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史通》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在唐代曾以字行，彭城(今徐州)人。自幼喜读史书，十七岁时已遍读《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二十岁中进士，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武后证圣初年(695)应诏上书指陈政治得失而不能用，作《思慎赋》以刺时。长安二年(702)，在他四十二岁时，才得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其后二十年间，历任著作郎、凤阁舍人、太子中允、率更令、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等职，实际上主要工作是修国史。开元九年(721)，因长子刘贶犯罪流配，他上书申诉，被贬为安州(今湖北安陆)别驾，这一年十二月卒于任上。一生著述很多，《史通》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是唯一传于后世的著作。《史通》编著时间，起于武后长安二年(702)至中宗景龙四年(710)，是他一面参加史馆修撰，一面私家写作之书。原来，刘知几有自己独到的修史见解，可是在史馆中，上有兼修官，下多无才无学的同僚，遇事常受牵掣，因而其志不遂，他便陆陆续续把积郁思考所得诉之笔端，而成二十卷《史通》。全书分为内、外二篇，各为十卷。内篇现存三十篇，另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外篇十三篇。内篇概括讨论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论述史官沿革、史籍流传以及古人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史通》一书的价值在于：一、对唐朝以前的史书，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总结，把史书分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就历代史官制度和所作史书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分析叙述。《疑古》和《惑经》大胆地对“圣人”孔子进行问疑，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与思想解放。二、提出史家必须具有“三长”的理论，所谓“三长”即指史才、史学、史识，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刘知几解释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柚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三、勇敢地揭发官修史书的弊端。在《忤时》篇，指出监修制度之害，“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众手修史，因见解不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在《史官建置》篇，指出“近代竞趋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总写则置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四、对班固以来盛行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历史的看法是发展变化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五、主张直书，反对曲笔诬书，修史者言必有征，方足传信。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事要“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六、史书要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记人物要有选择“区别流品”，叙事要“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不要“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几虽然指责了封建统治阶级修史的许多弊病，但他自己毕竟还是封建史家，对农民起义他诬为盗，把历史成败解释为帝王将相个人的作用，对历代史书的评价，他最推尊封建正宗史学的开创者班固所写的《汉书》，作为封建统治重要支柱的民族，他认为应列专篇叙述等等。《史通》成书后，因它对许多传统的观念“诋诃太过”所以流传受到影响，明初《永乐大典》都未收录。明代郭延年有《评释》，王惟俭有《训故》，清代黄叔琳在《训故》基础上加新注，成《史通训故补》，浦起龙撰《史通通释》，依各本加以校释，吸收黄本优点，成为最好的注本。近年来研究《史通》的论著较多，杨翼骧的《刘知几与史通》，白寿彝的《刘知几的史学》可谓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