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代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生活的时代正逢“乾嘉盛世”，少年多病，读书迟钝。十五、六岁，在应城官舍，他父亲请师教以经业，可是他对应举之文不感兴趣，二十三岁以后去北京应顺天乡试，两试不中，二十五岁时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三考不中，经人介绍从学于朱筠。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他三十岁时才中顺天乡试副榜，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中进士，这时已四十一岁了。中进士前，他生活潦倒与史学家邵晋涵、洪亮吉曾共事于安徽学政朱筠幕府中，后又托身于湖广总督毕沅，安徽巡抚朱珪等。中进士以后，也未取得仕宦前途，主要事业是主讲于南北各书院，如定州定武书院，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等；又主持修撰《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嘉庆六年(1801)死于贫病之中。一生著述甚多，生前均未刊行，临终托付王宗炎为之整理，王氏不久亦卒。道光十二年(1832)其子章华绂刻成《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一直到1921年嘉业堂刘氏汇刻其全部著作为《章氏遗书》五十卷，才算把他的著作全部出版。《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结晶。它不象刘知几《史通》只是论“史”，刘勰《文心雕龙》只是论“文”那么单一，除个别篇章分别论文、论史外，多数篇章都是文史兼论的。他自己谈到他作《文史通义》一书的目的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又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这就是说他的贡献主要是提出“史意”，即把历史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他首先阐述了“六经皆史”的理论，早在明代王守仁、李贽都发表过经即史的看法，但都未有章学诚阐述的透彻，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又说“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这样的论述既打破了以往重经轻史的风气，同时也扩大了史料学的范围。其次，他针对刘知几提出的“良史”所必备的才、学、识“三长”而发论，又提出一个“史德”的标准，何谓“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品德。在他看来识、德比才、学更重要，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躯体。再次，《文史通义》中把史书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类，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最后，创立方志学。章学诚以前有方志书而无方志学，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谍，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他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才能全面而充实，为此他主张州县设立志科，专管记录史事，采集史料，方志的编纂必须包括通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通志相当正史的内容，掌故如同“会要”，文征就象乡贤传和文选。他亲自编地方志以示范。除了以上四点外，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一书中还用大量文字谈了自己治学经验，他认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学贵博而能约”“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还主张文人不能修史，他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在史书体例上，他反对刘知几对断代史的称颂，而主张写通史。总之，《文史通义》一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当然章学诚的思想也有一些糟粕，如他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他谈“六经皆史”，大力提倡方志的修纂都为了这一目的。《文史通义》中的一些篇章，如《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书坊刻诗话》明显在宣扬封建伦理。他在评价历代文献对郑樵及其《通志》捧得太高，对马端临《文献通考》贬得太低，立论过于偏激。近人研究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以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中华书局出版)为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