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之《史通》中国名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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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之《史通》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张翼之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的专著,二十卷,唐代刘知几撰。

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从三代到春秋以前的时期,史书的编纂完全为贵族统治者所控制,即所谓“王官之学”。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王官之学渐入民间,史书编纂不再为史官所垄断,在一般史学家的著述中,增进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从而形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汉代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历史编纂学也更加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汉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后来,各朝的“正史”,也都沿袭这个编纂原则,致使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和影响。

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混战以后,唐代初年,由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官私撰修的史书多起来了。根据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统计,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在编纂体例、写作技巧,乃至史料的真伪,作者的历史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客观上需要进行批评、总结和探讨。唐太宗确立设馆修史的制度,对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好的一面,是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注意修史的风气。由于设馆可以网罗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集体编纂中,能各抒所长;而且,由于对史料的收集,可以比较周全,对史学方法论和史书体例的研讨,也可以进一步深入。但是,设馆修史,使史学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史学的优良传统更谈不上发展。在馆的内部,人多品杂,认识本难统一,又处处受制于监修大臣。而这些监修大臣多是庸碌之徒,判断是非时往往畏首畏尾,互相推诿,徒延岁月。刘知几在长期的撰修国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却因意见不合,受到监修国史的中书侍郎肖至忠的责难和武三思的贬抑。刘知几乃辞职回家私撰《史通》以抒已见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文史。二十岁中进士后,任获嘉(河南今县)县主簿,潜心研读史籍。武则天时期,他曾两次上书朝廷,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都不被采纳。公元699年(圣历二年),他来到长安参与编纂《三教珠英》,后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撰起居注。他长期供职史馆,虽与监修大臣意见不合,曾请辞史馆职务。后又数度入馆,同徐坚、吴兢、柳冲等人合修《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私撰《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完成于公元710年(景龙四年),正当他五十岁的时候。

《史通》全书二十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都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和《弛张》三篇,早已亡佚,仅存篇名,所以,现存的只有三十六篇;外篇共十三篇,合为四十九篇。篇名如下: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

以上虽只四十九篇,却对已往旧史作了全面总结,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进行批判。刘知几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唐代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那些古代史书,从它们的内容到编纂方法,都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批判,逐一检查了它们的得失。总结出了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这六部为代表的唐代以前史书编纂的六种形式,并指出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体例在史书编纂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类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最高标准的《尚书》和《春秋》大加评议。如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认为所谓尧舜禅让说不足信,事实应该是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后又废丹朱而夺得帝位。桀、纣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所谓太伯让位季历,周文王服事殷,周公杀管叔、放蔡叔等都不可信。刘知几还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在这里,孔子、左丘明等人都受到了责难,写下了许多一般人所不敢发的评论。

二、关于历史方法学的论述,着重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加以评述。体例方面,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谨严,并与内容名实相符。内容上只应记载重要的、有用的史事。他明白地指出:寓言、图谶、传说和神话等不能作为史料编入史书中去。他还认为现有的纪传体史书中有些内容是应该增减的,如天文星象常常是千古不变,没有必要让每部断代史都撰《天文志》。《艺文志》只应著录当代的典籍,不必列举前代。一些与人事无关的灾异、祥瑞现象,也不应列入《五行志》。同时,又主张增加《都邑志》以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廷轨仪等。增加《方物志》以记载全国内外各方的特产异物。增加《氏族志》以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这些要求反映了刘知几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更深入细致的认识。编纂方法方面,主张叙述明晰、严整,不能驳杂零乱,而且取法要烦省适当,详略得宜。

三、叙述我国史学的发展概要。《史通》叙述了唐代以前史书的著述情况并分析其源流、体例和类别。它将历史著作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按其主要体例,分为“二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在杂史中、又按内容分为十种。此外,还论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史官人选自当十分慎重,历代称职的史官并不多,而设官修史的弊病却很明显:史官众多,互相观望;史料缺乏,难以编撰;权贵干涉,难以直书;监修牵掣,无从下笔;缺乏制度,职责不明。所以,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

刘知几还提出了“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他认为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进而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呢,它既包括了见解和观点,还包括了要有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几个方面。这三方面,刘知几认为,史识最难得,其次是史才,再次是史学。刘知几的史学论点,尽管未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却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我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中,有很大贡献,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十分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刘知几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史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名著,它总结了他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起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所以,《史通》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然而,刘知几毕竟是封建史学家,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史通》一书中,还是十分明显的。如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起自群盗”;又如说什么“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就同他提倡的“直书”、“实录”自相矛盾了。

《史通》著成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徐坚等人十分称赞,说要拿它当座右铭。但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刘知几辛辣的笔锋触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隐秘的矛盾和黑暗,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所以,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很大影响。首先,是篇目错乱;其次,是讹字错简很多,明清时期虽经学者们整理,亦难恢复旧观。所幸的是,刘知几的主要见解还保存在书中。从元代到明中叶,很少有人提到《史通》,甚至《永乐大典》也不收录。明代嘉靖年间,陆琛得到宋本《史通》,才据以校刊流传,是为“蜀本”。万历以后,校刻评释的才逐渐多起来。如明代有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诂》。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以及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浦书后出,它吸收了先前各家评释的成果,所以流行较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学者多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订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通通释》就将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和杨明照的《史通通释补》以及罗常培的《史通增释序》附在后面。此外,评论《史通》义例得失的有今人吕思勉的《史通评》和程千帆的《史通笺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