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伦《童年记忆》

茶叶蛋

茶叶蛋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小吃，我们重庆人一般都把它称作盐茶鸡蛋，顾名思义就是用茶水和食盐混合在一起煮熟的鸡蛋，只是后来有人在茶水里添加了各种香料，就使得这款小吃变成了商品。

我们家就住在重庆市长江北岸的白塔山下，街道没有什么特点，格局有些破旧但却并不显得古朴。

在我童年的时候家里穷得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茶叶蛋在我王三娃眼里就不单纯是小吃那么简单了。

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那时候不比得现在，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收入，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见天挑着零担走街串巷卖一点沙炒胡豆豌豆瓜子花生爆米花什么的零嘴，阴一天阳一天地找点钱来支撑着这个家。母亲是纯粹的家庭妇女，她从附近农村嫁到王家来能够做的除了生儿育女，还有就是永远也操持不完的细碎家务。

偏偏父亲又是个十处打锣九处都能够找到他的人，喜欢玩喜欢耍喜欢闹热，只要家中米缸里有了一两天够全家人吃的大米，那他就百事无忧地跑到街上的老虎灶茶馆去嗨皮了，吹牛谈天，听书观棋自得其乐，可以为了一盘棋的输赢和别人较劲大半天，只是把忙碌的母亲愁得不得了。

我从一生下来就从来没有感觉到吃饱过。所以，我每天都要近乎崇拜地远远望着卖茶叶蛋的罗老伯和做小买卖的摊位。

尤其是在每天的半下午，肚子更是饿得难受，每回路过罗老伯的茶叶蛋摊，最最感到惶恐不安，几乎都不敢也不能在他摊位稍稍停留一会儿，实在是怕自己忍耐不住茶叶蛋香味的诱惑，只能一次次地远远望上几眼便快步离去，就像是在躲避一场灾难。

那一年我5岁多，有一天曾经在街口的那一棵枝繁叶茂的黄葛树下眼巴巴地看着罗老伯制作茶叶蛋的一招一式。

罗老伯不一定叫得出我的名字王浩然，但是他知道我是王家的三娃，要不是我们相互都有些面熟，我那鬼鬼祟祟的样子他肯定会把我当成小偷给抓起来。

听父母说起过罗老伯家里的变故，他家里原来经济条件还可以，他儿子不晓得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的时候说错了一句啥子话，立马就被送到新疆劳改去了，他们一家都受到了影响。罗老太婆就有些气不顺，一口气没有喘通畅，血就冲到头顶上了，后来就半瘫在床上，整天半死不活的。

家境一落千丈，罗老伯一下子就老了好多。但是他煮的茶叶蛋却是很诱人的，就摆个小摊维持生计。那个时候我们家里也穷，他晓得我几乎不太可能有钱去买他的茶叶蛋。只是笑笑问我道：王三娃，你在那点偷偷摸摸地干啥子。

我脸红红地：不干啥子啊，我找个东西。其实我是不敢承认自己肚子饿极了，被他的茶叶蛋深深地吸引。

他也不再搭理我了，自顾自地制作起茶叶蛋来。还不到50岁的罗老伯两边的鬓角已有些班白，身板还相当硬朗。

罗老伯先是在炭火炉子上坐上一个浑身通体被煤烟熏黑的大铝锅，把木桶里面的水一大瓢一大瓢地舀进铝锅，顺手就从一个布袋子里抓出一大把老阴茶往铝锅里一撒，再用一个大漏瓢在铝锅里搅上几搅，铝锅里茶叶随着漏瓢搅出的水波翻飞起舞好看极了，犹如变幻着的橙色流苏。

然后，罗老伯把竹篮里面装着的鸡蛋一个个拿起对着树荫下稀稀落落的阳光用眯缝的眼睛照上一照，看看有没有那种黑了坏了的。做完这些他才一五一十地把篮子里的鸡蛋放进刚刚有一些发热的茶水里，手握长长的漏瓢轻轻地搅动，一边用蒲扇猛力地煽火，一直到煮蛋的水开花开朵了，他才停下手中的蒲扇，长长地喘一口粗气。

