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建《大门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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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建《大门过道》

整整一个夏天,忠温大娘家大门过道里笑声不断。那是多么欢实的笑声啊,扑扑棱棱的,像一群群的白鸽,忽地飞起来,在空中盘旋。母亲最经不住它们的撩拨了,她总是把洗衣盆端到小南屋东山墙下,或者搬来矮桌子打袼褙。她选这个位置,为的是听那边人们说笑。小南屋东山墙正对着忠温大娘家的大门过道,相距也就十几步远,但是中间隔着我家的大门。一道薄薄的木板屏障却使那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笑语变得模糊,这让母亲听起来很费力,有时听着听着不自觉地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可是母亲还是坚持掩上那两扇门板,她不想被人家发现她在偷听。

今天形容忠温大娘家的大门可用我后来学摄影掌握的“景深”一词。忠温大娘家的大门是有景深的——大门带着一个长长的过道——当时在我家乡,这样的大门并不多见,多数家庭是那种“道士帽子”大门,大门上面三五根木头支着一个简单的门楼;再一种上面连“道士帽子”也不戴,只几把麦草苫了一片檐子,像遮在额头的发缕;还有更简陋潦草的,用树枝子或者秫秫秸胡乱扎成的篱笆门。乡间是很看重大门的,大门是一家的门面,有了钱,先把大门整得体体面面,“撑门面”一说很可能由此而来。忠温大娘家是老中农成分,祖上留下了这份家业。她家大门后的过道相当于一间房子那么大,平时可放自行车、小推车、锄镰锨镢等家什,到夏天,就把它腾出来,中午在这里吃饭、乘凉。过道里遛遛着穿堂风,清爽而不冷峭,大优于今天的空调。三伏天晌午头,热得没处躲,躺在床上霎时汗就黏住身子,除了累得骨头散了架的汉子睡午觉,女人们干脆找块阴凉地儿,一边说话一边做针线活儿。忠温大娘是个豁达之人,又喜欢说笑话,她家的大门过道便成了大家最好的去处。

忠温大娘一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大门就敞开了——这一带夏天人们吃饭习惯在大门口,有的还端着碗到街上走着吃——每每,他们家饭还没吃完,就有人倚住门框等候了。收拾了碗筷,一圈儿马扎子上坐的已经是别人。头一拨往往是一帮大姑娘,忠温大娘的小女儿已十七八岁,和她娘一样热情、爽快,前后街上下差个一岁半岁的姑娘多是她的好伙伴。姑娘们摆好“阵势”,纳鞋底,绣鞋垫,缝制衣衫,可是麻线哧啦哧啦响,针尖儿闪闪地跳,却耽误不了斗嘴。“这是要给谁做鞋啊,针脚这么密实?真用心呀!”虽没直说,但有寓意。“俺可不比你,你做的‘千层底’,穿着上山打虎逮兔子也磨不烂。”这话顶上来,对方登时噎住,因为她上个月相亲,那男的是南山里的一个后生。“又绣花又绣蝶儿,送给俺姐夫的吧?”说这话的人明知人家还没有情人,再者,这四敞大亮的地方咋能绣心底的秘密,那得藏在家里才行,可她偏这么说。“死妮子,看我不撕你的嘴!”“撕俺?你快老实交代!”“别揣着掖着了,当心长了醭。”“说出来,俺帮你参谋参谋!”群起而“攻”之。被“围攻”的女子伶牙俐齿,无奈寡不敌众,她面颊涨得发烫,幸好一缕清风适时地吹了过来……

野外日头毒得晒死人,农人们歇晌能到下午三点多钟,多数时候,忠温大娘家的大门过道里中间会换一拨人。在家里掌管着锅碗瓢盆乐队的婆娘们,演奏完最后一支曲子,也凑了来。她们来一个两个还占不了上风,来三个四个,就控制了话语权。而且她们常说村西头某男某女相好,收工后钻了玉米地,大槐树底下寡妇家半夜里溜出一个男人之类的事,姑娘们听不下去,又不好掩耳朵,逃走了之。而晚辈们一离开,這些大嘴巴就更缺了把门的,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股脑儿往外倒。不过,她们的话里也确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哪家娘生日,哪家孩满月;王疤瘌他娘瘫在床上,儿媳妇连碗水都不端给婆婆;李拐子从四川买回来个媳妇,黄花大闺女才花了三千元;孙憨子可不憨,盖屋抬高地基,要压住邻居的风水,邻居不慌不忙,在影壁上挂一面镜子,让你扑过来的凶气再返回去……汇集了旮旮旯旯的传言,这里好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

