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引子

乙未仲秋日，朗亮的乐亭县天空一碧如洗。六百岁古槐的苍劲枝叶，在大黑坨村的顶空，编织出密绿的华盖。古槐斜对着李大钊故居大门，渤海的潮风吹拂着槐叶，窸窸窣窣诉说着李家大宅的故事。大门边的条石上，李家的族人、亲邻随着风声一齐站立，恭迎一位手执拐杖迈出宅门的老人——村中唯一亲睹过李大钊形容的见证者——九十三岁的李俊之老人的到来。他是在笔者询觅他去处，知情人指点他门户，我欲启身拜望他之时，他突然出门而来的。在这一刹前的三秒钟，我得知的信息是他病重、住院多日。在这个海光恍惚、佛光普照的古槐前，似乎一切的奇妙都可以发生。

在这组乡人组成的群雕背后，李大钊的塑像肃立于院中，宽阔的前额下，一双亮星般的眼睛透过山河湖海，望向地平线以外的地方。一阵诗与歌和声，自西天的烧霞处低回而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是李大钊的警世恒言，他的巨手著出的天下文章，改变着那个黑暗的世界：

他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他在中国首传马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最早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他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成国共首次合作；

他领导北方工农运动，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

他首倡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他以伟大的革命思想，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青年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等。

他顶天立地，功勋盖世！李大钊，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如风常歌！他出生自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古槐树对面的李家大宅。李俊之老人的追昔故事，娓娓动听。

乐亭县

史书载乐亭县，距今已八百余年。这里偏居海角，自古少遭刀兵战乱，乃安居乐业之地。又有“乐安亭”之美名。

有滦河哺育，平原沃野，盛产高粱、小米、玉米、大豆、棉花等。却因滦河水三年两头泛滥成灾，“年谷难望顺成，且地隘人稠，粮食难以自给。贫苦农民只有逃荒要饭，流落关外谋生。”

清末民初，乐亭县已有手工业景象：如造车、船、建筑房舍，制作农具家具等。农暇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女子纺织，男子在地穴中制作的笸箩、簸箕、席子、笤帚等日用家具，远销国内外。

清代后，乐亭人到东北经商者渐多。据乐亭县志载：“邑地近边关，经商者多，出品贸易挟货营运谓之财主，代人指筹谓之伙计，有‘乐亭帮’之称。”除占领东北三省市场外，还分布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开店铺，办工厂，到德国、日本留学。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亦到东北做过生意。他于不惑之年，在长春、万宝山等地开杂货铺。

商旺钱多，文化教育发达，有“文化县”之称。县志云：“乐邑人情急公好义，士守廉隅，民勤操作，而闺门之风谨饬诚有。”“自唐以迄民国，数千年不识刀兵，遵海而傍滦河，七十里帷安耕读。”又云：县民“雅重读写”，“举凡衣食稍足之家，无不令子弟就学，或延名师，或从外傅。”唐、宋以前名人志士不乏，废科举后，乐亭盛办教育，考入大学和国外留学者众多，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使乐亭县成为乐亭大鼓、乐亭皮影这两朵中国民间艺术之花的诞生地。据李俊之介绍，李大钊正是依靠了此般丰富文化元素，才生成了比众家文人志士更高一层的精神品质，更为多彩的文化品位。

大黑坨村

他生身的大黑坨村，位于乐亭县城东南方18公里的二滦河下游，离海16里。大黑坨村建村于公元1404年。乐亭县志记载：“成祖永乐二年，江淮迁民亦至，始以土民编社，社一十有八，屯九云。”大黑坨村就是当时所筑九屯之一。李大钊祖坟石碑碑文《大黑坨李氏族谱引》记载：“始祖于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即卜建此茔。”说明李家是大黑坨村最早外来落户的人家之一。

“坨”就是沙土高丘，河淤风聚均可成坨。大黑坨村附近就有小黑坨、甘坨、羊坨、后坨、翠坨等。有一神奇传说：某日，一夜黑风，山摇地动。二晨，一座大沙坨墨黑黑生成在村东北角，当地人就管它叫“大黑坨”，村庄从此亦命名“大黑坨村”。后来，大沙坨成了埋葬李大钊家祖的墓地，又叫李家老坟。远远望去，大沙坨好像一只黑老虎舛卧村边。年长日久，老虎形象模糊，墨黑大沙坨也渐变成了米黄色、银白色……

大黑坨在清末民初已发展成为乐亭县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大村。东西三里长街，千余人口。谷家、赵家、杨家、李家是大黑坨村四大家族。

大黑坨村乃人间美景：东南是蓝蓝大海，北方是高高碣石山，近处是白色大沙坨，闪烁着耀眼光芒。这似乎正是中国革命前景的征象：一个黑暗的旧世界，一座黑黑的妖山，而今，已变成蓝天碧海银白世界。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故居坐落于大黑坨村东部路北，南北长55.5米，东西宽18.2米，建筑面积1010.1平方米。建造者是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李如珍有二弟李如珠，三弟李如璧兄弟三人。他知书达理，早年曾中过秀才（从九品的官职），因子嗣，过继侄子李任荣（李如珠次子，即李大钊的父亲）为子。李如珍生活的时代，乐亭县水患不断，聪明的乐亭人纷纷奔赴东北等地坐股经商，李如珍在长春、万宝山一带经营杂货铺，积蓄后返回故里，购买土地，于1881年修建了这座宅第。54岁时，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用他走南闯北积累的经验、知识、智慧，融合东北、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本地的环境、地理位置、生活习俗等，对房屋进行了总体设计。

故居与大黑坨村的主街道相邻，通道宽阔，南面是宽敞的场院，西南面是村中张榜发布公文的主要地方——老母庙，故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夏季通風，冬季采光，出入便利、环境良好。

建筑为砖木结构，丈高十字花墙，21间灰顶平房毗连呈长方院落，由前、中、后三院组成穿堂套院，大门、二门、后门错落有致；三院一体，层次分明，属于李大钊领地的后院：一道花墙，把整座宅院分为东西两部，远离喧嚣嘈杂，一派清静，是修身养性、读书学习的最佳所在。两间小厢房是李大钊读书学习的地方，似乎命定了一种格局——这所被称为“鸳鸯式”的宅院，将会诞生一个轰动世界，拯救中华的伟人。

大钊家世

在大黑坨的李家祖茔中，树立着一通“族谱碑”，此碑经磨历劫，辗转于祸福之间，有幸留下了大部分文字，为考察李大钊家世，起到了望树寻根的作用。

在碑的正面额部左右，对称镌刻“千古”、“不朽”四字，颈部为“始祖”二字，下即为竖行隐刻的题为《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文：

……始祖以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即卜建此茔。彼时以草昧初开……赖有祭扫食俊合集一族、未失行輩。乃又嘉庆十六年岁甚凶荒，坟树……涣散，如使永为涣散，合集无时，将虽系一族，虽属同祖，亦不知谁之为……诸祖之灵。赖有族弟为模者，以青年而笃宗谊，顾兹荒冢实觉神伤，乃……植后以稍条之资，再兴茔祭，年新日盛，又以其余添置祭田。今树已……老……钱，又创益看茔房屋三间。又栽植果品诸树，此树若好，后人之利……

碑残文断，但能看出，李家祖先于明永乐二年迁此，至今有602年历史。据李家老辈人递传，乃山东迁徙而来，公元1863年农历四月立得此碑。

碑的背面刻有李家三代世系族谱，以李大钊的曾祖，排“为”字始，依次排有李大钊祖父辈“如”，李大钊父辈“任”字，近百人名，已成大黑坨村旺族。

李家的祖先有文字可考的从李文翠开始立祖。李文翠是李为模的父亲。李为模兄弟三人，两个哥哥：李为梁、李为枢，都是农民。李为模字广训，生于清嘉庆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享年71岁。

李为模生三子，即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李如珍生于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享年80岁。李如珍无子，只生二女，过继二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是李大钊的生身父亲，字华亭，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卒于清光绪十五年三月。李任荣自幼奋发读书，知文达理，字写得好。李如珍非常喜爱，过继他为子后希望把其培养成学业有成的读书人。可惜李任荣身体虚弱，没等考取功名就离开了人世。李如珍为乡民造福，有石碑一通为证：“《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墓碑文》镌铭——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撰文。童生：李任荣书丹。”正是这块石碑，记载了李如珍的乡中声名，也留下李任荣的俊逸书法。这位病弱书生，却握笔如虎、走笔如龙。

李大钊的母亲周氏，乐亭县西走马浮村人，她19岁过门与李任荣结婚。由于丈夫离世，悲伤过度而忧虑成疾，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大钊不满两岁时也离开人世，终年27虚岁。

“百灵”与“憨头”驳诘

北方农村有“幼小丧父难立柱”和“幼小丧母命里苦”的预言。1889年10月29日生身的李大钊，一落地便成“遗腹子”。哀怜无助的母亲，也在生下大钊16个月后，于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撇下了孱弱豆芽般的孤苦儿郎。

每一个大人物的生死际遇，都有无数的研究揣测。他生前父亡，生后母逝，及生日寒风萧萧的气象，似乎都预示了李大钊的此生炎凉。

在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的会议室里，馆中的各职文友齐集，为我讲解李大钊诞生、生成伟人的故事，作家老馆长杜全忠看了一阵我的相貌，断定我是《李大钊》可托之人，令我高兴。尽管他撰写“大钊”已有成就。

1889年10月29日晨，寒风吹拂着乐亭大地，初霜新冰的冬日，渤海的上空却映现出灼灼霞光。这不常见的吉祥之光照耀着平原上的棉地——北方的棉花成絮很晚，一茬茬棉桃儿开裂、吐絮、采摘，要延至冬月。正因如此，那灼灼霞光映照着的棉株，不单有黄的枝、青的桃、白的絮，还有着干绿未掉的叶儿，可织成紫花布的晚成紫花。这一切都组成了北方农村的美丽光景，也预示着这种天象、气象和景象中，似乎要有人间的奇妙发生。

一位身着棉袍，头戴瓜皮帽，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肥胖老头踏破阡陌霜露，焦急而兴奋地穿梭于棉地，长袍的大襟，擦碰着黄的枝、青的桃和红的絮。这就是李大钊的爷爷——李任荣过继的父亲李如珍，他渴望着他的孙子大钊的诞生，天上的霞光，棉地的多彩，都在他眼中焕出祥瑞之光。

在这样的时刻里，他的上空飞来一只鸟儿，像从太阳里、霞朵中飞出，似霞光的红色，又似棉桃的青绿，它清脆地“喳”地一叫，落在李如珍眼前的棉株上。“百灵鸟！”李如珍心里欢呼一声，立即联想到将诞的孙儿，口中便有了祈祷。那蘸着霞光的百灵鸟慢慢地跳动着，分明在向他靠近。他半闭了眼睛，直到它栖向胸前的红絮才伸出双手，心跳中捧住了它，它柔顺地偎在了掌心，不飞不逃，正是小鸟依人的娇相。

李如珍连同看鸟的乡亲在此时听到了喜讯：孙儿大钊诞生了！人们又有百口百舌的议论：这娃儿占天象，占“百灵”之气，取名应叫“百灵”、“灵头”。李如珍说：“人不要太灵，憨厚传家。况且，‘灵’字惯与魂灵、精灵组词。这伸手可擒的鸟儿，倒是有十分的憨厚，就叫个‘憨头’吧！皮实，好养！”

这是一个生性乖巧的娃儿，两只大眼瞪着房梁，瞪着母亲，一眨不眨，似有所思，似乎呆气，却又对门外的一声鸟叫、一声鸡啼都兴奋异常，双眼乱转，寻寻觅觅。因他父亲早死，母亲双颊高耸，黄瘦虚弱，骨瘦如柴。她看着可怜的儿子，一忽儿喜不自禁，一忽儿苦泪暗流。她似乎知道自己寿命不长，为儿子缝补成形的小衣小裤，一件套一件，件件长大些。在她生下憨头16个月的那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她双手搂着儿子，流下了最后的两粒苦泪死去。

不幸的小憨头啊，从此，失去了母亲温馨的爱抚，再也找不见妈妈那熟悉而安详的身影。他揪心地哭着，那稚嫩的啼哭声，像百灵鸟的啼叫，像利箭扎在爷爷心上。天变了，变得黯然失色。他眼含热泪，抱着嗷嗷待哺的小孙孙。

他要吃奶呀！平日里自尊自持的李如珍老人，不得不抱起可怜的小孙子，出东家入西家，沿街讨要奶水。尽管善心施奶的乳母们百般热心，可生性固执的小憨头却谁的奶头都不肯含上一口。饿极时，反倒噙着爷爷肥胖的奶头下劲吮吸，吸得他心疼。

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如珍的女儿老捡姑子抱着自己的小女儿来看娘家。老爷爷大喜过望地说：“这个小憨头真有福，来，快来让你姑姑喂两口试试！”

对小憨头从未撩过眼皮的老捡姑子，接过小憨头。说来也怪，小憨头含着姑姑的乳头，立刻香甜地吮吸起来。听着憨头细微的吞咽声，老爷爷如释重负，笑呵呵地对女儿说：“捡儿啊，爹跟你商量商量，从今儿你别回去了，在咱家住下喂憨头吧！爹亏不了你，爹立刻给外孙女雇人喂奶，孩子大人的一切花销，都包在爹身上啦！”