揭开锅盖，撒上一把盐再稳稳地盖好，用火炉子的炭火煮上十几二十分钟，阵阵香气就在那棵遮天蔽日的黄葛树下弥漫开来，到这时我那不争气的口水再一次地忍不住往上冒。

我怕自己实在控制不了茶叶蛋的诱惑，从黄葛树后面转出来，心里想着赶快回家。

一个路过的解放军叔叔，在向罗大伯问路的同时掏出钱来买了几个茶叶蛋。火炉里火光微微发红，把那位解放军叔叔的脸映照得很有声色，听解放军叔叔说的是普通话，应该不是本地人。

蛋锅里热气腾腾，罗老伯没有多说话只是快快地揭开锅盖，捞出几颗茶褐色鸡蛋。一股香香的热气扑面而出，解放军叔叔剥开蛋壳，张嘴就是一口，我想像着那滋味，口水直流。

鬼使神差的，像是有人拉住了我回家的脚步动弹不得。内心忐忑万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让我不能自已，我忘记了回家。装茶叶蛋的铝锅吸引着我走近了它，我吞咽着不争气的口水，心里想着：我悄悄拿一个就走，……对，我就拿一个……。

恍惚是在梦里，一个热乎乎的茶叶蛋到了我的手上，我不敢睁开眼睛，生怕这个美丽的梦幻破灭。但是我的手上又实实在在地握着一个暖暖的香香的茶叶蛋，我猛地睁大眼睛：难道我偷了茶叶蛋了么？……我心里害怕极了。

罗老伯笑着轻声说：王三娃，我晓得你中午没有吃饱，你饿了就拿一个去吃，吃完了赶快回家吧，莫要到处乱跑了，要不然你妈会着急的。

面前是和蔼的笑容，耳边是轻声的话语，没有一点责备。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感激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跑开了。

我还记得我是把那个茶叶蛋两口就吃光了的，感觉其味道真的是很香很香，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茶叶蛋，我就会想起罗老伯，想起那回味绵长的儿时。

罐罐饭

那些年，是没得哪个家庭要兴计划生育的，岂止是不兴，据说当时国家还在鼓励老百姓多多地生儿育女，所谓人多力量大嘛，大家争先恐后地生，我们那条街上随便哪一家的小孩都有一大串，景象相当地壮观。

王三娃只是我的小名，我的大名浩然，听起来还是蛮有些文气的。那时的家长们多是狂热而又冲动型的，给儿子女儿取名字都比较直白外露。你站在街上喊一嗓子，叫建国、卫国、跃进、国庆、红旗等等名字的就会跑出来一群。我的父亲能够给我取这样一个名字，至少还是说明读了几年私塾旧学的父亲肚子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几滴墨水。

我的记忆里，母亲这一形象非常模糊，这不能怪我，因为母亲因病去世的时候我才5岁多。脑海里几乎没有关于母亲的具体印象，高矮胖瘦我一概说不上来。

但是在我的脑海里还是能够捕捉到母亲为一家人做饭时的一些情景。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们那儿父母都很疼爱自己最小的儿子，把我唤着幺儿。遇到哪一天我父亲多挣了几个钱，稍微喝了两口酒，他就会抱起我在家门口打旋旋，逗我乐逗我疯，嘴里也是幺儿幺儿地叫个不停，母亲在旁边看着父亲和我痴痴地发笑。

我对母亲的记忆却少得可怜，记得后来我到学校报名读书的时候，班主任章老师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抽抽鼻子：王浩然。

那你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呢？

我这回没有抽鼻子，傻傻地站在哪里说不出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两年了，我真还不太清楚母亲的名字，同学们哄堂大笑，在他们看来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记不住，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

看着我呆楞楞地站在那里，章老师没有笑，摸摸我的头。我估计她是从我瘦小的身材和破旧的穿作就已经感觉到我是一个没有了母亲疼爱的娃儿。后来，章老师这位慈祥的女人每次遇到我就会多几分怜悯的体贴。

说起来也怪，我却能够非常清晰地记得母亲为我们一家人煮饭的每一个细节。

母亲是从来没有悠闲过的，她总是有做不完的家务。到了煮饭的时候，她一边用刚刚洗完衣服的湿漉漉的手给我揩干净常流不止的鼻涕，一边打米做饭。那时遇到灾荒年辰，全国人民的粮食都是定量供应，人们在肚子里几乎没有油水的情况下似乎就显得特别饥饿。

