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梁实秋笔下的春节汇聚70句
梁实秋笔下的过年意味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原因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给长辈们拜年“要叩头如捣蒜”，“从心坎儿觉得窝囊”。直到民国前一两年，家中过年的方式才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从梁先生的笔下，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老式”过年的一鳞半爪。
相比梁实秋，鲁迅的过年则显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过年时，他写了一篇《过年》的文章：“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可以看出，对旧历年，鲁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什么区别;像1934年过年如此有兴致，在他一生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擅长写上海都市生活和大户人家生活的张爱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的途中写下了三万多字札记——《异乡记》。其中写到农村过年、看见杀猪、农民生活等细节。如写杀猪：“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精练的文字佐于真挚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读来生动有趣，农村百景跃然纸上，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底层普通人也有同情的`一面。
老舍过年喜欢热闹。1951年，他用优美的笔调写过一篇《北京的春节》，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玩意儿、吃食、礼仪、景观，被誉为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犹如在听一位长者拉家常、讲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过年的态度也是各有千秋，读文学大师笔下的“过年”，领略不同时代的“年味”，也是蛮有意思的事!
文学大师笔下的过年：梁实秋不爱过年，老舍好热闹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原因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给长辈们拜年“要叩头如捣蒜”，“从心坎儿觉得窝囊”。直到民国前一两年，家中过年的方式才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从梁先生的笔下，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老式”过年的一鳞半爪。
相比梁实秋，鲁迅的过年则显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过年时，他写了一篇《过年》的文章：“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可以看出，对旧历年，鲁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什么区别;像1934年过年如此有兴致，在他一生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擅长写上海都市生活和大户人家生活的张爱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的途中写下了三万多字札记——《异乡记》。其中写到农村过年、看见杀猪、农民生活等细节。如写杀猪：“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精练的文字佐于真挚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读来生动有趣，农村百景跃然纸上，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底层普通人也有同情的一面。
老舍过年喜欢热闹。1951年，他用优美的笔调写过一篇《北京的春节》，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玩意儿、吃食、礼仪、景观，被誉为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犹如在听一位长者拉家常、讲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过年的态度也是各有千秋，读文学大师笔下的“过年”，领略不同时代的“年味”，也是蛮有意思的事!
（来源：每日新报）
梁实秋《过年》
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卢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长辈指点曰：“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虽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我尚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姑娘爱花小子要炮……”我却怕那雷子、二踢脚子。别人放鞭炮，我躲在屋里捂着耳朵。每人分一包杂拌儿，哼，看那桃脯、蜜枣沾上的一层灰尘，怎好往嘴里送?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盛的。大年初几不动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满缸的馒头，满缸的腌白菜，满缸的.咸疙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底。芥末堆儿、素面筋、十香菜比较地受欢迎。除夕夜，一交子时，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喜。”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匣，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这个差事我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囊。
民国前一两年，我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里由我父亲领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维新运动，革除了许多旧习，包括过年的仪式在内。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装四个圆笼，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购备一些新鲜菜蔬以为辅佐。一连若干天顿顿吃煮饽饽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现。我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逛厂甸，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芦，是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买旧书。白云观我们也去过一次，一路上吃尘土，庙里面人挤人，哪里有神仙可会，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过年时，我最难忘的娱乐之一是放风筝，风和日丽的时候，独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长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线桄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一霎时遇到罡风，稳稳地停在半天空，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滋乐。
民国元年初，大总统袁世凯唆使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兵变，大掠平津，那一天正是阴历正月十二，给万民欢腾的新年假期做了一个悲惨而荒谬的结束，从此每个新年我心里就有一个驱不散的阴影。大家都说恭贺新喜，我不知喜从何来。
余光中笔下的梁实秋
文学大师梁实秋台北故居正式揭牌，梁实秋小女儿梁文蔷、诗人余光中、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等共同出席揭牌仪式。同日，“梁实秋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开幕。本版今日特编发与诗人余光中亦师亦友的黄维樑先生的文章，看看余光中笔下的文学大师梁实秋。
余光中笔下的梁实秋，最有趣的应是他买腰带的事。梁氏“有点发福，腰围可观”，据说他总买不到够长的腰带。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
余光中的“人文主义”
梁实秋(1902-1987)和余光中(1928-)是两代才人，各领风骚，都有文学大家以至大师的称号。余是梁的私塾弟子，1987年在文章中曾谓如无实秋的提掖，只怕难有光中的今天。余光中在梁氏生前和身后，写过多篇文章谈论老师其人其文，篇幅在四千字以上的有1967年的《梁翁传莎翁》、1987年的《文章与前额并高》、1988年的《金灿灿的秋收》、1995年的《尺牍虽短寸心长》四文。评说作家，不离“人文主义”手法，即兼及其人其文。余光中的《并高》与《尺牍》二篇主要谈人，《梁翁》与《秋收》二篇主要论文。
梁余二位都是人师，都堪称大师;梁翁传莎翁，余师怎样传梁师呢?
