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灯盏》漆宇勤散文赏析
说到禅，仿佛马上就有一丝氤氲的神秘感和玄妙感弥漫到了心头。
说到禅，马上就想起了禅宗，进而浮现出杨岐，浮现出杨岐山上一座平常味道的寺庙。这寺庙甚至连名字都有着家常的随性味，就叫普通寺。但这普通寺却是禅宗的祖庭之一，在这里发源命名和流播繁衍了禅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宗派杨岐宗。
宋乾兴元年（1022），30岁的僧人方会来到地处赣西的杨岐山弘法。他将杨岐山上肇始于唐代的广利寺改名为普通寺，从此举扬一家宗风，创立了名扬天下的杨岐宗。方会也因此被人称为“杨岐方会”。
我们已经知道，达摩东渡让佛教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了起来，而六祖慧能则开创了“纯粹的中国化佛教”。随着符合南方士大夫心理需求的禅宗流派主张的兴盛，过去需要念经、苦修、出世、枯坐的修行进一步切合了士绅们求简的心理。现在，他们可以灵机一动、心念一起，在顿悟中轻松地进入某个境界。这样一来，禅宗就具备了某种文艺性和趣味性，加上其本身所有的神秘性与玄妙性，形成了一种智慧、思辨的外在呈现。
当更多读书人参与其中之后，禅宗内部的交流、传播也有了读书人的影子，他们更多地用棒喝、隐语、动作、手势等方式打机锋、辩体悟，蔚然成一股自由活泼的禅风。而禅宗历史与细节的记载、传承，也更多地以所谓公案的方式出现。
在唐宋时代，禅林各大宗师多以近似诡辩的奇异言行和峻烈棒喝显示玄微，而方会的表现却平实无华。他不拘泥于语言上下功夫，强调禅的直观修炼，主张“随方就圆”，“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杨岐无旨的，栽田博饭吃”。一次，有人问方会：“雪路漫漫，如何化导？”方会答：“雾锁千山秀，迤逦向行人。”就是说不必墨守成规，可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在方会看来，禅宗主要靠“立处即真”的自悟，他说：“立处即真，者里领会，当处发生，随处解脱。”因为“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对三门，僧堂对厨库。若也会得，担取钵盂拄杖，一任横行天下。若也不会，更且面壁。”
不过，这个方会在自己的修行原则上，却并不怎么“随方就圆”“灵活变通”。 他在管理寺院库房期间，工作时点着庙里的灯，到了晚上个人诵经参禅时就点自己的油灯，生怕侵占了公家的利益。对于寺院管理，这个年轻的僧人也是严密细致、合情合理。管理细节具体到了对于寺院灯盏的点燃、添设等方面，如佛前长明灯由香灯师精心照看，寮房用灯则要求按时点燃与熄灭，做到合用、节约。他这种爱护寺院公物、公私分明的嘉德懿行，被传为佳话。由此，还衍生了佛门中那副著名的对联：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
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依旧愿意相信这则故事一定有其事实根基。它的朴实与其他很多“公案”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充满玄机、通过禅师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言一行而引人憬悟的故事，无疑绝大多数都完美体现了哲学与语言的多种出路、多种解读，也完美体现了禅宗的优雅智慧。但是，请原谅我的愚钝与放肆，在翻看那些泛黄的禅宗公案时，有时候我也会不自觉地涌起某种大逆不道的想法：禅宗文献中有少数公案机锋很可能是在耍无赖。面对不好回答或无法三言两语解决的问题，大家都是聪明人，知道选择最聪明的办法，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至于这与问题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言语举止是否被提问者或旁观者解读出让人顿悟的高深启示，就用不着管那么多了。
当然，或许，在另外的语境里，哈哈一笑就放过，本身就是一种禅思的表达？