没等爹把话说完，女儿便说：“想得倒好，你们孩子娇，我们孩子也娇，我们孩子也不吃别人的奶！”

“你，能见死不救？小憨头是咱李家的骨血呀，难道你看着咱李家香火了断吗？”

老捡姑子翻一下眼皮说：“不就是怕到时候没人给你打幡吗？没儿子，闺女一样打，谁都能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一旁的老奶奶接话茬说：“是嘛，没儿子，闺女也一样，赶明儿咱死了，就叫捡儿女婿给打幡！”

老爷爷火冒三丈地说：“痴心妄想！我早知你们惦记我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想变着法地吞掉我这点家业，除非日头从西边出！”

众人见老人动了肝火，忙上前解劝：“红了绿了也是亲爷俩，俗话说‘婿当半子劳’嘛……”

如珍老人气咻咻地说：“我告诉你，我死后，这幡让谁打也不能让你那个不上相的女婿打！你这就给我走，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闺女，你也没有我这个爹！”

事情发生以后，爷爷非常不放心奶奶和姑姑，无论喂水喂奶，都是亲自动手，他甚至怕这些异心人儿加害孙儿，儿子是过继来的，孙子更远了一层，在一般没文化的农妇心中，没有骨血至亲的娃儿养身养不了心。

有文化、有功名的老爷子变得比老嬷嬷还要柔细，他抱着孙子，背着孙子，让孙子骑上自己的脖子，给两岁的小乖乖讲故事，讲心事。那娃儿却出神地谛听，入神地思想。冷不丁接一句话儿，蹊跷得令他头皮发麻，双目圆睁。他细心地观察、猜测着这个百灵鸟幻化的小精灵：发现他的脸上放出毫光，眼神里出现过奇光，言语里吐出过的不成句的东西，似乎有着难解的奥秘。

他從村里端来最嫩的豆腐脑喂他，教他一首儿歌：

咕噜噜，咕噜噜，

小小石磨磨豆腐。

价钱小，营养足，

吃肉不如吃豆腐。

肉鱼也舍得买来，小鸡的心肝，猪羊的脑浆，小鱼的眼睛，蚂蚱、蝈蝈的肚子。如吃水果，还要烧熟，防拉肚子。如吃鸡蛋呢？要炖成膏膏。豆类谷类的稀粥，要用纱布滤过。在爷爷的心目中，憨头孙子是一只百灵鸟，一位灵头才子，一位可求功名的精英后代。他穿着小表姑给他缝制的绣花“嘎啦”像鸟儿飞舞院中，孙儿吃爷爷的胖奶，已成祖孙亲昵的享受。大黑坨传说“憨头是吃爷爷奶长大”的妙语，是他爷儿俩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真实写照。

神童塾学

在对憨头的教育事业上，李如珍殚精竭虑，他像栽植一棵天宫的桃树一样，细究着水土风光的妙境。

在古槐斜对的北大门里，设有谷宗海先生的私塾。塾师是远近闻名的单子鳌先生。先生能文善书，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千字文”、“千家诗”等，更是开口能颂，还常唱出一段段的书歌，押韵合辙，声清气朗。单先生初教的大钊，字曰“耆年”，这是爷爷对孙儿的愿望，一如取名“憨头”而不做“灵头”，不求杰出而求长命的愿望。

但是，慧眼识珠的单先生立刻发现，他的学生熟记诗书，善解人意，聪明机灵，所学知识，不解自明，且举一反三。如此两年之后，只得拱手辞教，告诉李如珍道：“先生宽恕，您家孙儿才气太盛，愚弟教不了了，您另请高明吧！”

李如珍吓了一跳，以为孙子惹了是非，细究之时，发现所言是真。这憨头在私塾的所学，不单吸干了单先生肚里的墨水，还能无师自通地善解文辞，诠释诗意，更吓人的是，在村中老母庙石碑旁，还与卖西瓜的一个壮汉打赌，全文读出告示，赢了一个白皮沙瓤的西瓜，老少爷们大饱口福后，皆叹大黑坨李如珍的孙子是神童！振作了爷爷的豪气，逢人便夸孙子。村里有人发难，待碑上又贴了告示，又叫憨头来念。没想憨头默读一遍，转面背诵，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惊得众人瞠目结舌。那爷爷搂紧了孙子，竟掉下了眼泪，以为后世出了神童，是祖上积德。

小小的憨头只得转学，另就高塾。新的塾师真真了得——乃是具有清廷科第“增广生员”学位的赵辉斗先生。如说单子鳌在乐亭是乡中才子，这赵辉斗则是学界名仕。这先生听说有一三岁识字，五岁解诗，六岁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民规乡约的神童，便像伯乐见到金驹一般，惺惺相惜。那教学的心理方式，变成了师徒俩的交心、游艺，惊喜与自豪。才华横溢的师徒，渐从古板的诗书礼学中逸出，看山水，看民居，读花言鸟语，赏灯笼风筝，也读各家庭院的楹联，中堂书法。还跟了爷爷下地种棉浇菜，摘果收麦。

文化传统优秀繁荣的乐亭，孕育了丰富的山水湖海文化，民间的文化艺术分为“南派”和“北派”，民间文学、戏剧、皮影、大鼓、狮子舞、秧歌、旱船、高跷、龙灯、跑驴、焰火等艺术门类，不一而足。那耆年也随着先生徜徉其中，如鱼得水，并尝试书画和刻制皮影。聪颖好学的耆年也显示出性格刚硬的一面：同塾的学伴有一杨家少儿，不尊师训，上树捉鸟，耆年好心劝他下树，他却挺起鸡儿尿了耆年一头。耆年找爷爷告状，却见杨家人早找了塾师告状，说得是另一番理由——李耆年命硬，学运旺盛，小儿与之同学便会“受克”。这不说正理的官司当然难断。而恰在此时，开办塾学的张家少儿、李耆年的学伴张春回暴病而死，于是村中学间便有人支持杨家悖论——耆年出生前后克死父母，幼年克死学伴，命相太硬。

是年，爱才的赵辉斗仍陪耆年参加县试，却因耆年不小心墨污了试卷而落榜。万般无奈的赵辉斗找到李如珍，提出在学业上教不了耆年，已向塾家提出辞呈。李如珍万分惋惜，但无言以对。爱才若渴的赵先生向李如珍进言：乐亭还有一位名师，大名黄玉堂，现在城北的井坨宋举人家塾就教，井坨遥远，不会知悉耆年身世。李如珍长叹道：我与宋举人无亲无故，人家怎会收一平民小儿就读？赵辉斗取出一封写予黄玉堂的手札道：拜托黄先生，也许可成！

少年壮志

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耆年的天性恰如落向棉枝的百灵，遇人捉弄亦不惊乍，他的天分和善良已在乡间邻里闪闪发光，掩遮不住。

一小伴提一精美鸟笼，笼中雀儿啼唱不停。耆年见小鸟眼光哀怜，听懂了她的唱词，全是悲愤的哭音，耆年的怜弱之情陡然勃发，他打开了笼门，举向天空，眼看两只雀儿惊喜地叫着，飞过绿树，奔向云朵。这又是一场“放鸟”与“赔钱”的官司，在众人的评判中，有人批他不该放走别人的鸟儿，有人说他怜弱悯人，鸟虫比君子。亦有人说鸟是他同类，他是百灵鸟转世！无言无语但拿出白洋赔偿的是李如珍老人，他愈发觉得孙儿不同凡响。

那年春节，李家的宅前，来了一位锦衣华服，头戴六品顶戴花翎的官人，是李如珍的远房表侄王庆云，稀罕上门的贵客。如珍老人当然又把珍贵孙儿捧到人前。那贵客恰是官场俊才，想对个联儿，戏耍小表侄，他捻须诵曰：“春风猛似虎！”小耆年心平气静，稍加思索，朗声答对：“秋水静如狳。”

官人目光一闪，问：“此典可有出处？”

耆年答：“典意来自‘四书’。狳者，温良之兽也，对暴性之虎……可否？”官人立起，愕然赞曰：“侄儿天才，前途无量！”

是天才，便有志向，耆年年少，却有了忧国忧民的报国之志。一日，单子鳌老师问爱生正读何书？耆年答，读岳飞所著《岳武穆集》。师生言及岳飞爱国之志。老师昂首吟吭《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小小耆年被诗情豪气激动得流下眼泪，爷爷闻知，亦流泪讲岳飞故事、秦桧权奸，杀害岳飞。小耆年立下了学做岳飞，杀尽权奸的誓言。

面对着一日日成长，少年壮志的孙儿，有心的爷爷便安排他多听有识之士谈论，多读名篇锦言，多讲百朝千代故事，多经人多事大的场面。一日，世交之友，殿试二甲擢升翰林院庶吉士的葛毓芝来访，单子鳌等名士皆来相陪，如珍安排孙儿晋见，几番诵诗填词，大得名士的青睐。茶饭之间，耆年听名士愤议《马关条约》，竟出口诘问：“朝廷为何惧怕洋人？中国地大人多，为何打不过洋人？”

葛毓芝闻罢一惊，叹中国合该不灭，连乡间也有这忧国神童。遂诗兴大发，讲在福建稽查，追缴八千两赃银，讲《马关条约》，赔洋人二万万两白银！此时的耆年怒目圆睁，突然呼喊：“毓芝伯伯，中国还有希望么？我该怎么做？”

惊定平定的爱国名士拿出了一本英国人斯密德氏的《富国策》，希望耆年心壮志强，好生学习，救国救民。

此后，耆年对毓芝伯伯的关心骤增：得知他是1895年康有为在京城之内，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公车上书）、提议拒签丧权辱国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的参与者之一，便灯前树下，研读起了《富国策》，悟得只有秉持“即知即行，勇猛精进”之精神，才能“坐致富强”、“国富民强”！

开了天目的神童，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从此之后，小小耆年像一只百灵鸟儿一样，思想翻飞于绿树云间。又像一只憨憨鸟儿一样，仰望着天空，长久思索，木然不动，一心要解开天下人间的一个个疑题。

宋馆之谊

说罢了耆年的传奇故事，该叙他到宋敬仁家塾读书之事情了。有幸的是，耆年的母舅与黄先生沾一丝偏亲，便携礼投奔。乙亥初春，杨柳返青，正是吉祥时辰。那家主宋敬仁面露浅笑，对举荐人黄先生道：“这神童胸藏锦绣，对同学有益。但能否写篇短文，我等一睹风采？”

黄一时尴尬，而耆年舅舅笑口便允。耆年揮笔急写，正是冬日爷爷教写的雪景：“北风翻卷，雪舞昌黎（山），梨花满树，云铺原野……”

宋敬仁一惊一乍道：“书法工整，营构敏捷。状物生动，才思如泉啊！”于是留耆年与儿子宋仲彬同进午餐，从此结伴学习，成为一世至交。

按照李耆年的修业程度，黄老师将他分在宋毓璘一个班级。依然是《四书》《五经》为主，讲授更加精要。为适应戊戌改试“策论”“经义”的新政，据自己进学经验，指《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专著，要求在吃透经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点，写作佳章。

在学生的道德培养上，注重孝义，常拿古书上的典例和家乡的孝子做榜样，鞭策学生。特意给学生放几天春假、秋假，帮干农活，理解农苦。李耆年回乡后，跟爷爷到田野劳作，学习赶车、送粪、播种、收割、装车，从而理解“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授课之余，黄老师给学生讲历史人物、民族英雄。耆年佩服窦尔敦的英雄气概，赞同洪秀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平等”的主张，便问黄先生：“既然李自成、洪秀全他们都为了百姓，为啥朝廷还派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黄先生叹息说：“违俗招祸。”尽管不能有更深的解释，但小小的耆年似乎懂了：改革是要流血的。

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和同窗一起参加癸卯县试，顺利通过，又到永平府“督学院行署”参加府试。清政府于1905年9月2日，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耆年虽“府试中”，却没有如往届考生那样取得举人的功名，只能入永平府中学读书，这是后话。

兄弟情深

在宋家学馆，同学之中，耆年的年龄最小。因穿着寒酸，外地人，常遭富家子弟欺生、欺负。耆年总是克制谦让，精力放于学习。宋毓璘为他打抱不平，问他为何忍让，耆年答说：“我这里读书，吃着喝着宋家，哪能因吃一点亏，再给宋家惹事呢？”宋家人从心里佩服耆年的识理明义。宋毓璘与耆年的感情更近了，夜深人静之时，互相递了帖子：义结金兰。宋毓璘长耆年5岁，是哥哥，从此他们互相称呼二哥、寿昌（李大钊初学名耆年，字寿昌，又属“守常”，号龟年），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刊《致二哥》信一封，据山东李继华先生考证，是写给宋仲斌，倍显二人关系之私密：

二哥大人鉴：

示悉。此事弟全然不知。彼等狼狈为奸，甚为可恨，惟不知彼等将欲假弟之名作何举动。兄可随时侦察一切，如与弟相干，乞即告知，以便预防，免受其累，是为至祷。匆此，即请

近安

弟钊 顿首

因此信没有日期，尚不知信中所指何事，但是从语言措辞，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感情密深，亦看出学年之遇，已有艰险。

