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陶《岳阳楼头话高风》
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驰名，《岳阳楼记》因范仲淹而不朽。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及其思想境界，正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值得后人敬仰。
《岳阳楼记》流传至今，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并非偶然。一篇《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深刻的家国道义、人生情怀，所体现的社会担当意识，具有很强的镜鉴意义。每每读来，总是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切肤之感。
在中国古代，“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的读书人做了官，秉心为公，清正廉洁，以治国兴邦为己任，做出了利国利民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受到世代人民的崇敬；有的则以权谋私，对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全然不放在心上，遭到人民的唾弃。范仲淹属于前者，他的人格与思想境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成为了历史的精神财富，如同一盏照亮人性的灯塔，千年不灭，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使后来者受益。
范仲淹在做官之前便立下了誓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这话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行动之中。范仲淹37岁任浙江兴化县令时，当地每年海水涨潮，泛滥成灾，沿海州县往往民房冲毁，人畜伤亡，土地盐碱荒芜，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奏请上级，修筑“捍海堰”。他不避艰险，亲自到海滩工地视察监工。为了民众百姓的利益，他顶着各种反对的声音与压力，终于修成了一道拦海堤坝工程，保护了四个州1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地百姓为范仲淹修祠纪念，将捍海堰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55岁那年， 皇帝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在天章阁接见，让他陈述对治理国家的意见。于是他上奏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10个方面的治国理念与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在这些建议中，他特别强调了考核官吏、严明奖惩的“治吏”原则，表达了“治国首先治吏”的理政思想。严禁以侥幸投机的手段谋取权利，精减不必要的官职，整顿吏治，重视教育，以德为先，杜绝官员贪贿腐败。他认为，只有官与民同心同德，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
范仲淹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在庆历年间开展了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革新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了广大民众和开明官吏的拥护，但由于某些措施损害了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朝廷中有人横加阻挠，甚至对范仲淹恶意中伤，诋毁新政。最后使得革新未能贯彻到底，范仲淹被迫以壮志难酬的郁郁心情离开了朝廷。
北宋时期，始终存在着“边患”的威胁，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有一年，西夏举兵入侵，当时陕西、宁夏一带的官员将领御敌不力，夏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边境告急，朝野震动。当此国难之际，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到险恶的西部边疆指挥督战。在受命出征之前，他做了周密的战略思考，已经年近六旬且体衰多病的他，带上儿子纯祐，一起出征。
人人都知道，战场乃生死危险之地。将帅出征，让家属孩子跟随，真是世间少有。当时范仲淹长子范纯祐只是19岁的青年，在残酷的战场，他让自己的儿子深入战阵，到前线修筑城堡，这无畏无私的精神鼓舞了士气。加之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最后终于取得了捍卫疆域的胜利，逼迫西夏国王李元昊签订了和议。范仲淹的威名，从此在西夏官兵中广为流传，说他“胸中有十万甲兵”。
范仲淹做官，心里想的是国家与人民。他在为母守丧期间，仍然心怀国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向朝廷建言，写出万余言的《上执政书》，针对当时存在的弊政与守旧思潮，陈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治国理念，为通过变革使国家富强而呼吁。他直指一些地方官员是应付上级很费心，宴会吃喝很积极，心不在政务，事不问民情，甚至贪赃枉法，颠倒是非……这样的官员主政一方，怎能不腐败、不坏事呢？
范仲淹作为国家官吏，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做到了真正的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他既做过地方的基层官吏，也做过朝廷的参知政事，无论是言微权轻还是官高权重，他都是持身俭约，自甘清贫。他的亲人家属都过着清淡的布衣生活，他时常教育子女，要多读书，立大志，不要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以古代颜回“身在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来教育孩子们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他从不收取他人馈赠，拒收一切礼财，包括给人撰写碑文的酬金。他把自己的钱大量用于恤孤济贫。办学校，买义田，创办公益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晚年创办了“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是一个闪烁着先进社会思想之光的创举。这个“义庄”是基于消除贫困、追求生活平等的社会思想而建立的。他以平生俸禄积蓄购买土地，将耕种经营的收获，归为“义庄”公有，按需要平均供给人们作为生活消费，凡衣食婚丧所需，皆从设有管理机构的“义庄”按规定支取。“范氏义庄”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之久，它“不仅开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近代扶贫事业的滥觞”。范仲淹首创“义庄”，虽然范围局限于宗族之间，但其“化私为公”的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心奉献精神，在当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64岁那年，由青州调往颍州时，他扶病上路，途至徐州，因劳瘁病重而逝。临死前写就的《遗表》，内容全是对国家前途利害的建议，对自己家属私人之事一字未及。他生前为官，不营家产，不置豪宅，丧葬之时，竟然没有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身上！办理丧葬的费用也是依靠朋友的集资帮助。“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哀哉！伟哉！如此官吏，如此人生，如此为公忘私，如此爱国亲民，怎能不令后人崇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