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题》古杨散文赏析
浅说语言的文化积淀
不同的语言词语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就要对它大部分词语的历史文化来源有较清楚的认识。
一、数字词。汉语以双数为吉祥的象征，又以九为天地的完美至数。《黄帝内经》认为，天地始于九。十二在古代是个令人瞩目的序数系列，十二生肖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人名、地名、国名。不同的民族语言对这些名称各有讲究。汉语以诸葛亮为智慧的化身，但其他民族（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以外）就不会有这种说法。曾有人写文章说“布什挥泪斩马谡”，指撤换国防部长。外国人看了准保不明白。西方国家由于传统宗教影响，都以犹大为叛徒的代长。二战以后英语出现了一个新词吉斯林（Quisling），词义是卖国贼、内奸，有如我国的汪精卫。其实这是一个真人的名字，即挪威投降希特勒的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名字里的阿道夫意思为“高贵的狼”，二战后德国人多弃用此名。望文生义也时常闹出笑话，几十年前有人命题作文曰《拿破仑与项羽》，一位先生大笔一挥：“项羽力大无穷，好轮尚且不惧，况拿一破仑乎！”拿破仑原为希腊文，意思是森林中的狮子。那（拿）不勒斯（Naples）是一意大利城市名，拿破仑的祖先曾经在此生活过，马来语里“新加”的意思是狮子，“坡”是岛。新加坡就是狮子岛。
三、成语典故。法语说“回到我们的羊群来”，同于汉语的“书归正传”。若将汉语“胸有成竹”译成胸口有根竹竿，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更是难于传译。同样，见到一个外国特殊词语最好的办法是仔细查考，不要强作解释。放魔鬼出笼西方习惯讲“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汉语却没有相应的词语。西方语言中有的月份名称各有历史故事，而汉语直用排序的数字，没有什么讲究。美国总统布什本想说反恐是伟大的事业，但他却用了“十字军”一词，引来了批评。总统发言人只好出来纠正说由于十字军一词包含宗教战争的历史含义，布什总统后悔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对恐怖分子发动的战争。
四、词和词义都有时代性。人们传唱李叔同的“长城外、古道边”常常把“一觚浊酒尽余欢”里的觚（gū）说唱成“壶”。原因是这个字太生僻了，现代汉语已不再用它。这是一种古代的盛酒器皿，上下呈喇叭形，腰细，高圈足，足上和腹部有棱。“白象”在英语里有“废物”的词义。指的是泰国（原暹罗国）国王以白色的大象赠给臣下，使得他不能杀掉，只能养着。比喻礼物虽珍贵却是无用的。所以“白象”牌的电池在国外是卖不出去的。
五、谐音双关。各种语言都有谐音双关的现象。“8”谐音“发”，“4”谐音“死”。英语的in lot water既可指“在热水里”，也可指“在水深火热之中”。用得俏皮可以大大增加表现力。韩愈、贾岛、顾况、白乐天四个人的名字组成的“寒雨敲门识家到，古筐盛米拜箩添”，既有四个谐音的人名，又有“推敲”“长安米贵”的典故。二战后有人制灯谜“日本投降”，答案一曰屈原，二曰苏武，谐音屈服于原子弹和败于苏联的武装力量，构思十分巧妙。
历史、经济和文化的种种表现积淀在民族语的词汇之中，如今每年都有人统计“流行词语”，这将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和未来的文化、经济研究者提供不少资料和佐证。
刘勰与隐秀说
魏晋玄学为中国哲学树立了一个具终极性质的本体“道”或者说“无”，这为构建一种崭新的形而上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哲学基础上，以社会为根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觀遭到具备新型哲学理念的文人的怀疑和扬弃。新的人格理想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给予人的感性存在充分的合法性，将人的最高属性指向宇宙之体，也就是玄学的本体“道”。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文人的视野，客观上也拓展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视域，所以才会有意境说的出现。后代学者以意境说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理念，笔者以为是因为意境说表明了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创造的是一个丰富且能自生自足、变幻无穷的精神上的宇宙空间。没有魏晋玄学的理论营构和魏晋文人对玄学理论的人生实践，意境说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魏晋六朝时期，以玄学为理论前提、士人风范为社会基础合力而成的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艺术概念，并不是后期成熟的意境说，而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的隐秀论。
《隐秀》见《文心雕龙》卷四十，在全书结构中位置重要。现代国学大师黄侃曾指出：“夫隐秀之义，诠明极艰，彦和既立专篇，可知于文苑最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隐秀第四十》）重要在何处？重要就重要在既体现了刘勰《文心雕龙》的修辞思想，又体现了刘勰作为一位敏感的艺术理论家对所属时代美学精神的体悟与总结。《隐秀》开篇就讲“文之英蕤，有隐有秀”。所谓“秀”，是“实”，是“显”，是独拔，是卓绝；所谓“隐”，是“虚”，是“藏”，是不显露，是内在。“隐”是“秀”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基础，“秀”是“隐”内容的自然表现或流露。一方面是“隐”待“秀”而明，另一方面是“秀”依“隐”而深。倘若“隐”而乏“秀”，则流于晦涩暗淡；“秀”而不“隐”，则流于轻绮浮靡。因此，“隐”与“秀”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实质上是意与言、情与采、情与景、内容与形式、体与用的关系。可见“隐秀”决非一个单纯的修辞问题，是刘勰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一条重要的内在规律的揭示，是对文学作品很高的美学追求。所以，无论刘勰是否有意，“隐秀”二字在客观上高度概括和总结了魏晋六朝时期艺术精神的总体特征。魏晋士人对智慧的偏爱，对有限人生的重视，于有限人生中追求品位和快乐多姿，其人格“秀”偏重当下和此时的完全。但魏晋士人的思想之根本仍在于形而上的玄学体系，有限人生之“秀”必然指向无限的意味深隐的“道”。
要深入“隐秀”中关照其艺术精神，就有必要考察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因为“隐秀”最直接的哲学基础就是言意之辨。玄学的言意之辨可溯到庄子的“得意忘言”。《庄子·外物篇》载：“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国魏玄学家王弼曾详解曰：“夫象者，出意着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王弼《三国·魏》、《周易略例·明象章》）这样就得出了“言象不可尽意，百尽意又莫若言象，要想‘尽意’就必须得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了”。