在“二哥”的影响下，宋家毓琨、毓璋、毓琪、毓琥等也都与耆年弟兄相称，同吃同住同学。

弟兄们一起娱乐。刻皮影人、演皮影戏是他们常玩的游戏。刻么玩意，谁写影卷、谁刻影人、谁染色，谁练主唱，谁耍影人，互相商量，给枯燥的学习增添了文化乐趣。他们编制了窦尔敦《盗御马》的影卷并自演。刻影人的材料是驴皮，可驴皮太贵，就用牛皮纸代替，一张张刻下，漆上颜色，效果很好。这些影人被宋家保留下来很多，有“三国”、“水浒”人物故事等，收藏在大宅院的书箱里，成为宋家后代的珍藏。经岁月沧桑，有心人收藏的耆年等人刻影人用的小刻刀、染色用的小碗、涮笔的瓷墨池等，记录着当时的艺趣。还有一剧更加珍贵，乃是耆年撰卷，刻影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戏中对英雄的描绘，日本军阀的凶残表演得活灵活现，李大钊长子李葆华而今尚记得剧情。

1905年，李耆年与宋毓璘、宋毓琨、宋毓璋弟兄等人到永平府中学读书。两年后，学有所得的年轻人个个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宋毓璘投笔习武，考入保定讲武堂，和李耆年分别。李耆年和宋毓琨、宋毓璋等弟兄相伴到天津求学，再后来，李耆年与宋毓璋到日本留学，始终相伴。

早婚

在李大钊故居的对面，有一处“公家”的地方。李大钊之妻赵纫兰的一个侄孙赵书敏，搀扶着93岁的李俊之老人在办公桌前坐定，你一句我一句地对我谈起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的故事。我庆幸能在这伟人诞生的地方，得遇这位亲见过李大钊而唯一活着的老人。更庆幸这高大帅气的赵纫兰的侄孙，竟然熟知他家姑奶奶的往年轶事，且言来情深。

11岁的李耆年要成亲了，这在昔日北方的农村，并不算早婚。为了家族的兴旺，男儿婚配大五六七岁、可以生育的女子，早生后代，是體面家族的体面事。

1899年，11岁的李耆年风华正茂，方脸大眼，高高的额头放着毫光，高挺的鼻梁和常常紧闭的嘴，显示着精神的昂扬。这一年他正随赵辉斗在小黑坨张家专馆读书。在祖父主持下，与本村赵文隆的三女儿赵纫兰结婚。

赵纫兰，1884年1月21日生于大黑坨村一富户人家。比李大钊大五年零九个月。“纫兰”一名，出自屈原《离骚》中的名句：“纫秋兰以为佩。”在姐妹中行三，上有一兄两姐。父赵文隆多年在东北行商，大黑坨村有三户人家立有堂号，赵家所立堂号为“福臻堂”。赵文隆决定把她许配到李家，与李大钊结为夫妻时，尚不足十六周岁。

据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回忆：“我姥姥家也在大黑坨。母亲赵纫兰炕上炕下的活计都拿得起，人很温顺，识些字，能看书，如读《红楼梦》。因赵、李两家是世交，在村里也门当户对。太祖父依照当时早婚的习俗，在我父亲十一岁时，让他与大六岁的母亲赵纫兰结了婚。”

李大钊岳父赵文隆家在村东，距李家百米。宅院坐北朝南，计有正房、厢房等大小房屋二十多间，一百亩地，系大黑坨村较富人家之一。赵文隆自幼攻读诗书，习得一笔好字。中年学业有成。据后人忆：“当年家有‘顶戴花翎’和绣袍等物，官居何品已无法考证。太爷性情温和，不愿做官。”赵文隆一生喜欢读书，故将四个女儿都许配给本县有知名人。赵纫兰是李大钊姑奶奶的三孙女，是“老亲”，赵家称李大钊“三姑爷”。

赵纫兰的侄孙赵书敏笑笑地望着笔者，把他从爷爷、奶奶或表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他的老姑奶奶是一位安静、大方而贤惠的女子。16岁的年纪，却有着超乎凡人的成熟与冷静。她像疼爱小弟弟一样关爱他的小丈夫，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丈夫门外走，带着媳妇两只手——耆年的每件衣裤都是干净平整，合体而合时。在这个不平凡的女子眼中，她小小的丈夫是那样的不平凡，他的言语举止，他的斯文礼貌，他的交友为人，都是君子派势。他们讲皮影戏的剧情，唱皮影戏的唱词，对答民间绕口令、歇后语，宵间的一盏油灯，演绎了二人世界的精彩。一首夫妻对唱的民歌，十分传神：

二八佳人银灯点，

学生灯下做诗篇。

学生说：你一盏灯儿遮一面，

佳人说：一盏灯儿你占半边。

学生说：我写诗书国家用，

佳人说：我做针线为家穿。

学生说：国家小家哪边重？

佳人说：有国有家月才圆。

佳人学生开口笑，衣成形来诗成篇……

这样的日月不多，然而蜜甜。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被允许英、法、俄、美、日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长期驻防，其中包括永平府地区的唐山、滦州、昌黎、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等地。9月17日，各国联军退出北京。李如珍到乐亭县城参加传达《辛丑条约》签订情况的会议回来，对着乡亲哀号：“完了，外国人让中国人赔款四万万五千两白银。这些银子堆起，像昌黎山一样高呀！”耆年悲愤之中，不食不眠，贤妻赵纫兰劝学安抚，小小夫妻，已知忧国忧民。

年轻骨重

大凡英雄豪杰，少壮必露豪气，或担责，或斗鬼，或抑邪魔。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正是永平府科试之年，五考生结伴而行，三篇文章做过，主考官唤他面考，他面无惧色，侃侃而论，上问下答，滴水不漏。在主考官经历中，问答流利并不鲜见，小小学生在官前不慌不忙，如入无人之境便惹人生气，当鸭蛋里挑骨头的考官终于发现耆年卷上一豆大墨迹时，便横笔写下“墨迹染卷，衣冠不整，不予录取”的批文，斩断了如日东升的耆年的学运。

李如珍没有责怪孙子，孙子也无有半点沮丧。这有志的祖孙二人，已对青天立下长志。光绪三十一年春，耆年赴永平府参加科考。中榜之日，大黑坨村鞭炮齐鸣，锣鼓唢呐喧天，李家宅前人群雀跃，祝贺耆年中了秀才。一场花费浩大的喜庆之后，学费已成难题。仁人宋敬仁、黄玉堂找来耆年，要带他去找一个爱捧名星、乐善好施的巨富朋友求助学资。耆年心中一震，马上记起了那乡绅母海岳的假善人形象，因而回禀：“多谢二位大人，我家虽财力维艰，但有岳父至亲相助，入学有筹。”

祖父、岳父听得此言，胸生豪情，觉得这年纪轻轻的耆年，骨头已有斤两！这年秋日，耆年已入永平中学。家有事急，他连夜步行回家。刚过昌黎，一声雷鸣，天地墨黑。至滦河边，见激流滚滚，不敢贸然涉水，突然有卵石绊跤，他立刻生悟，拾几只卵石叮咚投水，辨听深浅，蹚水过河。半湿了身子爬上对岸，突见一片荒冢里，站立着一个似人似鬼的黑影。他多回听说荒冢有鬼的故事，但绝不相信，今日亲见，便振起虎胆，厉声喝问：“是谁？”

“鬼”不作声，还伸头审视着他，耆年一跃而起，举起雨伞猛击过去，只听“啪”地一响，鬼却不动，双手去捉，才发现乃一石人。耆年想：“那无数鬼故事，不过是石人演绎而成，人不要怕鬼，更不怕假鬼。”

人經得多，才见得广。一年夏季，耆年又涉滦河，过一村时，想买顿水饭。天已半夜，店家熄火掩门，好一个黑暗世界。突然之间，见几个形态飘忽的白鬼，现在眼前，仔细看时，见一个个头戴孝帽，身披孝袍的吊死鬼模样的恶鬼撩袍舞袖，蹦蹦跳跳，随风而遁。耆年想：莫不是真有鬼？如有，也应怕正气君子。他猛扑上去，抱住一鬼，高声呼叫：“快来捉鬼！”

闻听一叫，家家都开了门。原来近日一妇吊死，夜间却出现一群吊死鬼魂。掳走牛羊骡马。人们想保家财，又怕鬼魂，夜不能寐。如今有人一呼，皆壮了胆子，一齐冲出，逮了那几个乔装成鬼魂的贼子。

耆年悟道：“众人皆有捉贼灭害之心，只惜无人登高一呼！”看来，他必得扮演此般角色了。

天倾一角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自1906年科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一律停止。童试中成绩佼佼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

永平府中学堂的前身是创建于清乾隆十二年的永平府敬胜书院。1905年废止科举后，又改建为永平府中学堂。李耆年入学时，才真正变成一所中学教育的新式学校。

新学堂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感受到一种义烈味十足的清风。中学像大多数新改办的学堂，教授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通考”之类的“政治学”；另一类是西学：包括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近代政治学和体操等。入校后的耆年给人的印象是：生性简易，聪爽绝伦。拙朴勤奋，遇疑难必弄懂才罢休，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18岁的耆年高挑雄健，白皙斯文，高高的前额，明亮的双目，坐如钟，立如松，一位渐进西学的东方才子，浩然英杰的形象，耀然于校园。这是一只展翅的大鹏，飞上高山之巅的林海，他的眼睛开始望向黑沉沉的地平线。

清光绪三十二年初秋，一件噩讯传来：爷爷危在旦夕。又是墨黑的夜路，秋雨中的泥泞，泛着浪花的滦河水。荒野坟冢里到处都是亲爱爷爷的影子，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从根底培育出这棵青松的爷爷！他一定要见到他。

村外有人迎到街口，言爷爷昏迷几日，绝了饭水，呓语只念孙子。耆年伏到爷爷脸上，惊天动地叫了一声“爷爷！孙儿回来了！”

奇迹发生了，爷爷睁开了双眼，慢慢地看定了孙子，口唇噏动。众人惊喜说：“您看，您盼着、等着的孙子来了，有话给他说吧……”爷爷的眼睛明亮了，用尽力气地看着孙子，一只手抖索起来。耆年紧紧抓住那冰凉的手。正是这只柔软温润的手给了爷爷力气，李如珍竟能说出话来：“孙子……爷爷要走了。气是清风，肉是泥……不要厚葬，以身亲土为好……省下钱来念书，为祖上争光……”

爷爷死了，但是，爷爷“气是清风……肉是泥”的话语牢记在他的心中。瞿秋白写出过这样意味的诗句：“人如果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人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又是后话。

青天倾塌了一角，为他撑起一片天空的爷爷化为清风走了。这是一个早来的秋天，瑟瑟寒风吹透人心。与耆年相濡以沫的，只有凄苦的纫兰了。从此，这位瘦弱而坚强的女人，不单要负担起家庭柴米，还到处典当挪借，筹集耆年的学资，还要抵挡老捡姑妈的倒算。

永平、卫平

建于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植有油绿的青松青竹，映入眼帘的八根气势宏大的功勋柱，象征着李大钊经天纬地的壮志。

在大厅的展栏内，一张《永平府中学堂官师学生合影》，不到五十人。这些同学来自七个州、县，多为府试中过关的童生。

在永平两年学习里，他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的同时，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知识，成为他走上寻求民族解放国民革命道路的重要启蒙。

同学韩湘亭对他回忆：“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时清末学禁方严，与同学蒋凤鸣等主张国民革命。”

挚友蒋卫平像兄长一样呵护着大钊。李大钊一生都在真诚地感念这位兄长。发表在《言治》月刊上的《岁晚寄友》《题蒋卫平遗像》《哭蒋卫平》等诗篇，都是他对蒋卫平的怀念心音。

蒋卫平，靠近滦州的卢龙县蒋家庄人，名文庆，又名凤鸣，比李大钊长六岁。蒋比李大钊的思想成熟早，“甲午之战”后，较早受戊戌变法思想影响，极羡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的谭嗣同，暗号“慕谭”。“庚子事变”之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开始准备为救国救民献身。1905年春天，一边任教、一边自学的蒋卫平考入了师范学堂。学堂里风气腐败，他转进新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得以和大钊成为同学，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年轻的耆年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知识，获得了对国家形势和民族命运的真知灼见；深深感受到蒋卫平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思想情绪的感染。深为自己能结识蒋卫平这样的同学而庆幸，他应像蒋卫平那样，开阔视野，变革社会、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遗憾的是，他与蒋卫平只同窗共学两三个月的时间。那年冬天，强烈地感受到“国势危迫”、“国势之陵夷不振”的蒋卫平，得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招生的消息，便毅然中止永平府的学业，投笔从戎。他在古城与挚爱的学弟惜惜而别，去了保定。

永平府结义的蒋卫平，是李耆年思想启蒙的先生。

儿女情长

93岁的李俊之半闭着昏花的双目，努力地回忆着他的叔父李大钊昔时的故事，又想起一个、两个……他说：“那是一个谦和、真诚，文质彬彬的人，身边的人感觉于他，只觉得朴实，善良。”