困窘的生活也能够激发出家庭管理者的智慧，好多的家庭主妇都是按每人的实际定量蒸罐罐饭的，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了一家人吃饭时的尴尬和矛盾。我们的母亲也特地为一家人准备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用来蒸饭的很粗糙的陶瓷罐罐。每个人的饭罐都是固定的，不管你够吃不够吃，都只能吃自己的那一罐。

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家里是不会有钱供我上幼儿园的，就在家呆着吧，就像是母亲的跟屁虫。尽管啥子都不懂，但是那饿起来的滋味我还是刻骨铭心的。

母亲每一次蒸饭时都要按定量给每个罐罐打米，我都会眼睁睁目不转睛渴望巴巴地望着母亲的手上下起落，要是碰巧母亲哪一次在打米时不小心洒落了几粒米在地上，我便会立马用自己那脏乎乎的小手把这些洒落的米粒拣起来，非常慎重其事地放进属于自己的那个陶瓷罐罐里。

看到我的这一举动，母亲心里一定是酸得不行，只好是背过身去。更多的时候，母亲也会把自己罐罐里的米粒拨拉少许到我的罐罐里，其实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我的饥饿问题。即便是这样的无奈举动也是不能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做的。

要是在饭桌上，母亲把饭拨给了我，那比我仅仅大三岁的二哥自然会哭闹。本来大家就饿，再这样一闹就会惹得一家人心神不宁。家里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大姐和二姐也是面黄肌瘦，全家人都是眼巴巴地望着面前的饭罐罐，哪个又不饿呢。

我不晓得父亲饿不饿，这个时候的父亲也会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姿态，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眼睛一横：一个二个的就像是前世饿死了来投的胎。

当然一般父亲更多都是骂王二娃的多：你龟儿子少吃一口就要死了唢。

骂完了把嘴一抹，便起身笃笃定定地奔老虎灶茶馆听书去了，留下我们面面相觑栖栖遑遑的一家人。

露天电影

童年时代是在饥饿和贫困中度过的。我们这些小娃儿的天性就知道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快乐，便把一切烦恼就忘到云里雾里了。

日夜流淌、滔滔不息的长江水路过重庆时与斜面串出来的嘉陵江汇流在一起，构成了波涌浪翻的交汇画卷。长江和嘉陵江的角力把我家乡旁边的那片河摊冲刷得很有特色，江水在这里形成一个又一个旋涡。我家乡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回水湾，在回水湾里，妇女们利用江边的石摊浆洗衣裳，有时候也撩起江水洗洗脸和洗洗头发惬意极了。

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娃儿，都喜欢赤身裸体在这个浅水湾里嬉戏。因为这里水流平缓，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大人们也不太管我们。那个时候每家的娃儿都多，谁家也没有那个精力来管，由着我们野。

回水湾是由长江河滩上一道道石梁梁隔成的，我们当地人把这些江边的石梁梁叫做外梁。外梁以外的长江那就波涌浪急了，那些比我们大几岁的娃儿可以乘家长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到外梁那边的长江里去游泳。

枯水季节我们都可以跑到外梁上去疯玩，到了春夏天到外梁的人更是多得不得了，当地人也没有什么乐趣，就逗留在外梁看着江水滚滚东去。

江面上大小轮船上上下下游弋，水鸭子在江里觅食，天空的中飞鸟在江天间翱翔嬉戏，就连春夏天那江水的涨涨落落都是当地人们观看和谈论的内容。

我那时候还小，比我大的，身体好胆量也大的都喜欢在水大浪急的长江去游泳，而且在游泳中都喜欢做一种类似于现在在游泳馆里才能够做的冲浪游戏。

长江里凡是有马力较大的轮船突突突逆江而上，必然会掀起一排一排的波浪，江水后浪推拥着前浪扑向岸边，把游泳的人一会抛向浪尖一会淹没于深水中，这样的游戏很危险但是也很有一些刺激。