杨岐燈盏明千古的公案与那些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机锋问答公案风格完全不同，它用最简单笨拙的故事表现一个僧人的道德水准与管理能力。或许，正因为有了创始人的这种道德水平与管理能力，杨岐宗从一开始就做到了综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除弊布新，最终在禅宗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作为浸润着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宗教流派，禅宗已经发展到了包含五家七宗的局面。五家即临济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临济宗至宋代分黄龙、杨岐二派，以此二派加上五家，合称为七宗。但《中国佛教史》载：宋代，禅宗只临济一家弘传至盛，余家或绝灭，或衰败，曹洞一家绵延至宋末忽臻隆盛，临济下的黄龙一派数传即绝，而杨岐一派乃复临济宗的旧称。——临济宗内的黄龙宗传承数代即灭绝，杨岐宗等同于临济宗，临济宗的历史成为杨岐宗发展的历史。
从普通寺出发，杨岐宗术法流传，法流繁衍，遍布各地。仅在江苏、浙江一带，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天目禅师寺、宁波天童寺、杭州灵隐寺、苏州虎丘寺等，都是杨岐法系。据《续指目录》记载，自南宋至清代康熙初期，共有高僧大德者710名，其中杨岐宗弟子就占了470名。《中国佛学名人词典》记载中国十大佛教宗派的传承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是杨岐宗。杨岐法系传人中，既有众多知名禅师，也有官至明朝宰相的张商英、姚广孝、袁了凡和一代名臣林则徐等官宦，还有赵孟頫、石涛、八大山人、弘一等文化名家。
同样从普通寺出发，杨岐宗法还在异国繁衍昌盛。据说，唐宋开始，从日本到杨岐参禅的僧人就接踵而来，使得杨岐宗在日本大为兴盛。当时日本有24派禅宗，杨岐宗独占20派。第一个来中国求杨岐佛法的日本僧人是珠光，他比《辞海》里所讲的俊芿、圆尔辩圆两名禅僧来华求法还要早几十年。
可以想象，“遣唐使”一次次从日本海岸扬帆起航，一次次从中国返回日本，随之回去的除了一箱箱见所未见的物件，更有一桩桩闻所未闻的故事。那些物件与故事的产生地中国，叫无数日本人怦然心动。作为僧人的珠光决定：到中国去学习佛法！
历经千艰万险，非止一日，珠光终于抵达中国。左寻右觅，既虔且敬，他终于拜得杨岐宗第四代传人佛果禅师为师。在宗教文化的感召下，珠光克服了语言、生活、学习上的重重困难，日益精进，最后获得佛果禅师的“印可”。
学成之后，珠光带着师傅佛果禅师手书的佛理阐释以及“茶禅一味”的书法条幅满怀欣喜地坐船归去。可以想见，一路他曾若干次设想回到日本后如何弘扬杨岐禅宗。很不幸，就在他的船快要靠岸之时，飓风覆舟，一船人无一生还。这个意图将杨岐灯盏传承到日本的珠光，最终成了殉道者。
文化的交流从来都具有往还的交互性质。除了主动来杨岐参禅的日本僧人之外，宋元明三朝，也有不少杨岐宗传人远赴日本弘法，其中主要代表者有南宋的兰溪道隆禅师，日本朝廷尊称他为“一山国师”；有明代的隐元隆琦禅师，他在日本建了黄檗山万福寺，日本朝廷尊称他为“大光普照国师”。
杨岐宗大放光芒、普通寺变得不普通的时候，杨岐方会早已圆寂。在筚路蓝缕来到杨岐之初，方会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开创的这一宗派会成为一条辉煌的文化之河，让杨岐灯盏流播久远。
其实，让杨岐之名走向鼎盛、辉煌的方会并不是杨岐宗教文化的肇始者。在此之前，杨岐的佛教传承自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当年，乘广、甄叔两位禅师在这里开山建寺，辗转传承。
唐贞元十四年（798），乘广在杨岐苦心经营四十多载后圆寂于此。他的弟子们在寺庙右侧用石头垒砌兴建了乘广禅师塔。石塔建成9年之后，一个名叫还源的弟子又请得乘广禅师生前好友、著名诗人刘禹锡提笔写下了洋洋千言的碑文。这篇《唐故袁州萍乡县杨岐山禅师广公碑文》由刘禹锡写好后，又由他的兄弟刘申锡细心篆刻，于唐元和二年（807）5月立于乘广禅师塔下。
撰写碑文的时候，刘禹锡正贬谪朗州司马，离杨岐山有千里之遥。还源和尚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走州串府终于找到了刘禹锡。看着这个僧门好友的传人，刘禹锡无比感动，在痛惜中再一次想起自己与乘广禅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最终行诸笔下。