他家有一只花猫，天真活泼，惹人喜爱，李大钊做作业时，任凭小花猫在他身边“喵、喵、喵”直叫，甚至还伸出小爪子抓他，呜呜念经。他却仍旧做他的作业。时间一长，小猫也习惯了，只要看到李大钊俯下身子看书或做作业，就躲得远远的，从不打扰他。还有一次，李大钊正聚精会神地做作业，突然窗外飞来两只麻雀，“唧喳、唧喳”地叫着，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在窗台上打起架，打起滚。李大钊如伸手去抓，可轻易逮住它们。可是他动也不动，怕打扰了小鸟的天趣，小鸟能飞他的桌上玩耍，看透了他是一位善人，一副百灵鸟的精魂。

一年冬雪，院里像铺了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儿女说：“雪多好啊！你们要是高兴，就堆个大雪人玩儿。”外祖母心疼地说：“天这么冷，还叫孩子们去扫雪、玩雪，冻病了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会增强抵抗力。待在家里不动，就更怕冷了。”说完，就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堆雪人儿，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觉得扫雪是件趣事。

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给孩子们买回一包礼物——笔、墨和方格字帖。孩子们很高兴，立即研墨展帖，坐在八仙桌前写字。女儿李星华第一次临帖写大字，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躲到后院里抹眼泪。妻子发现星华哭，但摸不清为什么。正要张口问，却被李大钊拦住。他说：“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摩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所以不要硬逼着问。”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小刀划破了手指，她立即把伤口包了，生怕别人发现，这就是女孩的一种自尊心和好胜心，你明白了吗？”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著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儿像魏碑帖上的。因为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它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还能和谐世界……”

在李大钊故居悬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对联最早出自明代杨继盛之手。杨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而惨遭杀害。临刑前，他慷慨地写下这副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16年9月的一天，李大钊的一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奋笔疾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辣”字改为“妙”字。李大钊的世界观和为文严谨的特点，就表现了出来。

好的是文化，妙的是艺术，大钊希望百姓生活于“好”与“妙”的境界。有一次，年纪小小的大钊问他的表姑：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没上过学啊。”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表姑笑他憨，他却开始思考这个社会：女人为什么不读书？男女为什么不平等？

踏破津门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岁的李耆年与蒋卫平等有志同学洒泪分手，根据自己的志愿。各奔阳关大道。

7月1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招生广告云：

本学堂蒙北洋大臣袁立案创办，分专门、简易两种，专门学科二百名，简易科职班一百多名，凡有志入学者于六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先行遵章报名，听候定期招考是幸！

广告中还说明了学堂的宗旨、分科、修业年限、毕业后的出路、奖励、入学考试的科目以及入学后的有关事项等。正科分政治、法律两门，由学生随意选学。简易科分司法、行政两门，职班习司法，绅班习行政。公历时为7月10日和7月24日，由此可推测：李耆年等人赴天津考学当在7月中旬。李耆年回忆说：“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曰：“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乃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又云：“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他毅然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说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已开始觉醒。他已经认识到爱国救国离不开先进的“政理”……爱国救国需要选择“良策”。这时的耆年已是有理想，有抱负，有科学理性，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

他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说：父亲不愿到银行去工作，讨厌和钞票打交道，但家中经济困难，父亲也感到为难。他给大伯父李任元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志愿。伯父李任元见信后马上回信鼓励他说：“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当继续求学深造。”

1907年夏至1913年夏，李耆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李大钊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升华。

他和同学们争相阅读《克复学报》上介绍当时革命思潮的文章。在纪念馆现存的两册《预科法学通论讲义》《正科刑法讲义》上有他在学习时所作的多处批注，所扬所弃已泾渭分明。他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编辑部长，参与出版《言治》月刊，经常写文章表政见，“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之冠”。一时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

他初表政见的两篇文章——《隐忧篇》《大哀篇》，饱含了对国家的隐忧，民族的大哀，在于民权之旁落，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指出了民权的至关重要：《隐忧篇》对于民国社会中的“党私”、“省私”、“匪氛”揭露其骨。只看“匪氛”段章，已觉用词尖锐，用情激烈：“然窃有忧者，则匪氛之起，不在满清末运，而在民国初年，何则？战后之兵，蛮野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其因一；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教育不克立收成效，责以国民义务，群惊为苛法虐政，起而抗变，其因二；一度战乱，元气大丧，民间愁苦怨嗟，实为乱阶，其因三；左道之流，造谣惑众，此次革命，引起此辈帝王思想，其因四。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

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谋嘉猷而弭于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忧？”

下一节按语，亦为耆年所撰，为三章之诠释：

斯篇成于民国元年六月，迄今将及一纪，党争则日激日厉，省界亦愈划愈严。近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遭涂炭。人心诡诈，暗杀流行，国士元勋，人各恐怖，而九龙、龙华诸会匪，又复蠢蠢欲动，匪氛日益猖炽，环顾神州，危机万状。抚今思昔，斯文着笔时，犹是太平时也。呜呼！记者附识。

署名：李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1913年6月1日

虽然“李大钊”的名字是24岁时方才确用，但此时，大钊的文章署名已使用“李钊”，在法政学校为勉励自己，把名字改为“钊”，后又改为“大钊”，字“寿昌”也改为“守常”。他把读书比作击筑、舞剑，把宿舍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充分表明了立志报国的决心。

《大哀篇》嫉世愤俗，壮怀激情，观天照地，肝肠寸断。读其一节，便觉烈火熊熊：

嗟呼！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竟若是矣！吾民更奚与共安乐者？耗矣！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重以库帑空虚，岁出增巨，借款未成，司农仰屋，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民既托庇于其下，在理当负斯责，亿辛万苦，其又何辞。然求于民者民应之矣，民之切望于国家者，乃适得其反。呜呼！吾民乃委无望矣。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试观吾国，版图若兹其阔，民庶若兹其繁，江河贯于南北，沃野千里，天府之区也。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而鋒镝扰攘之余，为之国家者，不有以解其倒悬，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呜呼！国家至此而穷于用，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果何为乎？然是岂国家自身之咎哉？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政权的熊熊烈火正在中国燃烧。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志士，如雨后之春笋，冲天而起。

良师益友

与李大钊同去天津考学的“二三同学”，据李大钊所著《游碣石山杂记》记载，分别名为“子蘅”、“守恒”、“际青”三人。在风雨飘摇的个人奋斗年代，时光赶到1913年秋，李大钊再次到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旧地重游时，已与这几人“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

在纪念馆的展厅中，还展览着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李大钊与北洋法政学校的地理老师白雅雨在一起。白是同盟会会员，滦州起义的策划者之一，1911年在辛亥滦州起义中壮烈牺牲。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为革命不惧牺牲的精神，深刻影响着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期间，还有一位高才的学长名叫白眉初。在李大钊的人生际遇中，结识“二白”是革命路上的良师与义友。《李大钊故事》中，有着这样的传神叙述：

李大钊在永平读书期间，常听到一个前期同学的名字，叫白眉初。他的学识令人肃然起敬。后来白眉初考取法校到了天津。李大钊考取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后，无时不念及着他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前期同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地理课后，李大钊听了白雅雨讲课，心情很不平静。课堂上，白雅雨把祖国地图清清楚楚地画在了黑板上，他手执教鞭，慷慨激昂地讲起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外国洋人瓜分割据；并大胆地指责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荒淫无耻，最后他高声疾呼：“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是何人罪过？”

课后，李大钊找到深深敬爱的白先生，师生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此后经常来往，结成了忘年之交。大钊从此成了白雅雨得意门徒。

白眉初在天津读书时，也有一位亲密的授业老师，名字叫张相文。张相文与白雅雨过从甚密，因政见相同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慷慨国事。

一天，李大钊来到白雅雨先生的住室，议论起“为灌溉自由之花”死于吉林的新军领袖熊成基。说到他临刑前在供词上只签上了“革命”两个大字，无不为之动情。白老师激动地站立起来，高声朗诵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古诗名句，接着引吭高歌，声韵悲壮地唱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凄凉悲壮的歌声，感动得大钊流下热泪。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只见张相文带着一个满面红光，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来访，一看就知是位博学多才、性格达观的哲人学者。张相文笑着说：“来来来，眉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地理学专家白雅雨先生。这是我的门生白眉初同学。”

“咱们都姓白，说不定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子嘛！”白先生说着朗声笑了起来。白雅雨叫过大钊：“相文，我也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门生李大钊，直隶乐亭人，此生学识不凡，对当今世事很有见地。”

白眉初听说李大钊是乐亭人，格外亲切。互问长短才知不仅是同乡，还是同校学友，都流露出相见恨晚之情。从此，李大钊和白眉初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在白雅雨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先后都走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道路。直到李大钊就义之前，他还常常和人背诵起白雅雨领导滦州起义，不幸牺牲前留下的“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诗句。由此可见白雅雨先生对李大钊的影响之深。

李大钊在天津结识了白眉初之后，又结识了于永滋、黄毓培等几个意气相投的同窗好友，到后来的革命岁月中，他们的纯真友谊，始终如苍山松柏。

最使大钊终生难忘的就是白雅雨老师在滦州起义中的壮烈牺牲。具有光荣历史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大钊入校之前就有白雅雨等革命先驱在活动。大钊入校后，在革命思想的启发下，爱国爱民的革命思想，像得到春雨的种子，迅速萌动起来。

白雅雨先生为革命在滦州牺牲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法政专门学校震动了，大钊、永滋等几个和白老师贴心的同学像失去了亲人，一个个伤心、流泪、悲愤，义愤满腔。

白毓崑字雅雨，号铣玉，江苏南通人。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滦州新军起义，并派人到西北、山东等地联络革命力量拟取北京。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就义。临刑前，大义凛然，挥笔写下绝笔诗：

慷慨吞胡羯，舍南就北难。

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

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

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

时年44岁的白雅雨壮烈牺牲，对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师生影响很大，对李大钊则是又一次打击。正如鲁迅先生诗云：“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朦胧的夜色下，他们相邀到校园的那株翠柏之下，祭奠敬爱的白老师：他们垂手站定，遥向着东方深深鞠下一躬，席地而坐，低声交谈，回忆着白先生的人品、严教和革命的血气。

一转眼，毕业的时间到了，将要离开母校的前夕，李大钊、于永滋、黄毓培等十几个同学，又相聚在校园的这株翠柏下话别。回忆起了过去的幕幕往事，回忆起白雅雨老师的爱国精神，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各自的志愿。有的人想当雅士，游山玩水；有人抱着悲观厌世的念头，无所用心；有的则因报国无门而忧郁愤世。同学们最后问大钊说：“谈谈志愿呀？”

李大钊神态严肃地说：“我活着只想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我死后，一不要棺材，二不要埋在地下，甘愿把尸首扔进大海，喂肥鱼虾，供人食用，使老百姓得到我最后的一点好处，这就是我的平生夙愿！”

同学感到大钊回答的奇怪，深一回味，都被他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有的同学当场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为了人民，倾向了革命。

悲情愤诗

在天津政法学堂，学业如登高山，教学也很受重视。李大钊除继续学习英语外，每周上36节课。有的课由外籍教师直接用外语讲。学习十分紧张，负担相当沉重。众多新学科、新知识，给他这个求知欲极强的青年带来了兴奋和快乐。他给同学的印象是穿着朴素、品行高尚，富于侠义之气，而且见识卓拔、学问充实、能文善诗。尤其文章行文豪放、感慨淋漓，“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可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正似著名的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所颂的那种燕赵感慨悲歌之士。

然而，此时李大钊心底里还有着同学们难以觉察的苦闷。18年来抚养、疼爱自己的祖父去世，身后家务纠纷引起烦恼，妻子生活陷入困难，还有对出生不久即夭折的女儿的痛惜……这种个人不幸又同当时边警不断、国势衰颓、危机四伏、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交织一起。使他内心长期处在压抑之下。在入校后的第二年，即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

他觉得自己好比布满荆棘土地上生命短暂的蜉蝣，青年之时，头却要白了；遗憾自己没有像蒋卫平那样下决心去军事学校，以便将来挥剑跃马，疆场杀敌，反而同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那样放舟五湖。他又把自己比作战国时期志不得申，流落燕国与屠狗者为伍时心怀感伤的义士荆轲。他感慨韶华似水，面对湖光山色只觉不尽忧愁。虽然听说北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边患，却也只能像做了郑、晋两国囚徒的楚臣钟仪一样，仅仅以不摘掉楚国的帽子来尽爱国之心。想到国家多年来屡屡受辱，仇恨累积。

但是，为了实现他梦想中的公平社会，他的必修科目包括《大清律例》《大清会典》，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统计等三十余项课程。考试制度极为严格，该校章程明确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则责令退学。这一期间，李大钊的学习任务相当重。上学的六年，是他在学识上奠定基础和受正规学校教育、学习新式课程的漫长六年。除进一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广泛涉猎西方科学和思想文化，初步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外，还具备了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正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李大钊其后的发展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为了凑足求学需要的费用，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云：“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在正反两重的重压下，于1909年冬月，大钊的新诗《岁晚寄友》面世：

（一）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余非。

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后汉家飞。

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

（二）

风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

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

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1910年的7月，李大钊在永平学府的莫逆之交兄长宋仲彬从保定武备学堂毕业。李大钊立时去信，劝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但宋有客观因素，当了天津警备司令孙洪伊的侍卫长。

宋仲彬系与李大钊交往为时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1916年6月，闻李大钊自日本回上海參加反袁斗争，专程自南京至上海接迎李大钊，并护送北上的就是该君，这是后话。

