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青铜器

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种文字，是殷代用来占卜刻在甲骨上的一种古代文字。大批甲骨文最初发现于安阳小屯，1899年金石家王懿荣鉴定它是古代重要遗物，1903年刘鹗把收藏的甲骨选编拓印成第一本甲骨文著录，名《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问世，开始了甲骨文字研究。八十多年来，仅殷墟出土带字甲骨已有十六万多片，甲骨文中能认识和隶定为汉字的一千七百二十三字，未能认识未能隶定的单字二千五百四十九字，另有合文三百七十一字。卜辞从字的结构看，已使用了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五种造字法，最基本的仍是象形字。多种造字法表明甲骨文已超出草创阶段，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它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为研究古代汉字的形成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识字仅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卜辞包含内容很广，它为研究商代社会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如商王世系、阶级关系、与诸方国的关系、生产、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此外，甲骨文还记载了珍贵的科学史资料，如世界科学史上最古老的日月食记录及种种气象记录在卜辞中都有所反映。近年在陕西周原出土了一大批甲骨，约有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字的卜甲一百九十多片。这些甲骨的发现有重大学术意义。这批甲骨是出自周人之手还是商王室的遗物，目前学术界看法尚不一致。商代青铜器及其铭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代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北起辽宁，南到长江流域，西从陕甘，东至江浙沿海都有商代铜器发现。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包括：农具有锄、铲、钁等，手工工具有斧、锛、斤、凿、钻、刀、削、锯、锥等，兵器有戈、矛、钺、镞、剑、戟等。还有祭祀、会盟用的礼器、嫁女用的媵器、随葬用的明器，这些代表奴隶主贵族的身分地位的器物在出土中最多。贵族的生活用具中烹煮器有鼎、鬲、甗；酒器有爵、觚、觯、斝、尊、卣、壶；储盛器有簋、盘、盂等，还有各种车马器、装饰品等。铜器上都铸刻许多花纹，前期饰以粗疏的动物纹、几何纹或无底纹，后期花纹繁缛细密，纹饰中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常以云雷纹为衬托，有的还在主题纹饰上再饰以花纹，形成三层花纹。饕餮纹、夔纹等怪兽形纹为常见纹饰。前期铜器几乎不见铭文，晚期出现了祭祖、赏赐铭文，少至一字，最多五十字，并常有族徽符号。商代铜器的精品出土很多，前期的仅见重器有杜岭方鼎二件，1974年出土于郑州西城外三百米的杜岭街。两鼎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四个圆柱形空足，腹表饰饕餮纹和乳丁纹。一号鼎通高一百厘米，器口长六二·五厘米、宽六一厘米，重八六·四公斤；二号鼎通高八七厘米，器口长宽均六一厘米，重六四·二五公斤。无铭文。后期精品很多，如，湖南宁乡发现的四羊铜尊，它造型生动逼真，分布在四角的四只小羊带着卷曲的羊角，以及突出的龙头，精细镂空的扇边，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司母戊方鼎最有名，是王室的青铜祭器，内壁铸铭“司母戊”。鼎通高一三三厘米，器口长一一〇厘米、宽七八厘米，重八七五公斤。铸造工艺相当复杂，耳、身、足分铸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司母辛方鼎是武丁时王室的祭器。1976年在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两件、腹内铸铭文“司母辛”，一件高八〇·五厘米，重一一七·五公斤；另一件高八〇·一厘米，重一二八公斤。出土的青铜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造型浑厚，雕镂精细，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没有科学的、熟练的冶铸技术是达不到这样高的成就的。晚商时期的殷墟铸铜作坊，面积达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冶炼技术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和简单协作。一般操作程序是，第一步选料和配料，要根据制作不同器皿的要求而定。第二步冶炼，原料放入陶质坩埚内用木炭加热。第三步制范和浇铸，制范在浇铸前应先完成，除陶范外还有石范。小器件一次浇铸成，大器件要先铸成部件，再合铸成一体。以司母戊鼎为例，足以证明商代冶铸技术的高超，经分析，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与《周礼·考工记》记载的比例完全相符。有人估计，制造这样一件重器，从炼铜、浇铸，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饰整理及运输等共需三百人以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的入门书。对于八十年来的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系统介绍则有王宇信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而《甲骨文合集》更是八十年来发现甲骨文的一部集大成的著录，它还吸收了前人的重大研究成果，从而对八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