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癖好》黄晓明散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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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癖好》黄晓明散文赏析

关于癖好,明人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清人张潮亦有言:“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二张所说,言辞有异,意思却很相近。这就是说,癖好虽是小事体,但可见出一个人是否有真性情、真趣味和活泼泼的生命气息。像市侩、俗吏、乡愿一类人,眼里只有利益,只有私欲,只有虚荣,只有伪饰,哪会有什么清正端雅的癖好和活泼真纯的趣味真能系恋于心?癖好之有无,在某个意义上,可以作为有情与无情、有趣与无趣的试金石。

张岱如此说,他自己做得如何?身为晚明的世家公子,他少时饱尝逸乐,那癖好确也够多的。晚年所作《自为墓志铭》自承:“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段以乐写哀的好文字,以少时享尽安乐和大过诸般癖事之瘾,含蓄道出他遭逢国破家亡后的人生幻灭感和对故国家园的留恋之情,不能不令人兴起怆然悲怀。但说起癖来,那语气的坦率,或还有几分自炫、自喜,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真性情的。这是一个也许“于国于家无望”、曾耽于享乐却自有他丰盈的心灵生活和坦荡磊落的人格的贵胄公子,一个类似于贾宝玉式的真气不泯的膏粱子弟。

从字形看,癖的偏旁为“疒”,可见癖好有时真能给人发病的感觉。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说浙江乌程有一个叫严感遇的士人,“少豪宕,举止与俗异”。老年贫困住深山中,友人送他一块银子去买米。他跑到集市上看到心爱的小玉器,“辄买以归,玩弄之。饿而僵仆,几绝”。为了滿足区区一癖,差点把老命搭上,这位老书生的性情委实太可爱了。这与他另一件事——曾养有一只白鹤,形影不离。鹤死,他大哭了几天——合起来对照着看,不妨说这位士人的眼光是朝着内心世界的,为了人生志趣的满足和情义的贵重,什么世俗的观念,口腹的需求,甚至自己那一副百余斤的老皮囊,都可以弃之不顾的。

不过,像严感遇这种对玉石的癖好,虽在一般人看来“病”得不轻,却终究是危害有限。相比之下,19世纪俄国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患上的的那种对赌博的癖好,不仅害惨了他本人,也对他的亲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读毛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知道,这位大作家的“赌博癖”可真是历史既久,程度又深。早在18岁那年他就痴迷于赌博,“往往把口袋里的钱挥霍一空”,此后,这种由赌博造成的负债累累的情形,一直如影随形,压迫他终生。他的赌博癖有多重呢?在瑞士,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他就“把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也全给赌光了”。“只要口袋里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要往赌场跑”,最终孩子三个月后不幸夭折。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小说巨著很多,在世人眼里拥有大作家的耀眼光环,可是,他的赌博癖好实在是不足为训。这种癖好的存在,无疑地显示了他的一种病态人格,而绝非什么风雅的爱好和纯真的性情。

如此说来,癖虽是人们性情、趣味的流露,但癖有雅俗,趣有高低。像董桥先生所说“我斤斤计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这种推敲文字的癖;韩石山先生自称有“全集癖”,见到名家的全集,即使自家已有名家的单行本,仍还是个“买”;元代画家王冕自谓“平生爱梅颇成癖”“写梅种梅千万树”……这类癖好,或有利于写作、治学,或有利于陶冶性情,皆属有益之举。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患的那种赌博癖之类,还是避而远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