母亲仔细地捕捉着那边的一言一语,有一条小虫子在心里爬,左冲右突,海水一潮一潮在心里涨,要漫过那道堤岸。她努力扼制、挡住它们,因为她听见支书老婆还在那里“呱呱”,母亲不愿与这个富态、尊贵而又傲慢的女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本来支书家也有大门过道,可是那两扇黑大门一年到头都紧紧关闭着,倒很像支书那张严肃的面孔。他老婆更是毫不避讳地说,她怕乱,讨厌外人到她家里闹腾。她都是每天中午跑到忠温大娘家大门过道里来快活,把蹬了一上午缝纫机(她买了一台缝纫机,对外揽活)被嚓嚓机声压抑的情绪全喷发出来。这个女人仗着男人当支书,说话总要欺人一头。众人背后都骂她是慈禧太后,当面却比李莲英还能讨好、恭维,端茶满水围着她转。母亲性子耿直,不会逢场作戏,可又惹不起人家,只好退避三舍。母亲只有这样闷在家里,打完了袼褙,搓麻线,搓一会儿麻线,沿鞋口……干腻歪了,眼睛盯住墙角那棵榆树,看它被石头咬伤的树身(那年翻盖饭棚,父亲从南山里拉来一车石头,垛在树旁)、被截断的树杈(树冠大了,磨南屋的麦草顶子,父亲就把那根捣蛋的树枝子锯掉了),看它密密层层的叶子(每片叶子都有虫眼儿)……从树干看到树顶,再从树顶、树杈、树干倒回来,倒回来的目光好像无处放了,一道一道往手指上缠。但她的耳朵却一直兴奋着,忠温大娘家大门过道里的说笑声仍然一浪推着一浪。

贫穷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吞噬了父亲母亲的好心情,那些年,父母经常吵架,每次吵着吵着,母亲就拐弯抹角生拉硬拽地扯到大门过道上。我家的大门是没有过道的,母亲会把她多少日子孤独、寂寞结成的怨恨都发泄到这里,可以想见那火势有多旺。每每这时,父亲气就不壮了,这是他的痛处。我家不仅没有大门过道,院子也非常狭小,半个天井见不到阳光,哪像忠温大娘家院子前半截当晒场,后半截垦出来种菜;在墙根种两棵丝瓜吧,干黄干黄的,不发身量。可是父亲没有能力另划地基盖一座好宅院,就是这座老宅也非我们自己所有,其主人是我的三爷。这位我没见过面的三爷,也是个穷光蛋,这么窄巴破旧的房子,无儿无女,他便咬了咬牙背井离乡闯关东去了。作为寄居者,我们无权笑话三爷,只能咀嚼自己的耻辱。父亲让步,母亲却越发感觉委屈,嫌父亲没本事、窝囊,待到父亲忍受不下去,狮子一样跳起来怒吼,母亲又无声地抹眼泪,直抹得我们兄弟姐妹的眼也红红的。这样一场“战争”会让我们家好几日不晴天(下一场“战争”又在孕育之中),我少年忧郁的性格就是在这长长的阴天里形成的。

忠温大娘家大门过道里最热闹的时候,是男女“联合演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如果加上男人,这出戏就唱活了,唱出花来了。这一般是下雨天,下不了地,老天爷给汉子们放假。他们在床上睡一大觉,疲乏、松垮的身子又充了气似的变得饱满硬邦。这样的肉疙瘩没事做是要发痒的,有人就披上蓑衣到街上挖沟排水,有人蹲在屋子里编筐编篓,有人拾掇农具。而那些“不正经”的汉子则出来寻乐,专往女人堆里钻。当然也不是乱钻,得找准目标。乡村有老辈传下来的规矩,大伯哥在兄弟媳妇面前得装模作样,不能随便说笑;小叔子对嫂子无所顾忌,胡诌八扯,却不是啥大毛病。所以,来忠温大娘家大门过道里的都属小叔子“级别”。这是乡村难得的浪漫时刻,他们打打闹闹,欢笑声拱破房顶子,引得天上的神仙都频频探头张望。

一个一个夏天,忠温大娘大门过道里的说笑声一阵阵接续下来,母亲依然一个人待在十几步之外的地方。南屋山墙的阴凉儿缩小、扩大,扩大、缩小,墙角榆树的树冠一寸寸慢慢融入云里。母亲的寂寞有千百叠墙阴那么厚,母亲的孤独长成了一棵高大的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