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对于这三句话，南怀瑾先生的理解是：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我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是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由此可见，若要谨言慎行，稳妥自如地行走社会，我们就该做南先生所说的有智慧的人，即应该说的时候，就直接说，直白地说，以免失去可以与之直说的人；而若是对方听不得直话，那就不要浪费口水和精力和他说，以免说错话，因逆耳的忠言而得罪人。

据《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最猖獗的时期——唐朝至德初年的时候，唐肃宗在灵武避难。这时候，关东献来一百多名俘虏，唐肃宗立即诏书下令将这些俘虏全部处死。

执行死刑的时候，俘虏中有一人仰天叹了口气，被经过的司膳员外郎李勉听见了，出于好奇，便问这人，既然选择造反，却又为何要仰天叹气。于是，叹气的人道出自己的心里话，无奈地说：“我是被威胁在那里做官的，不是真心反叛的。”

素来大臣们都知道唐肃宗是个明君，因此进谏的时候，向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于是，李勉直言进谏说：“那一百多名俘虏中，被逆贼挟持为官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人都想洗心归顺朝廷。如果将他们杀尽，就等于驱赶天下人去帮助贼逆。”

听罢，唐肃宗急命驰马前往赦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归顺。

安史之乱时期，起初，叛军所到过的州县，都未见有敢抵抗的，人们都认为唐朝气数已尽。结果在唐肃宗时期，它却再度兴起。这与大臣、皇帝的不失言和不失人的品行是密切相关的。

大臣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做到不失言，亦不失人；而唐肃宗也能“善纳直言”，给大臣们以直言的机会，并且采取大臣们的有效意见。如此一来，君臣一心，既不失人，亦不失言，重整江山，再振唐朝威风。

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自我人生经验中我们知道，朋友之间也应是这样的，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应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的脾性和器量不一样。所以，现实中我们要做到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假如对方是可以直言相劝的人，当看到对方的错误或者是缺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使对方能在我们的直言中更加了解自己的缺陷，进而想办法弥补不足，如此，才能规避错误，少走弯路。

比如，当身边的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耿耿于怀的时候，若对方是个可以与之直言的人，那就大胆地告诉他要看得开，沉迷于痛苦中不过是顾影自怜，很可悲。越是直白的话越犀利；越是犀利，越醒目。哪怕是瞬间他会因此而崩溃，也比长痛不止要好。而这，也正是不失言的表现。

而如果对方接受不了直白的规劝，那么就索性选择不说话，抑或是少说话。以免失人。

例如，工作上，如果你的上司不喜欢员工对他的决定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或者是建设性的意见，若要冒险，那就换个说法，委婉、迂回地说；若要明哲保身，那就干脆不说。

事实上，生活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因为怕得罪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劝的人没有劝；而往往又因为说错话得罪人。这就是失人失言的表现。

君子既不失人，亦不失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若想谨言慎行，做一个不失人、不失言的人，首先就要学会识人。哪些人是南先生所说的“能与之直言且不怨恨你的人”呢？而哪些又是“听不得直言，稍有逆耳直言便心生怨恨”的人呢？

对此，南先生主要提出了两点：第一，识人要看一个人的气度。一个人听不得直白的劝诫，必定是个气度狭小的人；同理，气度小的人，也通常听不得、听不进别人的逆耳忠言。

第二，要看一个人的个性。一个特立独行没有合作意识的人，直言相劝等于自找麻烦。深明大义的，至少在言表上不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的好言相劝，但在心底，根本就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甚有小人，还会把好意的劝谏当成攻击，自此怀恨在心。

因此，若要谨言慎行，就必须先从识人开始，做一个不失人，也不失言的人。如此一来，也便能成为南先生所说的“真正具有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