不论从文学理论还是从艺术精神来看，“隐秀”的主要特征均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两句：‘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当为《隐秀》之主旨。‘秀’谓‘得意’于言中，而‘隐’则‘得意’于言外也。自陆机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者’，至刘勰之‘文外曲致’、‘情在词外’，此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所讨论之核心问题，而刘彦和《隐秀》为此问题做了总结……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汤用彤《汤用彤选集·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刘勰提出的“隐秀”说在理论上沉积了魏晋玄学的主体特征，也是对超世本体形而上的思考，其所直接承继的玄学“言意之辨”，在本质上其实是哲学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问题，它关系到魏晋玄学的哲学根基和魏晋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隐秀”是刘勰对魏晋时期艺术精神的理论总结。另外，“隐秀”所昭示的有限与无限的合一，以“秀”作为对有限之存在的美学规定，以“隐”作为对无限之本体的形而上体慕，恰是对魏晋士人人格理想和在此人格理想实践中生成的生命美学的高度概括和命名。
综上可知，刘勰提出的“隐秀”说在客观上成为了对魏晋六朝时期产生的中华中古文化独特精神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将理论根基扎在玄学之上又融入中古精英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实践的“隐秀”学说，一改秦汉以来以儒家入世哲学为基础的艺术观和美学观，在一种超世的价值体系上，构建开发了中国文艺的思想空间和美学空间，成为后世美学“神韵”说、“意境”说的先发之音。
白居易为诗与为人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16岁时写就的《赋得古原草送別》一诗的前半部分。短短的二十个字，信手拈来，犹如神来之笔，揭示了大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展示了一幅气势磅礴、无比壮丽的画卷。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奋然前行，为人们纯洁的心灵注入了深厚哲理，平添了美好企盼。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早年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官，因触怒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转任杭州、苏州等地刺史，晚年任刑部尚书，以太子少傅致仕。白居易是一位奇特的诗人，他的诗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现在能读到的白居易诗歌有近3000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突破了同时代诗歌以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为主的狭窄范围，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还提倡新乐府运动，对唐朝以后我国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白居易也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他很推崇前辈诗人陈子昂、杜甫，陈子昂诗多兴讽，而杜甫忧国忧民、即时而作。
白居易少年时家道衰落，对百姓生活和社会现实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天赋极高，喜交朋友，除和同时代的大诗人元稹、刘禹锡过从甚密外，他还有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朋友，从而使他能更多地了解了唐自“安史之乱”后百姓的痛苦。
白居易34岁时写就了叙事诗《长恨歌》，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写作的巅峰。《长恨歌》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李隆基宠爱杨氏兄妹、纵容安禄山、荒废朝政穿插进去，很艺术地将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过程、结果刻画得清清楚楚。看似清淡，实则凝重，可算作唐代中后期的一篇史诗。《长恨歌》凡120句，840个字，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字多年求不得”写起，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再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气呵成。这是一首叙写历史的诗歌，白居易的士大夫身份使他隐隐地为唐王朝惋惜。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官后写的一首叙事诗，这一年他45岁。白居易为人耿直，不公道的事情他爱说爱管。唐元和十年，朝中发生一件凶杀案，宰相武元衡被仇家派人暗算，朝廷上下都知道是谁干的，可大臣们上朝时都不吭声。白居易非常生气，专门写了奏章奏请皇上严办此案。哪料想，在家等待捉拿凶手消息的白居易却等到了自己被贬官的诏书，他被贬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那时的九江还很荒凉，被贬后安了个司马的头衔，实际上是一个闲职。满腹经纶、无事可做的白居易只好借酒消遣，以诗会友。一天，他到码头送客人，遇到了京城的一位琵琶歌女。一个是被丈夫冷落的天涯歌女，一个是被朝廷冷落的中年男子，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绝句跃然纸上。在这首诗中，白居易除了对自己和歌女的遭遇进行描述外，他还写出了对音乐和乐器的特殊感悟。诗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等，均成为千古名句。
最感人的是白居易的人品，他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讲真话。最难忘的是白居易的诗歌，他一生都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诗歌用心灵写就，寓意深邃，通俗易懂，上至王公大臣、尚书郎中，下至老妪农夫、孩童乞丐，都能颂唱。虽远隔千年，现在读起来仍然是那样亲切自然，侧侧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