1908年春，被誉为“关东三杰”之一的英杰人物、李大钊的又一挚友蒋卫平，为中俄勘界事宜，承办与沙俄交涉具体事宜。他只身渡过黑龙江与俄方交涉，被扣押。经多次派人与俄方交涉，要求送还蒋卫平。1910年8月5日，俄军佯称送蒋卫平过黑龙江回国，当他步上渡船后，俄兵开枪射杀蒋卫平，这位爱国志士时年二十八岁。

1910年冬季，悲愤凝胸二年之久的李大钊挥泪作诗，发表于《言治》月刊：

题蒋卫平遗像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抷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从这一时期起，李大钊的悲情愤诗，战斗檄文泉涌般发表，充满了时代的情感！

劳燕纷飞

在诗文喷涌、苦寻救国良方、鱼游千里、劳燕苦飞的探索时期，李大钊曾经遍尝药草，遍踏荆棘的闯荡。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咨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他了解陈翼龙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陈翼龙生于1886年，比李大钊大3岁，湖北罗田县人，“幼聪颖，有大志，年十五有澄清天下之愿，嗣奔走于湘、鄂、苏、赣各地，意在纠合 同志，以图起义”。

1909年陈翼龙在上海担任《神州日报》记者，宣传革命，认識了时在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经宋介绍接触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物。但他没有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而是于1911年11月，在苏州和江亢虎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1912年8月，他又同江亢虎一起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担任了支部主任，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开始积极筹建平民学校。同时，准备在天津建立支部。

陈翼龙显然没有投机钻营、谋取议席和官位的打算，这一点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陈翼龙不久后的壮烈牺牲，证明李大钊没有看错人。二是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中国社会党是在江亢虎于辛亥革命前夕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总部设在上海。该党宗旨是：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承认国家的统一和民主，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赞成平等、自由，注重发展实业和教育，反对兵争或以兵为后盾的党争。

这些并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显然很符合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或可以说：这些纲领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在李大钊看起来，无论该党领导者陈翼龙个人言行，还是党的宗旨纲领，都不是他曾经批评过的“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排挤倾轧正义之士，以其私心党见误国的“小人”之流或“奸党”团体。他或许认为可以在这样的党内宣传和维护正义、人道，树立真正的、体现民主立宪精神的政党。

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陈翼龙为此数次向内务部提出呈文，以“人道”、“公理”、“民权”、“法律”为武器质问当局，但毫无效果。

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在革命探索道路上屡遇凶险时刻，李大钊的后院也正起火，姑姑、姑父挑起的财产纷争，正在大黑坨激烈演进。

在历史遗迹中，李大钊留下了苍劲的书法笔迹。他秉承生父李任荣的天赋，一手毛笔书法形若惊蛇，刚健遒劲，力透纸背。在天津读书，祖父李如珍逝后，大钊的经济状态低到了谷底，坐吃山空，等待贤妻的挪借。

赵纫兰生下第一个女儿，不久就夭折了。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含着泪水全力支持李大钊到更大的地方求学上进。李大钊到天津后，赵纫兰千方百计筹措学杂费用，吃尽了千辛万苦。

1909年11月2日，大儿子李葆华来到人间。1911年11月21日，又生下女儿李星华。儿女成双，赵纫兰喜不胜喜，奋力支撑家庭之舟，等待李大钊走出校门那一天到来。就在这时，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赵纫兰渐渐发现，李大钊不再只是闷头读书，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参加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志趣并不在谋个人荣禄，而在改造社会。她有一种预感，李大钊还要离她远去，因而隐忧。

在纫兰那时的心目中，她觉得她的丈夫不飞天闯地也能吃饭，也能多福，他的文化、才能可使之立于县城，过体面人的日子。在家传的民谣里，她会唱那首《一字歌》：

心里想一口唱一，

万千皆从一字起。

一砖一瓦筑大厦，

一沙一石高山立。

一江一河汇大海，

一草一木林茂密。

一杯清茶能解渴，

一碗淡饭能充饥……

这是得一而足的愿望，但是，大钊不能！

李大钊的手中金笔完全可以解决困境。他受人之托，偶尔为“京门脸子”的街头店铺书写门头匾额，为体面人的中堂照壁题写的楹联诗词，人家偶尔奉送的一点润笔费，真正地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受了此般启发，他的粉丝逼他书写春联，拿了街头去卖，竟是大发利市，供不应求，但是，大钊是一位胸怀世界的革命者，他要读书，写文章，为早日唤醒、照亮那个黑暗的世界。但在远飞东瀛之前，他确实依赖书法本领，维持了人生的体面，度过了艰难日月。

忧国诗文

1912年，大钊24岁，中国之革命乃在浮云蔽日，波诡云谲之时。惊雷一响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以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李大钊等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爱国学子，对于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艰辛及贡献，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离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抵抗。存辛伫苦，蹅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

22日，孙中山宣布，如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他即可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对这一重大事件，李大钊等学子纷抒己见，认为“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不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顷”。

13日，袁世凯通电宣布拥护共和。孙中山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總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没有军权，不谙统政之道的热血青年，全如别无他法的孙中山先生一样，将革命之希望、国家之前途寄望于一个“进步军阀”袁世凯身上。4月1日，孙中山正式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李大钊等爱国学子深为孙中山的“义举”欢欣鼓舞，认为孙中山能够“荐大政治家、大经世家之袁世凯于国民，而飘然解组去”，“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可也”。并盛赞袁世凯“民国之经营构设，亦非袁世凯之大刀阔斧，无由荷其负担十年”，甚至认为袁世凯兼具“拿破仑之雄才大略”、“克林威尔之热心魄力”以及“华盛顿之德量信念”。

也正是在此历史阶段，李大钊被中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和高天幻象激动得热情盎发，写出了呼唤革命，呼吁爱国，歌颂祖国大好前景的战斗檄文和诗章，其势头如地下岩浆的奔涌，地表原油的喷吐！

他主张与发起的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于1912年秋，先后加入该会的有250余人。学会设立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其中编辑部人数最多，达52人。李大钊由于才思敏捷，文章出众，当然被推举同郁嶷一道担任编辑部长。

编辑部的责任是编辑会刊《言治》，1913年4月1日出版第一期，其后半年多时间里共出6期。郁嶷撰写的《言治宣言书》说：东西各国历史表明，一国学术、政术不发达，与该国政治的“统一”专制相关。北洋法政学会的组织只是为了“群居研学”，而不是组党。《言治》月刊的宗旨亦是如此。不持党见便不拘作理论论证和舆论宣传。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下，李大钊开始发表政见。他在1912年6月的《隐忧篇》中写道：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翼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

发表于《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的《大哀篇》，前文已有所引，其入骨三分的辛辣，令文仕叫好，壮士叫绝。凡他涉足之处，常常睹物感怀，抒写自己一瓣心香的《吊圆明园故址》中，他借“陟高岗，凭吊圆明园故址”之机，控诉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乌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

1916年初，大钊为联系讨袁事宜，带着留日同学的爱国期托，暂返上海。舟行途中，写了《太平洋舟中咏感》。抨击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色旗，自兹少颜色。

作者深刻地揭露出，袁世凯挑起的连年战乱，导致了神州动荡，兵燹满地，炭涂生灵的恶果。接着，他豪情满怀地歌颂了“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的讨袁护国巨大声势，赞扬了全国掀起的反袁义举。他勉励友人为匡时扶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而努力奋斗。同年春，大钊返回日本，适逢留日学友幼衡回国。在为其践行时，即席口占一绝，展示了他匡时救国的伟大抱负：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此诗一扫历来送别所流露出来的哀婉、感伤的离情别绪，以豪壮、乐观的情调展望祖国之新生。与诗之豪情仿佛者多矣，尽在《李大钊全集》之中。

东瀛之役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汤化龙、孙洪伊资助下，远渡重洋去日本求学深造。出国前，大钊在北京游览了圆明园等地，面对被列强掠夺后的断壁残垣，感慨万千，写下了前文引过的《咏玉泉》《吊圆明园遗址》两诗，抒发了热爱祖国的胸怀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他正是仇恨日帝，才决心与狼共舞，学习战术的。一个亲目所睹的淋血事实，让他下定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一老汉挑着桃子在北京街头叫卖，一日兵抢了桃子吞吃，待讨钱时，回的竟是枪托。老汉报告中国巡长，巡长一问，那日兵却还来一刀。巡警队长愤怒了，围住日兵讨要说法。一梭机枪子弹，三警立死，二人伤不治，忍看五同胞被屠的大钊，在那一刻对着碣石山发出誓言：“弥天大辱，钊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

1914年9月，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本科学习。读书期间，以文会友，结交在日华人中的仁人志士。并有幸结识了当时在日办刊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章士钊在东京的《甲寅》杂志在日影响很大。李大钊的一篇短文，投给了《甲寅》。一天，他突然接到从《甲寅》寄来的信。发信人署名章士钊，约请相见。相见甚欢，问答皆是开门见山。

章士钊道：“多日繁忙，未亲自阅稿。昨拜读大作，知先生学识渊博、品德醇懿之士。贸然惊动，望李先生见谅！”

李大钊道：“异国他乡，得见同胞师长，实乃幸事，我本直隶乐亭人，听章先生乡音，恐怕是两湖老家吧？”

“士钊老家正是湖南长沙。”二人一见如故，谈话间互道身世，倾诉志向，从学业到政见无所不涉，越谈越深。此后，二钊关系越发密切。李大钊写的《民俗》《国情》等多篇著作，都先后发表于《甲寅》杂志。

留学期间，李大钊还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并深受其影响；并阅读了大量英、日文的社会科学著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在《甲寅》发文指出：“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借此呼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句。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企图接受日本政府向其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身在异国，每时每刻都心系祖国的李大钊得知后，忧心如焚，联络留日学生奋起反抗，号召人民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中华民族锦绣江山。6月，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李大钊组织编写了《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号召国人万万不可忘记国耻。

日本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于48小时之内全部接受，同时开始向东北、山东、天津等地增兵，进行战争恫吓。袁世凯为了求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在日本帝国主义胁迫下，除第五项要求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消息传开，在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2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3000余名留学生召开大会。李大钊参加了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并被推举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该文沉痛总结了甲午战争以来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事实，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最后五分，稍纵即逝，过此以往，皆凄凉悲惨之天地也。然则吾国民于今日救国之责，宜有以仔肩自任者矣”。他发誓：“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这篇通电在国内传遍了大江南北，有力地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展。

1912年10月，一个名叫中岛端的日本人出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称中国或乱，或亡，或统一，或分割，其为20世纪之谜。打算用该书为日本“有雄飞大陆之志者”提供所谓“解谜之良键”——即侵略之策。

李大钊和法政学会的同学看到该书后深感“风狂雨横，惨淡相逼”，因而“愤恨眦裂”，不能自已。立即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加上数万字“字字皆薪胆之血泪”的“驳议”出版，以警戒世人。这本书很快“风行全国”。

李大钊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情感也来自历史上爱国人物的影响。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游历日本的意义，也是引发大钊战斗的课题：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少年时即“抱经世之志”，因“政理废弛，国是日非”，奸党当国，“绝志于仕进”。明亡之后，他誓不为清之臣民，流落到日本、越南等国，后几次返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曾应郑成功之邀，参加北伐。最后定居日本，从事讲学，“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其思想、节操在日本留下很大影响。

1912年夏，日本举行了纪念朱舜水逝世230周年祭典。李大钊听到日籍教师吉野作造和今井嘉幸谈起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听到日本开会纪念朱舜水的消息，遂感到“欣痛交集”，立即翻阅日文报刊，将有关轶事遗闻的记述译辑成文，以《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为题，登在《言治》月刊上。随后，他又写下了《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一文：

嗟夫！舜水先生抱种族大痛，流离颠沛，而安？而日本，投荒万里，泣血天涯，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恢复也。旷世哲儒，天益于艰难阻中成之，此其学为何如者，夫岂勤王一事，所足征其蕴而扬其光耶……吾人而笃念前哲者，则所以挽人心颓丧之风，励操心持节之气，其必在先生之学矣！

对于日人争论中有谓朱舜水“归化”日本的说法，他力辩其诬：

先生不幸生遭国亡种夷之痛，乃转徏遐方，避地海外，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间关万里，日向乡关泣血者，岂得已哉！而数百年后，人犹不谅其衷，反以归化诬之。使先生而归化也者，神州虽云沦陷，尚有汗颜苟活之地，则黄冠草履，遁迹深山，未尝？可以送此余年，满洲与日本奚择，而必越海以赴之哉？

他为先哲载誉他乡，反不为祖国同胞所识深感悲哀。便是今人，理解满人灭明、朱舜水抗争之意义吗？

面对祖国渺茫的未来，许多爱国者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时陈独秀就发表了一篇《自觉心与爱國心》的文章，竟然强调，救国的根本之道在于提高“国民智力”，又不无偏激地提出“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的结论。该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身在日本的李大钊在《甲寅》第一卷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文中对陈独秀的悲观失望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他政治上的糊涂。

在李大钊准确的预见下，窃国大盗袁世凯，不顾天怒人怨，终于在1915年12月12日登上帝位，定年号为“洪宪”。元旦那天，袁世凯黄袍加身，得意忘形地来到天坛举行“祭天礼”，接受百官顶礼朝拜。

