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

兴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5)的考据学派，也称汉学(朴学)派、清代古文经学派。在这一时期，宋明时代盛极一时的理学已经没落，而清初那种积极务实、激烈奔放的学术思想和学风并没有得到继承发展。经济恢复，封建政治统治严苛而稳固，知识分子畏避文网而专注于古代文献的整理、诠释，遂形成朴实但又烦琐的考据学派。他们以“博学于文”为宗旨，举凡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天文、地理、算法、律吕、金石、版本、目录等等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从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到乾嘉学派的鼎盛，其间有康熙时期阎若璩、胡渭代表的考据学派的先声。阎若璩，字百诗。他的《古文尚书疏证》证明，东晋以来一千多年被视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乃是伪书。其考证引经据古，直成铁案。胡渭，字朏明。他的代表作《易图明辨》，“引据旧文，互相参证”，证明南宋以来被认为属于上古文献《易经》内容的“河图洛书”乃是宋代道士陈抟等伪造附入的。乾嘉时期，考据学派臻于全盛。其主流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代表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他秉世代家学渊源，承顾炎武以来从古文字声训入手治经的传统，强调用声音、训诂、校勘、考据之学整理古代文献。但他在反对宋儒治经牵强臆度之习的同时，株守汉代经师故训，以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从宋人窠臼跳出却又造成泥古驳杂的流弊。所著有《周易述》、《易汉学》、《古文尚书考》等等。吴派中坚有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昕等人皆恪守惠氏尊崇汉儒的宗旨。其中成就最大者为钱大昕。大昕博学多才，“无经不通”、“无艺不精”，虽本汉学，但并不过分拘泥。他的《廿二史考异》对浩繁的“正史”详加勘证，校订了许多传写、刊刻的讹伪，驳正了不少注释的舛错。在学术界偏于治经，疏于治史的情况下，钱大昕不仅治史有成，而且对考订史籍的方法作了总结，对后来影响较大。王鸣盛治经态度保守，但治史之作《十七史商榷》，校勘补正，审辨虚实异同，多有成就。皖派宗师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曾就学于著名经学家江永，并与稍早的吴派考据学者多所磋切。他从事考据，坚持客观、谨严的原则，其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这就突破了吴派盲目尊崇汉儒的局限，成为乾嘉学派中佼佼而立的集大成者。戴震精于音韵文字之学，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古韵分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并且发现了故训与音声相互表里的规律，总结了古文音、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治经，“发明独多”。他的《考工记图》对《考工记》及其汉注多所订正；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代算书多种，使诸多失传的古代数学成就重现于世；他对因长期流传而致经文与注文混合错乱的《水经注》精心审理，分开经、注，基本恢复了原书的面貌。戴震作为考据学派的大师又并不赞成一味考据、不谈思想内容的学风，主张把考据作为“闻道”的手段。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继承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强烈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表达了包含反封建战斗精神的人性论和理欲说。戴震之后，皖派传人成就卓著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学知广博，治学严谨，把考据学继续推向高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详加注释，改正讹误，创道条例，阐明音训，是东汉以来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高的著作。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也皆为研究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的上乘之作。乾嘉学派中的另一部分学者如汪中、焦循等，在从事考据的同时注重“义理”的探寻，于考据治经中对哲学思想多所创见。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尤为代表之作。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太平盛世”逝去，大动荡的时代到来，思想学术界急速分化转变，新的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学派——今文经学派应运而生，考据学派虽有俞樾、孙诒让等人的传承，也就不过是乾嘉之盛的余音了。

乾嘉学派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安定繁荣、封建专制主义极端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中国古文字学、古韵学的研究方面，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事业功绩卓著。对于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也达于较高的成就。乾嘉学派建立的文史考据工作方法对近代学术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值得取其精华加以学习。但是乾嘉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食古不化，皓首穷经，专注于上古文献经典的诠释考订，逃避现实，不仅无法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本质研究，而且传染了烦琐僵化、脱离实际的学风。作为一代学术的主导潮流，乾嘉学派在中国封建社会趋于解体、西方殖民主义日渐东来的历史时代，其当时的基本社会影响是消极的。关于乾嘉学派的许多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初步了解和研究可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2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