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其小说真是非同凡响

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其小说真是非同凡响

哲人道人的小说，与一般文学家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哲学家观察事物、体验生活，比较深刻，富有哲理性。道家思想微妙玄通，虚无缥缈。正是此种原因，庄子小说就与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意境不同；二是艺术风格不同。先秦两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的一些反差现象，也就更能显示出庄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庄子小说意境深厚，味浓意郁，蕴涵悠深，具有丰富的哲理性和虚无缥缈的神秘色彩。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小说，虽然也不乏佳作，一般说来，都显得意境浅显，蕴涵匪深，没有庄子小说那种特殊怪味。把庄子小说与《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新序》《说苑》《吴越春秋》《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小说相比较，就很容易看到此种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还是研讨一些具体作品，便可从中窥视到此种情趣。庄子“轮扁斫轮”（《庄子·天道》）的小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其中的字句，可能并不会记得很清楚。为了便于比较，现将小说的原文援引如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得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所谓“糟魄”，即糟粕也。与庄子此篇小说同样内容，西汉韩婴也写了一篇小说。韩婴此篇小说与庄子小说对照阅读，它们的优劣工拙，便会不言而喻。韩婴此篇小说如下：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伦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先圣之书。”伦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把“桓公”改成“楚成王”，“轮扁”改为“伦扁”，其中的意境亦与庄子小说大不相同。庄子小说是在说明轮扁斫轮的技艺甚为微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意境浑厚，音韵天成，耐人寻味。韩婴此篇，亦想说明伦扁斫轮的技艺，只能存乎人心，不得言传于人。然而，作者通过伦扁斫轮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种旨趣。其中小说的关键文字写道：“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显然，据此并不能说伦扁有什么不可言传的技艺可言。小说最后又加上“唐虞之法”“《诗》曰”的议论文字，也与伦扁斫轮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可见，此篇小说主题混乱，缺乏意境，令人索然乏味。

庄子“桓公田于泽”而见鬼的小说，看来是根据《管子》中的小说改写而成。《风俗通义》引《管子》说：“齐公出于泽，见衣紫衣，大如毂，长如辕，拱手而立。还归，寝疾，数月不出。有皇士者，见公语，惊曰：‘物恶能伤公！公自伤也。此所谓泽神委蛇者，唯霸主乃得见之。’于是桓公欣然笑，不终日而病愈。”此篇小说写得比较粗糙呆笃，意境浅显，故事情节不够完整。经过庄子改写，便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蕴涵更加深邃，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较之原故事，庄子增加了管仲为御，桓公抚管仲手，二人对话的情节；增加了齐士皇子告敖告诉桓公：“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公是仇滀之气“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的情节；增加了委蛇捧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的情节。经过庄子如此改写，就赋予小说一种新的内涵和崭新的面貌，把齐桓公急于称霸，利令智昏，丑态百出的形象，和盘托出。由于小说旨在说明守气全神的养生之道，使得小说更加具有出神入化的灵境。真可谓点铁成金也！

同后代小说相比，也能看出优劣。庄子有一篇“惠子相梁”的小说，刘向也有一篇“惠子欲相梁”的小说，虽然二者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作品意境上去分析，还是能够鉴别出它们的高低工拙的。庄子此篇小说全文是：“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庄子·秋水》）此篇是寓言小说，表现庄子“无以得殉名”的思想。作者把相位比作腐鼠，意境顿然生辉，表现了庄子高尚的情操。刘向此篇小说的境界如何呢？小说全文是：“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见之狗耳。’”不难看出，此篇小说写得虽生动形象，但格调不高，意境浅陋，与庄子小说相比，大相径庭。

庄子小说的深远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犹如苍茫大海，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这与庄子小说宣扬虚无缥缈的道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是其一。

其二，哲人道人之作在艺术风格上较之一般作家的作品，亦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小说大都表现出恣肆汪洋、雄奇怪诞、虚无缥缈的特色，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的小说，相对而言，就显得有些朴实无华、板滞呆笃。庄子小说的此种艺术风格，在其许多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如“孔子观于吕梁”（《庄子·达生》）此篇小说，写吕梁丈夫水性超常，蹈水有术。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不敢游，吕梁丈夫却跳水而游。此人游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游于塘下。孔子观看此等情景，目瞪口呆，以为是“鬼”。再如，“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的浪漫主义手法，“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精辟奇险镜头，“盗跖教训孔子”那戏弄“圣人”、出奇制胜的惊人场面，“庄子梦见空髑髅”（《庄子·至乐》）对人间之劳的感慨万千，凡此等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庄子小说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风貌。其他小说，如《晏子春秋》这部古典小说集，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色彩，有些篇章亦不乏讽刺趣味，但总的看来，大都写得平实质朴，缺乏气势。再如《左传》中“介子推不言禄”“蹇叔哭师”，《战国策》中“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列女传》中“齐相御妻”“鲁漆室女”，《风俗通义》中“李君神”等，其中对许多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大都栩栩如生，有声有色。《吴越春秋》中“吴女紫玉传”，亦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颇有戏剧性。有些小说并不能说它们没有什么艺术风格，但它们都不像庄子小说那样雄奇瑰丽，幽默诙谐，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庄子小说具有的此种奇趣怪味，其中就浸透着丰富的哲理情思和微妙玄通、虚无缥缈的道义。简而言之，庄子小说与其他作家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也可以说就在奇与正的不同。

如果我们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先秦小说和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了一种反差现象。先秦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属于早期的婴儿，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稚气，即有些小说叙事较少，对话较多。如“庄子说服赵文王停止斗剑取乐”（《庄子·说剑》）、“渔父教训孔子”（《庄子·渔父》）等即是，但亦仍不失为上品。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庄子有的小说叙事性就较强，有些小说叙事与对话间半，如“宋元君画图”“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郑有神巫曰季咸”“孔子观于吕梁”“宋元君夜半梦人被发窥阿门”等小说，在艺术上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作品。逮至两汉，尤其到后汉，小说的形式便逐渐臻于成熟，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赵晔的《吴赵春秋》等著作中的有些小说，已经克服了先秦小说乃至汉初小说那种对话过多的弊端，在形式上更加完美。尽管不像唐传奇、宋代话本小说篇幅那样可观。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应当更加臻于完美。但是，这个时期的有些小说，如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等，其中有许多小说，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上，不但没有什么高言妙句，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反而不如先秦两汉小说那样令人爱读，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如《战国策》“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的“轮扁斫轮”“桓公田于泽”“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有些小说相比，显得更完美些。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先秦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承认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