我们当地人把这种游戏叫做“乘浪”。

到了炎热的夏天，到长江边和外梁上看乘浪的人群那是数不胜数，观看的人和游戏的人还高声叫着就像是在进行着“互动”。

和我最要好的小伙伴金涛的哥哥金锁就是在“乘浪”的时候被无情的浪涛卷走的。三四天以后，金锁的尸体才在下游10多公里外的河滩边找到。

那几天，金涛的父母疯了一般地沿着长江北岸一路呼天抢地地找寻下去，见到金锁的尸体后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喊和痛苦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那以后，我每次到金涛家去约他出来玩耍，他母亲都会非常严厉地嘱咐：你们要是再敢到外梁去耍，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脚杆。

但是要是我们邀约一起去看电影，一般他的父母是不会过多地反对的。

我们住的街道是没有电影院的，只有一家工厂利用篮球场不定时地放一些露天电影。

篮球场是在一个山凹里的平坝上，到了放电影那天，刚吃过中午饭便会有人搬上自己家的长条板凳去占位置，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篮球场上就被来自各家的五花八门的凳子摆得满满荡荡。

吃罢晚饭，大家都蜂拥着向蓝球场走去，我们这些小娃儿更是蠢蠢欲动，有点像北方赶庙会。

虽然是露天电影那也是要买票的。不贵，一张票也就5分钱。我家是不会拿钱让我去看电影的，所以我从来不会用凳子去占位置，我那么早跑去也就是因为那里人多好耍，图个闹热。

放电影的人来了，一般是随便喊上一两个年轻人，爬上那高高的木杆顶端去拉银幕。随着白色银幕的缓缓升起，等着看电影的人热情更加高涨，各种声音铺天盖地，过节一般。

摆好机器，拉好银幕，就开始清场了。除了帮忙拉银幕的那两个年轻人可以享受免票待遇，其余的人，全部都要退出场去买票入场。

我们这帮小娃儿当然是没有资格获得免票的，只能是悻悻地被赶出场外。金涛家本来经济条件就比我家好，再加上他哥哥淹死后，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儿子了，他父母更是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一般都会拿钱给他买票，而我只能是在场外看，有时候看银幕的反面，有时候就跑到远处的山坡上看侧面。

有一回看了电影《英雄儿女》，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我和金涛就为英雄王成手握着爆破筒跳向敌人的方向争论不休，我说王成叔叔是从左边跳下去的，而金涛非常肯定地说是从右边跳下去的，我们都不承认自己输了，争论得面红耳赤，而且同学们都说金涛是对的，我一直郁闷不已。

过了好几天，我才恍然明白过来，因为我是在银幕反面看的，自然和金涛看到电影镜头角度不一样。这回在同学中闹了个大笑话，我觉得自己很没有脸面了，好几天都不敢和金涛一起耍了。

从那以后，金涛就经常陪我一起在场外面看，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关照，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一直维持到成人以后。

大姐远嫁

我大姐师范毕业以后就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开始挣钱来弥补家里的用度。不久大姐还找到一个令街坊四邻羡慕不已的小军官处对象。

大姐夫第一次走进我们家之前，大姐曾经把我家里的情况绘生绘色地全部讲述给他听了的，大姐夫早就对我们家的困境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当他走进这个破败、凋敝的家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他在昏暗的家门口足足呆了差不多两分钟，才逐渐适应了家里的光线，看见了已经患上肺病躺在病床上的我母亲。

准姐夫穿着让人羡慕的军装，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他到我们家，倒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他就是向罗老伯问路的那个解放军“叔叔”，原本在我心中的叔叔一下子要成为我的大姐夫，多少还有一些不适应。

大姐夫的老家是在大西北兰州的黄河边上，在抗美援朝中九死一生，回国后自然是立功提干。形象不是那么高大但很魁梧，黝黑的脸膛里透露出一股威武凛然的正气。他的到来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很大大满足和喜悦。

父亲忘记了点燃含在嘴上的叶子烟，呆楞了那么半晌。大姐夫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叫了一声叔，并给父亲把烟点上。立马又从衣兜里摸出两合纸烟递给父亲。父亲的脸上那种满意的神情便压抑不住的表露出来，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赞许也是那样地强烈。

