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时务学堂何处寻》随笔

时务学堂何处寻

四九年八月五日解放军入城以前长沙城里既有围墙又有庭院的私家住宅，原样保存至今并由原主人住着的，恐怕只剩下这一处——三贵街十七号陈宅了。

风雨苍黄五十年，人和宅子能岿然至今，必有其不平常之处。第一是入须活得久，老先生今年已九十四岁；第二是还须有来头，他抗战前大学毕业后即“下海”经营工商业，不到四十岁便成了长沙市工业联合会理事长，建国后当过全国政协委员，留下这栋私宅也是最高领导过问的结果；第三是房子建得好，而且还是“时务学堂故址”，有梁启超的题字。

旧中国也曾尝试走现代化道路，最像模像样的一次，就是以“戊戌”为年代标志的清末维新变法运动。运动的思想领袖是康有为，其大弟子和助手即梁启超（任公）。运动的中心在北京，惟一的“实验省”却是湖南。

湖南当时的抚台陈宝箴，臬台黄遵宪，学台江标、徐仁铸都是维新党。他们推行的新政，重要的一项便是开办时务学堂。这比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建校还早一年，比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则晚一年，但北洋只设理工科，这里却以“时务”为名。梁启超后来回忆道：

秉三（熊希龄）与陈、黄、徐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才常）等同承乏讲席。……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显示着人文的色彩，充满了改革的精神，与只培养技术人材的理工科大学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办学和执教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陈三立（宝箴之子，任职吏部，此时在长沙助父）和谭嗣同，也都是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在这些人的鼓吹教导下，短短时间内，便培养出了蔡艮寅（锷）、范源濂（民国教育总长、北师大创办者）、杨树达（汉语学家、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优秀学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先父昌言公（字佩箴）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外课（不在学堂寄宿）生，六十年前和我谈及学堂的事时，犹神采飞动。盖学堂实为湖南维新运动之中心，亦因此而受到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守旧派“王叶二麻子”的猛烈攻击。这种攻击首先指向学堂的教法和教材，却完全着眼于政治，采用的手段也完全是政治的。据梁氏好友狄平子的记载：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湖广总督张之洞）。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杀，陈氏父子和江、徐均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也被“放归”。时务学堂则由旧派接管，改为湖南大学堂，校址也从此处迁往落星田了。

三贵街南出小东街（后拓修成中山西路），学堂故址在两街交会处，系清朝大学士刘权之故宅。刘权之亦文化名人，《四库全书》在事诸臣，正总裁皇六子、皇八子等，副总裁梁国治、刘墉等，总阅官德保等，都只挂名不做事。排名其后的总纂官、总校官和总目协勘官，才是实际的工作班子。总目协勘官负责各书校勘编辑，事最繁，任最重；刘权之为其首席，是《四库全书》的“第一责任编辑”。

入民国后，刘氏后人衰败。学堂迁走，这里卖给商家，成了“泰豫旅馆”。一九二二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在这里留下了如下题记：

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

现在的屋主人陈先生抗战胜利后在长沙从事营造业，买下“泰豫”这片地产，建楼成立“中原公司”，并在三贵街一侧为自己盖了这栋私宅。最使他得意的是，还以重金购得了这件梁启超墨宝，后来并刻石立碑，嵌在院内北墙上。

四九年八月以后的事无法详谈，只说三点：（一）中原公司的楼早成了市粮食局用房，如今又成了职工宿舍；（二）题记原件已为湖南大学收藏，偏偏展示在戊戌时反对“时务”最力的岳麓书院里；（三）几经周折，屋主人对房屋的所有权终于得到了承认，遗憾的是“时务学堂故址”的地位却一直“妾身未分明”，陈家“文革”中被抄走的两大箱文物，最后被送到了省图书馆，至今也尚未归还。

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而有案可稽有字为证，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这一处故址，却一直不被重视，真不能不使人叹息。

我总希望有谁能拿出修三皇五帝陵墓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钱，为“时务学堂故址”留一纪念。为当局诸君计，能借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氏父子和蔡锷诸人的大名，岂不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长沙的知名度，也不必再和庐山去争朱熹，和成都去争杜甫了。此事曾与屋主人陈先生谈及，他亦首肯。

陈先生名云章，字思默，长我二十岁。数月前曾往访，并摄影留念，我自己还在梁启超题碑前单独照了一张。

（二零零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