用工笔戏笔为梁实秋造像
当年余光中这位后生之结识前贤梁实秋，他自称为“猎狮”。1951年台湾大学学生余光中23岁，如李贺之于韩愈，把一叠诗稿呈给在省立师范学院(后称师范大学)任教的文学名家梁实秋，不久后梁氏来函加以鼓励，余氏趋梁府拜访，由是相识。余光中把“仁蔼”“雍容”的“文章钜公”比作一头白象，又喻为“文苑之狮”。有猎狮(lion-hunting)事件。又有索序事件。又有“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事件。1842年产的葡萄酒?夏菁有疑惑：“后来我知道，如果这瓶酒真是百年陈酒，可能要值数千美金;1842年或许只是酒厂创设的年份。”又有“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事件。
梁实秋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却从未涉足过这位英国国宝的故乡，对于梁翁不去莎翁故乡所持的理由，余氏的反应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余光中笔下的梁实秋，最有趣的应是他买腰带的事。梁氏“有点发福，腰围可观”，据说他总买不到够长的腰带。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
“买带还箱”是活生生的一幕趣剧。趣剧的主角形貌神态如何，余氏另有刻划。为梁实秋造像者，多用意笔泼墨，似乎只有余氏用工笔重彩：
五十岁左右的梁实秋——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形体“在胖的那一边”，予人厚重之感。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斑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散文翻译批评：智仁勇
余氏认为梁氏散文的特色有四：“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突梯，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其次篇幅浓缩，不事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他出身外文，却写得一手地道的中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调和。”“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雅舍小品》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
《秋收》晚《并高》十个月写成，时梁氏已逝世快将两个月;盖棺评论，余氏在《秋收》中加上对梁氏散文的文学史透视式评价：“五四以来有数的散文大家”。其笔法和意义，类似于刘勰把《离骚》等“楚辞”作品评为“词赋之英杰”。
余氏认为“梁实秋这三个字和翻译是不可分的”，又说译莎翁全集是“海格力斯大业”，其“有恒而踏实的精神真不愧为译界典范”。余光中写过无数对翻译的.实际批评，寻章摘句析论各家所译济慈、雪莱等诗篇的得失。然而，在四篇文章中，他没有一字一句是对梁译具体细节的评论。
这就像在评论梁实秋的散文时，余光中没有一字一句引述梁氏的具体作品一样。他对梁氏的散文却只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如此“惜墨如金”地不摘其金句、不称其“墨宝”，难免会使梁氏和余氏的忠实读者都感到可惜。
余氏极重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在四篇文章中，篇篇对此有所论述。在以莎译为论题的《梁翁》中，他用了四分之一篇幅称述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诸如反浪漫主义、反文学阶级性、反文学进化论。他提到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为之辩护，表扬其风骨，认为其文学批评“对于中国新文学最具重大意义”。
《秋收》文成近一个月之后，即1988年1月初，在台北市郊北海墓园《秋之颂》焚祭典礼上，余光中带领梁氏在世时的门生友好向梁翁致敬，并朗读焚《秋之颂》诵文。诵文长五百多字，以下为其第【第2句】：第三段，其中他以智仁勇这些中国传统美德称颂梁翁：
您一生，兼有智、仁、勇三种品德。青年时代，您是勇者，为了保卫缪斯而大声疾呼，身陷重围而不畏惧。中年时代，您是智者，高超的创作与翻译，灌溉了台湾的文坛。老年时代，您是仁者，在您周围的人，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学生，都因为亲近您而得到温暖，受到鼓励。葬您在靠山面海的北海墓园，因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勇者敢于面对天地之悠悠。
析余光中的梁实秋论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作品如玉含光，光耀中华文坛。他书写梁实秋的篇章，虽然不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不充分反映“藻耀而高翔”(《文心雕龙·风骨》语)的余体风格，却也有可观赏之处。四文的题目，都是他匠心的善构。《秋之颂》的书名，也有适人适文之美。此名含秋字，而梁实秋的文学成就是值得大家称颂的;梁氏是英国文学专家，对济慈的《秋之颂》诗意，自然甚感亲切。《秋之颂》的涵义，上引的焚书诵文已有道及。余氏用智仁勇颂赞梁实秋，其诵文的立意与修辞，也妥贴佳胜。
以文豪称梁氏，可见余氏早有推崇。1992年余氏在议论莎翁十四行诗中译时，提到梁氏，尊他为“译界大师”，然而，有两件事始终使人困惑。一为余氏对梁氏的散文和译作，一直未见具体的引证和析评，这事上文已提及。二为在余氏任总编辑的文学大系余氏所撰序言之中，梁实秋之名或隐而不现，或只见轻轻提及。为什么呢?这要另文细说了。
梁氏弟子传芬芳
梁实秋逝世后，有为纪念他而设的“梁实秋文学奖”。余氏对此奖的参与，可说最为持久有力，最为动人。“躁进的青年”早变成仁蔼的诗翁，年过八旬，余翁仍然年年亲力亲为，从事上文笔者说的“次海格力斯大业”。近年余翁数度为梁翁文学馆的建立而发声。余氏青年时诗风的开拓受梁氏启迪，在反对中文过度西化一事上，大概也有梁氏的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散文创作方面，余氏的文学史地位应该高于其师。从青果诗人到青松诗翁，余光中对梁先生之恩，却一直没有忘怀;他多次为文称颂其师的人与文，致力发扬其师所从事的翻译专业。梁氏晚有弟子传芬芳。
济慈原作、余光中译的《秋之颂》始于“瓜盈果饱”之句;余氏笔下，梁实秋的累累文学收成诚然是“金灿灿”的，这位文学大师的“文章与前额并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