那个时代，年轻人谈恋爱基本上都是要征得父母亲同意的，而且很多的家庭一般都是当父亲的说了算。母亲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眼神的明确示意，便像是得到了一个指令，她挣扎着要下床来张罗招待客人。

说起大姐和大姐夫从相识相知，还有一段有趣而又蹊跷的故事：当年我家里的贫穷在这个街道是出了名的，但是几个子女渐渐长大以后，倒还有些摸样，尤其是两个姐姐那更是在女学生中出落得水水灵灵的，说媒的三天两头就到我家来走动。因为那些年姑娘长到了十七八岁都开始寻找夫婿了，初中刚毕业的女学生立马进洞房的绝对不算是稀奇事。

我的父母亲和别人家的父母也一样，他们不是一般的重男轻女。奇怪的是，他们在对女儿读书这个问题上却一点不含糊也很有见地。

父母都逼着我两个姐姐读书，而且初中毕业以后都是选择了读书不要学费，还能够发一些伙食费的师范学校。父亲经常对两姐妹说：男娃儿还有一把力气，你们一个女娃儿家家的，要是没有一点文化，以后你吃啥子。

父母亲在当时我家那么困难的景况下，能够有这样的高瞻远瞩，一直是让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成年以后想起来都禁不住地啧啧称道的。

在学校里，眼界打开了的少女们都非常崇尚英雄模范，尤其是军人更是她们的首选。有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就是想像着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在战争中立功受奖的军人。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大姐和班上的一大帮少女，都怀着对军人的无限崇敬写了一封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慰问信，没有具体地址也没有具体的人名，信封上一般就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英雄收”，向邮箱里面那么一投就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大姐在寄信的时候心里也发虚地突突跳，她也梦想着自己发出的信能够送到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手上，而且这个军人能够和她有些关联。于是她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心眼，在把慰问信投进邮箱的那一瞬间，忐忑不安地把自己的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放进了信封里。

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大姐寄的那一封慰问信是怎样就转到了大姐夫手上的。原本是一封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慰问信，但是到大姐夫手上就变得生动起来了，没有多久大姐夫拿着这封信一路问到了大姐就读的学校。

人世间的事情还真的有一些怪异，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封少女崇拜英雄的慰问信，就成就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婚姻。

大姐夫来到我们家相亲过后，邻居们对我家的看法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点真是让人不可理喻。过去因为我家太穷，隔壁最看不上我们这家人的蒋妈，现在连督促女儿写作业时都把大姐挂在嘴上了：好生读你的书，以后长大了也像王珍珍（大姐的名字）一样嫁个军官，那我们也算是活得体面一些。

从那以后，父亲抽叶子烟的时候就渐渐少了，更多的时候是抽大姐夫给他专门买的纸烟。每回抽纸烟的时候，父亲的动作也不再那么潦草了，假摸假样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枝，细细地品咂一番，有的时候还假装若无其事地溜达到邻居家，扯南山盖北网地寒暄一阵。显摆够了才郑重其事地把手上的纸烟点燃，一边慢悠悠地吞云吐雾，一边迈着四方步子回到家来。

大姐夫没有多少文化，平时话语不多，说话办事很是干练。尤其是他对打仗似乎特别有悟性，在我家时，我和金涛也闹着让他给我们讲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战场上那可比电影里要精彩惨烈多了，谁也不晓得今天睡过去了，还能不能看得见明天的太阳。跨过鸭绿江时他们连队100多人，回国的时候剩下的只有16个了，……还说了好多好多，不过那时我太小了，没有记住。

据说他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时，曾经被异国它乡的沙土埋了一天多，还是细心而顽强的战友把他从土堆下挖出来。由于他的勇敢并且对工作有那么一股子韧劲，在和大姐结婚的那一年，大姐夫当上了连长。

连长还真算不上是什么军官，但是在我们那条街上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还是足以让很多的人刮目相看的。大姐找到一个军官，以及大姐寻找大姐夫那扑朔迷离的过程，过后让我们想起来还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周其伦

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自2014年起在《新华书目报》开设“文坛素描”专栏，《文学报》撰稿人，出版小说评点专集《安于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