全国沸腾了，反抗袁贼卖国复辟的斗争，立刻席卷全国。北京、汉口、烟台、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几万、几十万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以蔡锷为首的起义军所到之处，人民踊跃参军支持，身居海外的华侨纷纷汇来巨款表示声援。李大钊等在东京的留学生组成了反袁的“神州学会”。大家公推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并派他回国联系护国反袁的具体行动。

1916年1月底，李大钊来到了横滨港，搭上一艘法国轮船。汽笛一声长鸣，李大钊醒目微睁，隔窗观海，只见舷窗外海浪起伏，惊涛吼哮，大有气吞乾坤之势。李大钊胸似海浪滔滔。他取出纸墨，激情满怀地奋笔疾书。一首题为《太平洋舟中咏感》的长诗跃然纸上：

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表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鼙动鸣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诗文成篇，再把“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几行小字缀于文后。到了上海，就是到了战场，他领受了任务，协调了政治立场，统一了行动计划，两周后又返回日本。稍事休整，准备投入暑期后的新学年学习之时，国内响起了恢复帝制的聒噪之声，竟很快演进成洪宪帝制现实，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引起反响。1916年1月16日，在一些骨干的积极鼓动和组织下，于前一年被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迫令解散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得以恢复。在一段时间里，李大钊的大部分精力投放在浏览报刊、了解国内政治动向和阅读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著作方面。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以及对传统儒家、道家经籍重新研究，李大钊确认了民主的不可动摇性，并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势力。这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留学生支持国内反袁斗争的活动中。

但是，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李大钊已经预料到了这般结果，他认为“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相比之下，个人学业微不足道。1916年2月2日，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这份刊物于当年5月15日正式面世，他的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创刊号上。

李大钊还参加了另外两个留学生组织。一个是“神州学会”。该会是留日学生总会的部分成员李墨卿、高一涵、邓初民等相约组成的。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该会的宗旨为“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其适用于中国”。

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形成了一套“青春”宇宙观和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理想国家的观念，即：宇宙是整体生命无限和部分生命有限的统一；有限生命由生到死，有死到生的无限轮回构成宇宙无限的生命、无尽的青春；人的知、情、意结合而成的再造精神、再造能力可以使个人、人类、地球永葆青春，可以再造衰落、毁灭的民族、国家，使其再生。

怀着再造青春中华的梦想，1916年，“四五月顷”，李大钊离开日本。5月19日到达上海，结束了他东渡日本的生活，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阶段。

志士归国

1916年春，李大钊到江户送别友人回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台。国内局势依然动乱，各系军阀趁机而起，李大钊归国行前，是他思绪最为纷繁，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时候，一首震动政界文界的《黄种歌》，借盎发的春气问世：

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诗人踌躇满志归国去，决心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志者。行时，沈汉卿、沈芸生到码头送行。“吾于去岁四五月顷，再往上海，君及沈君芸生，送吾于横滨舟中，更购罐头鲜果多类馈余，江干握手，珍重而别。”“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上半年返回祖国，到上海和孙洪伊、王法勤、白坚武等人会面，策划反袁工作。和孙洪伊等人对政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是年春日，他发表的《民彝与政治》是李大钊最早、也是最多引用穆勒观点的文章。他认为，民主的首先含义在于政府把人民当作服务和改善的对象。穆勒不仅是一位主张自由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主张民主的思想家。穆勒对于李大钊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而且也存在于这种转向之后。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发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之。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发表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以及《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8月20日，《晨钟报》在《每日警语》栏中发表杨继盛语——“铁肩担道义”，而未刊此联末句“辣手著文章”，说明当时李大钊对此似有所虑。对于字词的使用，李大钊从来是十分精到和审慎。刊出“铁肩担道义”之后不久，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联语便赠予杨子惠。“辣”字直接改為“妙”字，一字的改动，是取自陆游一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李大钊以此为据，将“辣”字改为“妙”字，以此尽抒己志，勖勉友人。

9月1日，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青春》。本文作于日本，阐述了作者的青春宇宙观，提出“青春之中华再生”。文说：“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认为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规律一样，青年是历史发展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其中“新造民族之生命”等提法，尽显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思想。

8月15日至9月5日期间，李大钊仅在《晨钟报》便发稿共14篇。前后算来，他在该报的工作时间共计为22天。又返故里大黑坨一次，赠7岁小儿与小女一套字帖，毛笔墨盒，铜盖上镌刻“葆华留念”与“星华留念”，儿女情长，可见一斑。

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令他欣喜若狂，以报章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创办《晨钟》，参加《宪法公言》《甲寅》《言治》的编辑工作，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发表文章近百篇，其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激昂的革命斗志，对时局产生了极大地鼓舞。《言治》四月发表的一篇《战争与人口》（上），达二万余言。

他在《真理之权威》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真理观：“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追求真理是李大钊一生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在《此日》一文中，他提出了“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的与时俱进发展观。

1917年6月1日，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李大钊避居上海，写信给北京好友李泰棻，了解北京的变动情况。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1917年11月，章士钊介绍他到北京大学。

1918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确定他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再造图书馆。他开始把北大图书馆从一个封闭的旧式藏书楼，改造为开放式的新型现代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在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被《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尊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之父”。

非常岁月

自此之后，字为“守常”的大钊进入他的“非常岁月”。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一个周期短、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刊物《每周评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战斗檄文，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从李大钊发表文章的日期，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一天发表一篇文章，有时甚至发表两篇到三篇。他成为新文化阵营的领袖之一、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46年，周恩来在与李勃曼的谈话中说道：“《每周评论》《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有许多影响。”“我的思想从赞成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在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批判封建宗法思想，以《废娼问题》《理想的家庭》《失恋与结婚自由》等文章，全面而系统地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科学阐释。提倡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弘扬中华民族养老、尊贤、孝亲的传统伦理美德。

1918年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整饬校风，引导师生进德修身组织发起北京大学进德会，李大钊加入并被评为“甲种会员”、“纠察员”。他秉持中华优秀的文化美德，尊重妻子，教她识字读书，帮她做家务；赵纫兰全力支持丈夫革命，夫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李大钊虽是名重当时高端达人，但对乡土之妻举案齐眉。

在这一革命历史时期，大钊心境如火灼热，如水清明。雄伟、健壮、精气勃发而精力过人，他交好一切师友同志，孜孜不倦于事业。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上，署名李大钊的诗章《山中即景》发表：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随后发表的是《岭上的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看啊！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天天只傍着那山水，吃些草叶或草子；没有人怕你。我不但不怕你并且怜你；我不怕你，并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深入广泛，使得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十分恼火。为了抵制这种科学的革命思想和新生 的革命力量，他们一方面取媚军阀，向反动势力靠拢，又公开跳出来开历史的倒车。在这场斗争中，胡适首先发难，他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即将离京度暑的机会，于1919年4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大钊立即写出批驳胡适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公开信予以批驳，还在《山中落雨》中流露心境：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这首诗形象而含蓄地反映了当年的斗争形势。那时，的确有像胡适那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勇士”，在一场反动军阀围剿新文化的“烟雨”中，被他们乱加的“过激派”的叫嚣声吓破了胆，然而，勇士是无畏的，革命家是清醒的。

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如此发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后，《新青年》杂志就原由陈独秀个人主办，改由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共同编辑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他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大潮。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高一寒等等文化志士赶在了潮头。

1919年春节将近，大钊回到了他的家乡大黑坨。“大钊回来了！”乡里春雷滚动。时辰不大，村中头面人物罗泰昌、赵芳荣、谷老文、赵焕章、谷省三、徐荆璞、杨志轩等人，相继登门。大钊门前拱手相迎，把客人让进正房，亲自递烟、献茶。大钊开宗明义地说：“有件事情想和众位长辈议和……”接着把想推倒华严寺泥像、创办新学校的打算，推心置腹地说了出来：“中国农村黑暗，农民的苦痛根源是缺乏文化知识，没有觉醒，致使官绅污吏横行乡里，鱼肉民众。而使他们能够起来解放自己的道路，首先是要办好教育事业，让新文化、新思想，在我们乡村里发扬光大，中国农村觉醒之时，就是中国强盛之日。为此，我提请诸位考虑，再也不能让华严寺的泥胎偶像愚弄我们了。我们要创建新學堂，让它为我们大黑坨的儿孙造福，为中国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众人听后说：“推倒千年来顶礼膜拜的泥像，困难是相当大的。” 大钊说：“首先要推倒群众心里的佛像。要由威望较高的头面人，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

群众被说服感动了。但庙里的和尚广普、广发听到了消息后，暗中四处造谣说：“推倒神像，大黑坨就要大祸临头了。”

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后随之动摇。积极分子不听和尚那套鬼话，干脆立即动手；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火气，他们大声疾呼：“什么吃斋念佛，超度众生？我看华严寺已经成了秃老普爷俩的安乐窝了。吃喝嫖赌，哪样少了他们师徒？”

大钊问清了住庙和尚不守寺规、胡作非为的种种事实，立即找到和尚面对面的交涉，并警告秃老普，再造谣生事，阻挡办校，就把他们这些佛门败类法律解决。和尚们做贼心虚，恐慌万分，当即败阵认输。他们托人说情，留出了部分门房、殿堂和香火地，时间不长，就办成了一所男女兼容的新式学校。大钊为学校命名为“国立大黑坨初等学校”。并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学校大门的两旁：“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

开学的那天，大黑坨全村锣鼓齐鸣，鞭炮连天，古老的华严寺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第一任教师宁绍先、刘静波，站在学校门前，迎接着第一批来校学习的男女同学。赵素贞、罗国维等女同学穿戴一新，背着书包，和男同学一起欢天喜地地走进了学校。从此，一所崭新的学校出现在乐亭的大地上，在大钊的革命精神鼓舞之下，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大批革命人才。

从京华到家乡，大钊的革命足迹无所不在。他已经将那首乐亭县土生土长的《一字歌》消化、吸收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争取一个人，培养一个人，教育一个人，淬炼成一位革命志士，都是对中华解放莫大的贡献。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长期的寻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指引了方向。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论述，表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与学习是在他留学日本时开始的。1913年冬，大钊寻求革命真理的心去了日本。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日本流传，与日俱进的大钊同志，在追求进步思想的过程中已有所获。他在回国后的1917年4月，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准确地运用了“社会主义”这个新概念。他说：“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工农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在黑暗摸索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他所学习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实践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他非常注意了解十月革命的动向、发展，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指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并且把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联系，指出：1917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还把它比作“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他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十分明确地回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把这件功绩记在马克思、列宁的身上。

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高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又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说道：“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号召，“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他对当时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观点，进行了批驳。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说到底也就是关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他号召有志之士要“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要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光辉思想啊！所以，大钊同志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上，同样起到“首传真”的启蒙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他在文章里、在课堂上、在讲演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探讨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演讲中，从社会主义的定义，到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神误解；从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到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从法国十九世纪之社会主义家，到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到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等都作了系统历史的分析与介绍。从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同时对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进行了批评，作了答疑解惑的工作，坚定地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

随着对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他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他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中又指出：“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問题，乃是经济问题。”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李大钊思想正相符合。

李大钊同志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突出了一个“富”字，要根除无产阶级的一个“穷”字。这就是李大钊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理论之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李大钊同志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中又这样说道：“所以我们想得到真正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中又说：“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

另外他还就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指明了必须坚持的重要一点，“无产阶级独揽政权”，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他说：“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领导们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是人民的官老爷。大钊同志还在社会主义劳动、计划、分配等方面都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1924年，李大钊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苏联进行了半年的参观、学习和访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情、国情、社情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回国后，他进一步号召中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后来他又多次派人到苏联去学习，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实践者。

李大钊同志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内容是丰富的。他明确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钊同志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核心。今天看起来，很多核心观点仍然是十分精确的，仍是我们难得的丰富的宝贵遗产。

李大钊与北方区委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最重要的领导，他为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和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北方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革命的中心。北方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建立发展是因李大钊最早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奠基工作。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北京最早的共产党萌芽组织之一“共产党小组”成立，同年底，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年8月，随着党员力量的逐渐壮大，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

1923年6月，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1923年7月中共北京地委改组，成立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至5月，李大钊任委员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的许多共产党人沿铁路各线分赴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五卅”惨案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总结党的四次大会以来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促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进一步壮大党的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

1925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以前的北京区委兼地委，多注重北京市的工作，不但不顾及东三省和山西，即对于近在北京的天津、唐山两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导。会议强调北方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应当巩固京区的组织，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等地党的工作，决定将北京区委改组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也在该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正式成立，设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区委委员是：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邓培（当时唐山地委书记）、李希逸（当时天津地委书记）；候补委员是：范鸿、于方舟和彭健华。李大釗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陈乔年为组织部部长，赵世炎为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方区委领导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以及东北、西北等地，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为了党的需要，陆续辞去几个大学的职位，而专任党的工作，为北方区委抓紧培养革命骨干。

李大钊深深懂得培育革命干部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就着意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组织基础。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李大钊对培养党的后备力量问题更加关注，他在担任北方区委书记期间，为培养革命骨干建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同时，选派北方党员干部到广东等地学习。

