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的一个动乱和分裂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也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复杂的社会状况，虽然曾有玄言诗、宫体诗这股文学逆流大肆泛滥，但总的说来，诗歌创作取得了突出重要的成就，小说、散文也有很大的发展，文学批评空前的繁荣。完全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十分重要的阶段。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代表作家有当时文坛的领袖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蔡琰等。他们或多或少都亲身经历了汉末黄巾起义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动乱现实，政治上有一定的抱负，对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也有深刻的同情，思想解放，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勇于向乐府民歌学习。这就使他们能打破两汉时期辞赋笼罩文坛的局面，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两汉五言诗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写出内容充实，感情真切，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闪耀着时代精神的优秀诗歌作品，从而形成了对后代诗歌有着深远影响的“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曹魏王朝后期，代表豪门地主势力的司马氏同日趋腐败的曹魏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政治异常黑暗恐怖。清谈玄理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风行。正始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其代表作家为阮籍和嵇康。他们大力提倡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对抗司马氏鼓吹的虚伪的“名教”，在他们的诗歌、散文创作中，或曲折或直接地对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流露了忧虑人生祸福和向往超现实的自然境界的情绪。他们的诗歌虽然还具有建安时代的慷慨之气，走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但诗风已与建安诗歌迥异了。
两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曹魏以来施行的九品中正制，至西晋时，已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势。由于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文学创作远离社会生活，内容贫乏，片面追求辞藻和对偶，从西晋初就逐渐由现实主义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到了号称“勃尔复兴”的太康时代，形式主义诗风更加盛行。陆机是这一文风的代表。这时只有杰出的诗人左思，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在他的诗篇中，表示出对士族统治的愤慨，抒发了高尚的志趣和情操，写出了具有较高现实意义，风格刚健明朗的诗篇。西晋末年，清谈玄理的风气盛行，玄言诗兴起。这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几乎统治了东晋诗坛。玄言诗具有宗教文学的性质，是东晋王朝门阀士族地主意识形态的代表。在玄风炽盛之时，东晋初期的郭璞在《游仙》诗中，抒发了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抵触情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晋末宋初的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反玄言风气，独树一帜，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思想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其田园诗，开创了我国诗史上的田园诗派。虽然他的诗在当时并不受人重视，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经济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中国的文化重心迁移到了南方，文学的重要性也为地主阶级进一步认识，这就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文人诗歌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从刘宋初年开始，山水诗代替了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谢灵运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诗人。他的诗虽还残留着玄言的渣子，但“如芙蓉出水”，独具特色，在诗史上影响很大。稍晚于谢灵运的鲍照，是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使左思以来久已消沉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大放光辉，有力控诉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具有比较广阔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诗，开创了七言诗体的新局面，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齐、梁、陈时代的文学，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倡导，一般说来，大力发展了晋代文学创作的形式主义倾向，达到了形式主义的高峰。梁陈时代出现的宫体诗，以轻艳的笔调着意描绘女性的色情，是贵族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宫庭生活的反映，标志着贵族文学的十分堕落。齐、梁时代产生了“永明体”诗歌。它一方面助长了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为唐代近体律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谢朓是永明体作家中成就较高的诗人。他的诗继谢灵运之后，在山水景物描写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后梁代何逊、梁陈之间阴铿等人的诗中，也有不少山水佳句。他们的山水诗虽然思想意义不大，但在艺术上还有其可取之处，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江淹、吴均等诗人的创作也是略有成就的。
南朝的散文创作趋向骈丽化，辞赋化。在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下，作家们对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片面极力地追求，造成了骈文突出畸形发展的局面。骈文、骈赋虽也出现了少数内容上有价值并具有独创风格的作品，如鲍照、孔稚圭、江淹等人的一些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时期说理文、小品文、抒情小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开始繁盛，出现了很多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后者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它们都粗具小说规模，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文学理论批评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魏晋时代，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更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了新的更高阶段，获得了空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成就。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选本和总集也相应地出现。如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都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在南朝文学中，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乐府民歌，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它们几乎都是情歌，同汉乐府民歌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的特色。
北朝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民歌。它们具有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风格朴质豪放刚劲，可与南朝民歌比肩而美。《木兰诗》是代表作。北朝文人创作总的说是消沉的。北方十六国时期，文坛几乎一片荒芜。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魏孝文帝以法令形式推行汉化，尊崇儒学，重用知识分子，使北魏后期的文学渐有起色，出现了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受南方文学影响较大，自己的特色不足。庾信由南入北后，他的遭遇和经历使他这个宫体诗人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创作大量抒写了自己怀念故国和乡土的情思，屈节仕敌的惭愧和感仿，以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风格刚健悲凉，表现了南北文风融合的趋势。庾信不仅是北朝文人的泰斗，在整个南北朝作家中也是卓有成就的。在骈文统治南朝文坛的时候，北朝却出现了《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几部散文著作。它们以风格朴素著称，同时也兼受到南朝骈丽文风的影响。《颜氏家训》中的独到的文学观点也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北朝的社会生活、社会风尚与南朝不同，北朝文风同南朝文风相比，也有其特异之点。《北史·文苑传》认为，北朝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其辞”，“便于实用”。这见解是颇值得我们参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