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与《通志》

郑樵(1103—1161)，字渔仲，学者称夹漈先生，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家世仕宦，幼年便对经书、子书发生兴趣，十六岁，父去世，从此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夹漈山间结室三间，苦学三十年，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宋室南迁，他曾自荐“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但未为所用。绍兴十八年(1149)，把自己所写的六百万字的《通志》，徒步二千里送到临安(今杭州市)献给高宗，从此名声大振，授枢密院编修之职，不久遭弹劾。郑樵一生著述甚丰，现在可考的有九类五十七种，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藏书家。《通志》二百卷，其中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〇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七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刑、政，引而至唐)，是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一部通史巨著。郑樵所以要写《通志》是与他的“会通”史学思想分不开的。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通史之例，其后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梁武帝的《通史》、元晖业的《科录》、李延寿的《南北史》、高峻的《高氏小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苏辙的《古史》都具有通史性质，但是在郑樵看来体例内容都不完备，梁武帝的《通史》在北宋又已失传，所以继《史记》编一部通史，在南宋已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了。郑樵认为通史的作用应有两个：一是归纳历史事实，寻出社会发展的线索，他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第二是博，国典朝章、飞潜动植都应包括，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郑樵说“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的纪、传部分大部是抄录前代史书，其价值不为学者所重，所最受推重的是其中的《二十略》，“略”相当纪传体史书里的“志”，即叙述文化典章的。郑樵改“志”为“略”，他说“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二十略》是《通志》一书的精华所在。《二十略》是：《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草木昆虫略》。郑樵自称“其五略(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实际上，五略本于《通典》，但是“亦非诸史之文”也有所创造；十五略他自称“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实际上，《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其源本于《史通·书志》所述，《史通·书志》说“可以为志者，其通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草木昆虫即方物)，《六书略》《七音略》则本于小学。所以，总的来说《二十略》大都有所本，但以往书、志只是十项、八项，郑樵演化为二十项，在发凡起例上不失创建之功。但是郑樵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视野不能不受到局限，虽称博学，亦难免有眼高手低，力不从心之苦。《宋史》本传称：“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四库提要》总论之云：“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以上评论都是符合实际的。近年来研究郑樵与《通志》的论著较多，有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华书局)，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郑樵史学初探》，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以上两书均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