1925年，党组织发展较快，干部队伍一时不能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李大钊的提议下，经中共中央同意，创办北方区执委党校，对北方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经过短期训练后，再派回各地工作，充实基层党组织。李大钊亲自为学员授课，李大钊在北方区委党校主讲土地与农民问题，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中国农村的特点及实际情况，精辟地论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极重要的力量，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指出：农民要依靠自己自主起来解放自己，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强调：在农村中做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并要求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李大钊的讲演，使学员们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地教育。

毛泽东在广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把它收录在教材中。北京地委所派一些人员培训后，陶永立被调到北方区委组织部工作；尹才一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委员，唐从周曾任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邓鹤皋曾任共青团地委委员。1925年崔锄人等党校学员回到太原后，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超龄团员转党，党员迅速增加到30余人，组成了中共太原地委，在组建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自己培养革命骨干的同时，李大钊还指示直隶、京津等地党团组织向国内外各种革命骨干培训学校输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习，积极为党培养后备干部。1925年11月，李大钊组织选派了一批北方同志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特别是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第六届学员的通告送达北方区委后，为提高北方农民运动骨干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李大钊亲自选送了一批优秀学员前去学习。

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还向黄埔军校、冯玉祥的西北干校、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向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工人训练班，送去了数以百计的进步青年。这些学员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革命骨干。

李大钊担任北方区委书记后，立即着手开展中共北方区委所属的各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派人分赴河北、陕西、黑龙江、辽宁、河南及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建立地方党组织，壮大了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李大钊很重视河北党组织的建设。他认为：张坦乃西北一带我国的枢纽与关键，急需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石家庄有现代纺织工业，又系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12月6日，又建立了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陕、甘、豫等省的党组织运动有了较大发展。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不断派干部以教员身份来陕北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甘肃的建党工作是李大钊向中共中央推荐，派遣宣侠父等人建立起来的。宣侠父等9名共产党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秘密发展党员，于1925年冬在兰州建立了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王若飞和萧楚女二人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在河南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和各种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李大钊多次听取河南党组织的汇报并作出指示。东北地区的党组织也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的。

从1922年，李大钊就开始派遣党员到哈尔滨、大连等地建立党小组。至1925年11月，成立了以吴丽石为书记的中共哈尔滨特支，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下属8个支部40多名党员。到1927年春，已在奉天、大连、哈尔滨、吉林、长春、牡丹江、双城等地建立了党团组织。1925年10月1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李大钊曾亲自向蒙古族共产党员吉雅泰作了重要指示，并指派江浩、王仲一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对于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公的特权制度，开展内蒙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5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代表有200多人，包括蒙古、汉等民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大会决定出版农工兵大同盟机关报《农工兵》。大会选举了李大钊和赵世炎同志担任大同盟的正、副书记，到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直属组织已经有北京、天津、唐山、乐亭、张家口、正定、北满、大连、太原、保定等10多个地执委、几十个特别支部和独立支部，全区中共党员2000多名，同时还建立了共青团北方区委，由萧三任书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方共产党组织已遍及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东北和西北等地区，初步形成严密的组织系统，党员达3000多人。共产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多。1927年初，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又建立南口、绥德榆次、平阳、汾阳、晋城、顺德、饶阳、大名等地执委。成立了豫陕区委，河南省郑州、信阳、洛阳地委及所属组织划归豫陕区委。1927年初，在李大钊的提议下，陕甘区委成立，陕北和甘肃等地的党组织划归陕甘区委领导，北方区委辖区有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数省市。

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并在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是我们党内最早注意搞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他就提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1925年和1926年，他发表的土地与农民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成為当时共产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展开。

1926年4月，中共天津地委抓住军阀政府忙于应付战争而对农村统治较弱的有利时机，抽调一批干部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开展抗捐、抗税和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至1926年6月，山东和山西各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有数万人；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为了推动北方农民运动的开展，李大钊确定京东、津南、保定、大名为北方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京东、玉田、乐亭、遵化、三河、平谷等地，都先后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抗捐抗税斗争。

1926年9月，以李大钊为书记的北方区委派张明远，杨春霖先后回玉田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玉田特支。李大钊告诫玉田党组织，要认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把农民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还派遣党员到河北磁县农村建立党组织，并通过中共天津地委、保定地委、张家口地委派出共产党员到农村建党。仅据1926年底，乐亭、玉田、清苑、蠡县、围场等18个县的统计，就有农民协会会员7295人，到1927年春天，中共北方区委已在河北的大部分农村建立了党组织，内蒙古建立了农民协会、牧民协会、工会、学生会以及西北青年互助社等群众组织。在这些地方突破了敌人的黑暗统治，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红枪会、绿枪会等。

1925年10月至12月，在李大钊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学生及市民开展了关税自主运动。12月22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五万对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市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万多人参加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后又组织了2000人的请愿团。段祺瑞政府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示威游行中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并一度被捕。

在李大钊的积极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迅速兴起，发动北方的工人、爱国商人、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配合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北方革命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中共北方区委通过革命斗争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工农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为北方地区革命力量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七”风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北方的工作，中央的许多重要指示都通过他贯彻到北方，北方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都请示他作决定。党的“二大”以后，李大钊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席北京地委的会议，指引大家分析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党决定让他多进行一些公开的活动和号召。于是，他又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并在许多学校兼课，宣传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

1921年8月，为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我党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的主任。北方区各地工人以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为榜样，发展工人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到1922年底，已经建立起16个俱乐部。当时，除长辛店、唐山等地外，我们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工作还在开创时期。李大钊和北京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工人运动的高涨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准备。1921年7月间，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作刊物，被誉为劳动者的《工人周刊》。

1922年5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工人周刊》就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机关报。这个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的刊物，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曾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还充分利用长辛店这个成功的实例来影响和教育北方各地的工人。他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帮助长辛店工人进一步完备了工会的组织，后又将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同时利用《工人周刊》向北方工人宣传长辛店，使北方工人特别是各铁路的工人都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去参观长辛店，而这就又给了年青的党组织以更好的工作机会，乘势宣传，物色骨干，建立联系。

在当时，从事工人运動根本就被军阀政府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工人运动的经验，到各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是有困难和危险的。李大钊热情鼓舞大家用大无畏的精神去进行艰苦的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中牺牲。李大钊通过这件事对同志们进行教育，特地为当时出版的《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指出：黄庞的死，是死得有意义的。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受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他们“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验，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为了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李大钊还在理论上进行大力宣传。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劳动运动有关的文章，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戳穿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谎言，并介绍了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

1922年“五一”节，李大钊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又发表了文章，号召工人们“站起来”，“团结精进奋战”！并针对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节当成一种时髦来庆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中国劳动者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而不应该去作那种为资产阶级“点缀升平”的庆祝。并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

李大钊不仅从宣传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而且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当时，很多人常去找他谈有关工人运动的事，北方的同志不仅把他看作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了问题就来同他商量，向他请教。1922年，他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门，总是虚掩着，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李大钊还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对工人阶级斗争有利的条件。

1922年4月底5月初，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为进一步击败对手，吴佩孚曾揭露张的劣迹，极力粉饰自己的门面，收买人心，拉拢工人，说工人支援战争有功，居然博得了“爱国将军”的招牌，因而一举打败段祺瑞。李大钊分析了前后种种情况，利用军阀间的矛盾，通过他的当时在吴佩孚幕下任政务科长的老同学白坚武，曾经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使他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吴佩孚这样做当然是假仁假义，他唱的所谓“保护劳工”之类的高调，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暂时对工人采取的笼络政策。但是，我方争取他发表这样一个通电，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李大钊充分利用了这个通电，领导各地工人，去争取一些可能争取到的合法权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

吴佩孚占领北京，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也随之倒台。但是，交通系曾长期把持中国的铁路航运事业，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李大钊又充分利用了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经过与吴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关系，建议当时的直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高竟然应允。于是，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同志去担任北方6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等铁路都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密查员，极大地便利了这6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经在沿线建立起16个工人俱乐部。李大钊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个同志的工作。

去交通部前，李大钊亲自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对于到反动派的衙门里去工作感到为难，李大钊指出：要从革命的利益着想。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同时，要注意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政治身份。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领导了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李大钊还有力地进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他认为，从现代革命运动来看，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而要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就必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首先必须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

为了贯彻党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李大钊又着重批判了当时还在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标榜“不过问政治”，对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采取了否定态度，仅用“振兴实业”、“举办教育”等方法来“改革社会”、“改造中国”，而不去反帝反军阀，不去解决政治问题。李大钊批判了这种看法，强调指出：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才能进行革命，掌握到政权，先得了政权，才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1922年双十节，李大钊指示北京党组织利用当时庆祝“国庆”的机会，组织了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的工人约2000人和各校学生及北京市民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在北京街头有工人队伍参加游行的开始。在游行时，散发了中共北京地委的《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文告特别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去實行暴力革命。”“同胞们！不要忘了我们伟大的群众革命的力量啊，用我们伟大的革命呵。”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在开展各种宣传活动的同时，高举起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大旗，猛烈地发起了工人运动，初次领导了农民的斗争，并使在军阀统治下沉寂了一年多的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1922年10月间，罢工运动形成燎原之势，达到了这次北方罢工潮的顶峰。在此以前，8月间的长辛店工人大罢工，是罢工潮的起点。9月是粤汉路长武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的罢工。10月31日，唐山铁路工人罢工，23日，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开滦五矿30000余工人的大罢工，28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工厂20000余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前一天，即27日，又有京绥路车务工人的罢工，一直到12月15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潮流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当时铁路工人的罢工都是针对军阀和军阀政府的，而开滦大罢工则是直接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除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外，又提出了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等政治要求。这表明北方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向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发展，发展成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政治大罢工，壮烈的开滦五矿大罢工。

这次罢工共有30000多人参加，坚持了20天之久，虽然有英国军队、曹锟的军队和保安队数千人进行镇压，但工人们宁死不屈，宣称：“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很大，对工人的教育很深刻，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壮举传遍全国，使敌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一次暴露了它狰狞丑恶的面目。

李大钊亲自参与了这次开滦五矿大罢工领导，他为发动罢工、扩大罢工、支持罢工和处理罢工的善后工作，费尽了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募捐援助罢工工人，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召集全国各铁路工会的代表到北京，商议为全国铁路总罢工作声援。

李大钊还联络了一部分当时的国会议员，联名向军阀政府提出质问，扩大了罢工的社会影响。在工人运动浪潮的巨大影响下，农民也开始起来进行斗争了。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一次北京郊区农民向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是我党领导下在北方最早的一次农民斗争。北京近郊的农民大多以种菜为生，蔬菜卖到城里。军阀向菜农征收菜捐，不纳捐者不准上市卖菜。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听到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后，就派代表找到长辛店工会，请求带领他们进行反抗。工会研究认为可以发动农民用停止运菜进城的办法来向军阀作斗争，并由铁路工人支援，通知北京附近各小站的铁路工会不让火车运菜迸城。这件事情向李大钊报告后，他非常重视，热烈支持，认为这个主意出得好，并指出：“这样，工人农民就联合起来了。”他又提出了一个斗争方法：“还可以让农民停止进城掏粪。北京这个城市，如三天不掏粪，那些大人老爷就过不下去了。”

农民斗争很快根据李大钊的正确指示发动起来了，农民也按照工人罢工斗争的办法，先给军阀政府一个最后通牒，紧跟着就停止了送菜和运粪。军阀本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认为农民是庄稼汉，好欺侮。没想到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庄稼汉竟有如此手段。很快全城就断了菜，街上臭气熏天，使得军阀一时束手无策。没奈何，只得接受条件，宣布停止征收菜捐。这一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北京郊区农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系，扩大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战线。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1922年11月间，军阀政府任命臭名昭著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的强烈不满，党通过北大学生会有组织地领导了这一次斗争。1923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彭允彝安置私党，克扣教育经费等卑劣行径及受军阀政府压迫，愤而辞职。北大全体教职员立即开会决定，由20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主持校务，领导大家向反动政府作斗争。李大钊就是临时委员会成员之一，并在这个委员会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看出，他曾多次发言，提出了全面的对策，并得到大家的赞同。从“驱彭斗争”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发展中又增进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

1923年1月19日，于是发起了“驱彭斗争”，北京学生1000余人向军阀的“众议院”请愿，要求收回旅大，遭军警毒打，伤者竟达300余人，其中重伤50余人。学校临时委员会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这场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成了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否认国会”为中心、口号的广泛的政治宣传。在建党以后，李大钊继续领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党决定将“学会”的组织公开。1921年l1月17日，“学会”在《北大日刊》登载启事，公开招收会员。当时，已有会员19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黄日葵、朱务善等都在其中。“学会”组织一公开，会员人数增加很快，到1922年初，已发展到63人。

北京各大专学校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又由北京发展到外地，活动方式有演讲会、专题研究、辩论会等。第一次公开演讲始于1922年2月19日，由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李大钊指导下，研究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等问题。战斗性最强的活动是辩论会，一次，举行了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李大钊被邀作“评判员”，这次辩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各大专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会场座无虚席，双方辩论异常激烈。最后，李大钊发表意见，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一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像封建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正像雏鸡在孵化成熟后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他把道理说得透彻明白，使人心悦诚服。在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必然到來，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那次辩论会之后，要求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者，一时即达数十人之多。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演说和论文，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理。反复地说明：社会主义的到来，乃是“非人们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客观规律。

