，以着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传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又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一百三家集》有《魏文帝集》一卷。
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盾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着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子桓文修饬安闲，与乃父之愤笔疾书，作风大别矣。他如《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尤为清丽卓约，吾尝以谓魏文帝之诗文，与王右军之书法，可同类共赏。
曹植字子建，丕弟，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黄初三年进侯为鄄城王，徙封东阿，又封陈，谥曰思。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曹子建集》十卷。
籍田说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顾而谓之曰：“昔者神农氏始尝万草，教民种植。今寡人之兴此田，将欲以拟乎治国，非徒娱耳目而已也。夫营畴万亩，厥田上下，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果被园，宰农实掌，是谓公田，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没而归馆，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雚特畴，禾黍异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泉涌，庇重阴，怀有虞，抚素琴，此亦寡人之所习乐也。兰、蕙、荃、蘅，植之近畴，此亦寡人之所亲贤也。刺藜、臭蔚，弃之乎远疆，此亦寡人之所远佞也。若年丰岁登，果茂莱滋，则臣仆小大，咸取验焉。”
封人有能以轻凿修钩，去树之蝎者，树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识治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鲧、兜，非尧之蝎欤？”问曰：“诸侯之国，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齐之诸田，晋之六卿，鲁之三桓，非诸侯之蝎欤？然三国无轻凿修钩之任，终于齐篡鲁弱，晋国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识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贵而骄，残仁贼义，甘财悦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国。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显令德。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则改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夫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无不植也。
此寓言之文，上承庄列，而秦汉已少见之；后世古文家，韩柳亦尝为之，柳宗元所为，尤与子建为近。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之散文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着《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比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着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曹植《与杨德祖书》亦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纲以该之，顿八弦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观此三篇所论，则七子之作风可知矣。七子者，《典论》所列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后人所号为建安七子者也。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少有俊才，献帝时为北海相，立学校，表儒术，寻拜大中大夫。性宽容少忘，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贤达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为曹操所忌，被诛。《一百三家集》有《孔少府集》一卷。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学显着，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履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一百三家集》有《王侍中集》一卷。
徐干字伟长，北海人，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前为何进主簿；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归太祖。《一百三家集》有《陈记室集》一卷。
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一百三家集》有《阮元瑜集》一卷。
应玚字德琏，汝南人。《一百三家集》有《应德琏集》一卷。
刘桢字公干，东平人。玚桢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一百三家集》有《刘公集》一卷。
七子之散文，自以孔融为最高，魏文称为气体高妙，诚可当之而无愧；王粲次之；陈琳又次之；余则难以伯仲矣。
汝颍优劣论
孔融
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鸩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着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为刘荆州与袁谭书
王粲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三室震荡，彝伦攸。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胸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未，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躯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土丐卒荀偃之事，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泥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然庄公卒从大隧之乐，象傲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疴，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谏何进召外兵
陈琳
《易》称既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只为乱阶。
谏曹植书
刘桢
家丞刑颙，北士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
要而论之，魏代散文，约分两派。一曰：悲壮派，此派自魏武开之，陈思继之，益以富丽；凡王粲、陈琳、吴质之属随之，而皆望尘不及者也；凡六朝陆机、徐庾等尚气势者均自此出。二曰：清丽派，此派魏文倡之；凡阮籍、繁钦之徒随之；凡六朝之潜气内转，尚气韵一派，均从此出。
第四节 吴蜀之散文
吴蜀文学，远不及魏。然蜀之诸葛亮，有前后《出师表》，实千古最有名之文字，吴文之为人传诵者，则几于无有。唯有韦曜之《博奕论》，与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等不过数篇而已。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蜀汉丞相，封武乡侯。《蜀志》云：“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衍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教言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一百三家集》有《诸葛亮丞相集》三卷。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孙权尝问恪曰：卿父与叔父（诸葛亮）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为吴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拜太傅。
前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矢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袆、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与丞相陆逊书
惕敬叔传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克。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聘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圣贤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已不如礼则人不服，贵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己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
《石遗室论文》云：“《前出师表》中段的是三国时文字，上变汉京之朴茂，下开六朝之隽爽。其气韵少能辨之者。此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至‘此臣之新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悲壮苍凉，所谓声情激越矣。《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云：‘孤始举孝廉，年少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走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后孤讨擒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然欲使孤便尔委捐新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新祸，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老横中又时有慷慨悲歌之意。下至孙权，其《与曹公笺》，亦有‘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等语，见《吴历》。可见当时文章风气大同小异如此。”
林传甲云：“蜀汉昭烈帝备，当汉祚已移，拥梁益一隅，称尊号，规模未备，文物无足称。后世史臣，每尊蜀汉为正统者，则因武侯《出师表》而重也。亲贤臣，远小人，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皆儒者纯粹之精语。《后出师表》所谓汉赋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害，非所逆睹，非社稷之臣而能若是乎？武侯自知才弱敌强，惟不安于坐以待亡，故冒险进取，光明磊落，可揭以告万世。孔明将没，自表后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呜呼，此其所以为孔明欤？魏臣华歆、王朗、陈群、诸葛璋各有书与孔明，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孔明不报书，作正议，其大义昭于天日矣。”
又云：“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自孙氏始。孙坚盖孙武之后，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转战无前，骁健尚武。策始用文士张纮，为书绝袁术。孙权袭父兄之业，称帝号，其文笔古雅，《责诸葛瑾之诏》，《让孙皎之书》，所见皆卓尔不群。其子孙休继立为景帝，其《答张布诏》曰：孤之涉学，群书略备，所见不少也。由此观之，南朝天子好读书，孙氏实启之矣。虞翻《谏猎书》之简要，骆统《理张温表》之详畅，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上孙奋笺》之明敏条达，吴人文之可传者也。吴楚多才，如严峻之好说文，阚泽陆续之善历数，薛综滑稽，出口成文，亦西蜀秦宓之流亚也。《周瑜传》中《谏以荆州资刘备疏》、《荐鲁肃疏》，皆非完璧，而雄直之气，略可见也。吴之末造，贺邵《谏孙皓书》、韦曜之《博奕论》、华核《请救蜀表》，渐近偶俪，亦皆质而不俚，足以自竞于汉魏之间。孰谓南朝文士柔弱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