事实上，刘禹锡与乘广禅师的友谊并不鲜见，翻看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文人与僧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诸多文人留下过与僧人的唱和之作或者是碑铭。
这真是有些奇怪的事情，文人自做着他的官，僧人自参着他的禅，怎么会有如此频繁而普遍的交集呢？为什么天下名山僧占多，而天下名士又多与僧人友善？或许，这是因为文人喜欢寻山问水，很容易进入有文化底蕴、有人文气息、有历史年头的寺庙。而深居寺庙的僧人中不少往往又有惊人的睿智之语，让文人与其接触中大有收获。这种情况，在禅宗兴起之后尤其如此。也或许，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文人们大多失意，这个时候自然很容易向佛门寻求解脱和寄寓。而僧人的超脱，又让文人觉得向往与羡慕却求而不可得，于是便经常往来。再或许，是因为僧人少了利益纠葛，让陷于仕宦人际纠葛中的文人在与其交往中觉得放松、畅快。
——我忘了重要的一点，过去的僧人，往往也是个文人，当时的僧人中能诗善文者还真不少。
于是，文人与僧人由访客与接待者逐渐演变成了文朋诗友，再成为亲密好友。这两者之间的交往情谊，最终借助能够长久留存的寺庙建筑与诗文著作留存了下来。
说来奇怪，这个赣西萍乡的小地方，与宗教的渊源却颇有些来头。在这里，道教文化渊源可以回溯到近2000年前。诸多或真或伪的文献都说到，中国道教重要流派丹鼎派的开创者葛玄、葛洪在三国、东晋时期就于萍乡武功山修道炼丹。至今，在武功山金顶处，还保存着三国东吴初年始建的四座花岗岩古祭坛。葛玄自己还写了《丹成颂》，述其修道炼丹的艰辛：“流珠流珠，役我形躯。奔驰四海，历览群书。经久不悟，维思若愚。焚遍金石，烧竭汞珠。”唐代袁皓也写诗记述这段故事：“一洞二仙共炼真，功成九转各神通”。
与佛教禅宗的渊源就更不用说了。当年祖慧能往下，禅宗传至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分称“南岳系”和“青原系”。南岳系下传马祖道一，主江西；青原系下传石头希迁，主湖南。双方弟子互串师门辗转求法，一时成为盛况，禅宗史称“走江湖”。唐宋时期，走江湖往返于湖南、江西的云游学僧不计其数。
除了杨岐的禅宗之外，萍乡还有一个名叫释惟则的僧人在宗教文化中大放异彩。这个自号天如的元代僧人，倡导禅净双修，晚年在门人支持下创辟了苏州名园狮子林（初名师子林）。他曾与元曲家贯云石、阿里西瑛过从甚密，优游唱和于杭州。狮子林建成后，又与倪瓒、高启等文人名士园林聚会，吟诗品文。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擅长诗文，著有《师子林别录》《天如集》《高僧摘要》等。
宋代杨岐禅宗盛极一时的那段年岁，四方朝拜者络绎不绝，一时象马交驰。因杨岐山处于离县城数十里处，一日往返交通不很方便，位于市区的宝积寺也自然就成为海内外僧俗朝礼杨岐禅宗祖庭挂锡之地。
北宋崇宁元年（1102），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来萍乡探望在此担任知县的兄长黄大临。探亲之余，自然免不了寻幽揽胜。来到一个名叫宝积寺的地方后，他与寺庙住持一见如故，一时文人僧人相谈甚欢。聊到后来，黄庭坚欣然运笔，题写“德味厨”、“八还堂”匾额，还兴致勃勃地在寺院大殿前栽下一株罗汉松。意犹未尽，第二年冬天，黄庭坚又撰写了《宝积寺记》，盛赞寺庙的同时，对仅仅一次游览就结下友谊的寺院住持给予了高度评价。
黄庭坚在萍乡的僧人朋友非止一个。他曾专门写诗送自己多年的朋友密老禅师从宜春崇胜寺去萍乡五峰山担任某个寺院的住持。这首题为《送密老住五峰山》的诗中说：我穿高安过萍乡，七十二渡绕羊肠。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五峰秀出云霄上，中有宝坊如侧掌。去与青山作主人，不负法昌老禅将。栽松种竹是家风，莫嫌斗绝无来往。但得螺蛳吞大象，从来美酒无深巷。
释惟则与文人、刘禹锡与僧人、黄庭坚与僧人之间的友情并非孤例，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信手拈來一长串名字：李白、苏轼、郑板桥、刘长卿……无论是仕途不顺的文人以其清高与僧人的枯寂达成共鸣，还是春风得意的文人以其闲适与僧人的豁达形成互动，一段一段的友情最终在诗文唱和中得以永存，一个一个的故事最终在岁月里得以流传。
这些文人与僧人的素淡交往，为禅宗文化增添了更多亮色，也为禅的灯盏代代传承增添了温暖和文字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