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写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登在次日出版的《晨报》。1922年11月，“十月革命”5周年，在李大钊的发起和推动下，《晨报》副刊出版了“革命纪念专号”，这是在中国报刊上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第一次出版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著名论文，着重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一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11月7日这一天下午，李大钊领导北京各进步团体在北大三院举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经过情形，赞扬与歌颂了革命暴力，表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切反动派、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极力攻击十月革命的所谓“不人道”“残暴”和“恐怖”。李大钊的演说，给了那些反对者、伪善者、认识不清者以当头一击。工农要夺取政权，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即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革命的方法，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批驳了那种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的谬论，列宁领导下的“劳农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平民主义”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非打破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

正当建党伊始，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李大钊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毫不含糊地维护了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923年“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震惊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悲壮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共产党能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斗争，能用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领导农民斗争，把革命引导到最后的胜利。

“二七”大罢工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已经建立了16个分工会，党在工人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以及对吴佩孚的罪行的揭露等，为大罢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李大钊也为这次大罢工作了重要的准备。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竟用武力横加禁止，野蛮地迫害工人代表。

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进行反抗。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授意和庇护下，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工人死难者40余人，伤数百余人，被捕入狱者6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壮烈殉难，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工人们不畏强暴，同敌人进行了断头沥血、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失败，但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

2月1日以后，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汉口就成了罢工的指挥中心，而李大钊这期间正在汉口，同罢工的领导人陈潭秋、施洋等同志都有接触，商谈罢工之事。他对阶级兄弟的牺牲，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悲痛。“二七惨案”中，他多年的同学，从小的朋友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李大钊立刻写信痛斥这个吴佩孚的帮凶，并宣布跟他断绝一切关系。

“二七惨案”后，大批的工人死伤入狱，大批的工人被开除，流落街头。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那艰苦困难的环境下，针对某些人的悲观失望、志气消沉，李大钊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有力地宣传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说：“革命的道路，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曲折回环，‘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要像扬子江、黄河一样。我们的扬子江、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发表了许多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演说。

1923年5月4日，他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演说中，号召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目的。党组织发动北京各群众团体两次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仅“五一”即散发传单数万张。国民大会通过了“拥护农工”、“释放京汉罢工被捕工人”、“为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等多项决议。九、十月间，他又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赂选总统的运动。李大钊在“二七惨案”后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推动了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文为工农

对于工人文化生活的关怀，文化方向的指引，李大钊留下很多故事，他曾比喻上下结构的“天”字，便是“工人”，工人是天！一次，大钊在唐山看过成兆才大徒弟“月明珠”的“莲花落”，到后台和艺人们聊起天来。他得知演主角的任善丰（艺名“月明珠”）二十刚出头就能演主角，而且扮相俊秀，嗓音圆润洪亮，人物扮演得惟妙惟肖，逼真传情，便夸奖了一番。

成兆才指着任善丰的父亲任连会笑着说：“他才是我们连会哥的一颗‘月明珠’呢！”

大钊问起原由，成兆才说了关于任善丰成名的趣闻轶事，要求大钊题一副“明珠”吉联儿，大钊并不推辞，挥笔写下了“明珠新出蚌”工工整整五个行书大字。

大钊说：“过去你们演莲花落时，唱的都是些传统戏，多数来自唐代传奇，有的是自‘三言’、‘二拍’脱化而来的小故事。现在你们演的评戏剧目我已看见啦，很多是改良内容的新戏。为什么你们唱得这般红火，就是因为你们所演的戏，让人看了是戏非戏，比戏出奇，这就叫改良评戏呀！”

成兆才听到这儿，几乎高兴地跳起来，他笑哈哈地对大钊说：“李先生，请您赏脸，快给我们写上这十几个字，是越大越好哇！”

李大钊创作过皮影戏，热爱民间戏，功底深厚，正有倡导民艺团体的义务，那百灵鸟善唱的本质力量立时迸发，便问成兆才，题写何文？

成兆才卖弄噱头地说：“是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呀！”

大钊笑着说：“明珠果不是琉球！出口成章，加曲成戏嘛！”大钊笑着拿起笔来，为警世戏社写下了十二个楷书大字：“是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

在唐山近處的家乡，这位革命的文学巨匠同样重视民间文学的发展。用以活跃工农文化生活：“五四”运动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文化运动，大钊很注重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的方向问题。他平日写文章、写诗时，总是努力变文言文为语体文；为了宣传群众的方便，他积极主张知识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一年，他借回家的机会，与村中老人坐在槐树下谈起天来。

大钊说：“我想了解家前院后的民间文学，像故事、谚语、歌谣以及流传在咱们老百姓当中的顺口溜之类。”大伙说：“那玩意儿划拉一块有几筐！”

“我给你说几个：小巴拉狗，上灯台，爷爷娶了个后奶奶，脚又大，嘴又歪……”赵老汉信口吟诵，笑得前仰后合。

大钊说：“这些我小时候也常听，有没有教育意思的呢？”

同族的大爷说：“有个东家光想让伙计多干活，不愿给饭吃。天忽然阴了，大风裹着黑云彩，刮得天昏地暗。伙计们高兴地说：‘天道黄澄澄，必要刮大风，刮风就下雨，下雨就歇工。’东家一听，笑滋滋地说：‘下雨好，下雨好，一个推碾俩铡草。’结果连放屁的空儿也没留。”

大钊说：“那伙计们就没法对付他了？”

“有！那就瘦马耷拉脖，糠饭秕子活呗！不用力。”

大钊眼睛突然一亮，高兴地说：“这就很好，‘瘦马耷拉脖，糠饭秕子活’，这首民谣鲜明地反映出了东家、伙计两种不同的态度呀！”

座谈又整理出了“春鳘秋鲈，白眼割谷”、“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勋）”等歌谣，寄给了他的朋友北大文科教授刘复先生，三首歌谣就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了。

第二年大钊又从老家搜集了多首民谚，《新生活》还发表了他搜集的“雁叫一声，穷汉子一惊”，“高粱晒红米，鳞膀不给你”等谚语。鲜活地反应了农民反抗剥削的形象语言，丰富城乡的革命文艺。

1924年

1924年，李大钊的岁月进入纷繁之期。各类故事，言而无尽。

党中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总负责。他和赵世炎、陈乔平领导了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亲自领导了“五卅”、“关税自主”、“三·一八”等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4年1月初，李大钊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葆华在家门口遭到一伙流氓暴打，流氓还趁机闯进院子，在李大钊的书房乱翻；一天夜里，一条疯狗也闯进院子，咬伤照料光华的奶母。在大钊去上海期间，家院周边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赵纫兰不得不请弟弟赵小峰帮她守家。她既怕家里再生意外，又担心大钊在外也遭不测。

2月间，大钊到广州开会，家里更无法安定。院里潜进一个盗贼，房顶还有人走动，只好找人守夜。全家人发现房顶又有响动，并有人跳下的声音，急忙冲到院子里捉贼，贼扔下一块石头，砸碎屋檐下一个绿釉大瓦盆。很明显，这是与警察有“默契”的“盗贼”。闹得李家人坐卧不宁，赵纫兰不得不赶在春节前四处找房。新找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并不理想，但她已无法过多考虑，只求大钊和全家人平安无事。春天，李大钊从广州开会归来，顾不得休息，就忙着找人开会，赵纫兰又开始为他的身体担忧。不想，光挂记丈夫，小女儿钟华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白喉，却被误诊成肺炎，因医治失效而夭折。赵纫兰见心爱的小女儿离开人世，伤心得几乎发疯，只是深深责怪自己没有守好女儿。祸不单行，李大钊又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带着葆华匆匆离京，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就在他和葆华离京的当晚，家遭军警搜查。赵纫兰见北京再也无法留居，就带着星华、炎华、光华返回了大黑坨。

5月下旬，军警又尾随而来，幸得乡亲们支应过去。她被告知了李大钊的避难地点，想同李大钊商量，由她出面给李大钊昔日的同窗好友、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写信，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她知道“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已同白坚武绝交，但她太为李大钊的安全担心。李大钊不同意她这样做，只在一封长信里，捎来了一首哀悼爱女钟华的长诗。信中，李大钊对她语重心长地说：“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来抚养和教育子女。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为她写的这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在信的结尾处，他又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究竟是谁人的天下！”读着这封信和哀悼钟华的长诗，她热泪盈眶。她知道，这个属牛的丈夫太倔强了，认准道一定走到底，是生是死都不在乎。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她只有坚强起来，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抚养和教育孩子。

1924年初秋，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又回到北京。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她要让李大钊不管何时回来，北京都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于是和大钊一个朋友在邱祖胡同合租了一所宅院。不久，她接到大钊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要她买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寄去，以在东方大学讲课使用，还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钊准备在莫斯科过冬了。

不久，北京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又电请孙中山北上，废除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赵纫兰心中充满了喜悦。一个多月以后，李大钊风尘仆仆从苏联赶回北京，出现在她和孩子们面前。见到李大钊，她欲哭无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神安宁。

李大钊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为争取国民军发展北方革命势力，党内一些同志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密切配合，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并亲赴开封做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孙中山到北京后，他时常探视病重的孙中山，参加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帮助孙中山处理一些政治要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分裂活动，使得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提心吊胆的日子又回到纫兰身边，但她已不再害怕，她知道丈夫是为了国家，为了穷人。但是，京城中的魔鬼已经开始行动，李大钊正是他们猎取的首要。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北洋军阀开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一天，吴佩孚把密探巡长刘震东召到办公室，刘说：“北大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北方共产党的首领啦，不少反对政府的事情都与他关系很大，尤其他与俄国人的活动。”

吴佩孚慢吞吞地说：“此人我认识，他和我的参谋长白坚武是同窗挚友。前年我在洛阳，他和张博泉等人通过白坚武找我，为孙中山游说。他既是孙中山的信徒，‘赤化’维新事出必然，与俄国人来往密切亦不足为怪了。此人我原想重用他的才干，让白参谋长多次致函相邀，允以高官厚禄，均未打动他。我本想‘先平武匪，再治文奸’，但我们和奉军之战已箭在弦上，这时候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宣传赤化，鼓动反战，成心捣乱，只好杀一儆百啦。立即将他捕获！”

“此案用个什么罪名呢？”刘震东问道。

吴佩孚稍加思索之后说道：“扰乱治安，破坏军略。”

刘震东稍有踌躇地说：“中苏已复邦交，逮捕共产党的首领是否妥当？如果由此引起学潮，事态闹大……请大帅考虑。”

吴佩孚不屑地说：“慎适则当，慎过则殆。你说的事情，我已考虑过了，证据，与俄国人复交前有约在先，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为条件，俄国人不便干涉。至于学潮，捕到李大钊则群龙无首，事态不会闹大。”刘立即集中了二十名精悍的一级密探，严密地作了布置。一个姓田的密探，通过伍佰元的贿赂，买通了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姓李的听差，并刺探到李大钊经常来苏联使馆与苏联大使加拉罕频繁接触，有时还带走些文件，放在公文皮夹内。刘震东报告后，吴佩孚立即布置捕人。晚十点，李大钊赴宴后走出苏联使馆。走到东交民巷北口的御河桥附近时，发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朝他围拢过来。一拥而上到了身旁，一个密探斜楞着眼睛说：“你是李大钊先生吧！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

两辆人力车从暗处跑到跟前。探长下巴一扭说：“李先生，请上车吧！”处长刘震东立即审问了李大钊。“你认识俄国大使加拉罕吗？”

李大钊泰然回答：“认识。”

“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刘震东拉长腔调说：“这么说，李先生很愿意结交外国朋友喽？”李大钊平静地答道：“交友不分国际，只要志同道合，谁人都有权自由选交朋友。”

刘震东阴阳怪气地说：“好嘛，将来有机会的话，刘某很愿意与李先生交个朋友。”李大钊说：“现在就是机会。”

刘震东语锋一转说：“不过谁要是做了叛国害群的事情，那交朋友的自由和权利就会失掉啰。”

李大钊辞锋冷峻而又不失委婉地说：“是的，但希望真正爱国爱民的人，不被误解才好。如果谁人真做出叛国害群的事情，那么他失去这种自由权利也是应当的。”

刘震东指着案上的皮夹笑笑说：“李先生，这里边的东西可以看看吗？”

李大钊立即打开皮夹，取出里边的全部东西，神态自然地放到刘的面前。

刘震东把文件仔细翻阅一番。见里边多是些经济学讲义、书册、报稿，并有李大钊本人所写的社会科学论文等等，最重要的是十余张题为“列强对华友善的透视”的铅印件。另一份就是李大钊亲笔写的“社会主义同盟草案”，大意为反对压迫，反对专制，反对内战等。刘震东如获至宝，问道：“李先生，你身为中国人，为什么替苏联宣传‘赤化’呢？”

李大钊说：“马克思是犹太人，俄国人采用了他的学说，绝不能说苏联就成了犹太人的附属国，也不能说苏联是被犹太‘赤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的本身并无专利，因此各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多有在本国实行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纯属学术理论问题。基督耶稣也是犹太人，决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随了犹太人。同样道理，怎能说信奉佛教的人们，就是为印度做宣传呢？”

刘震东不耐烦道：“你这些苏联对华宣言，岂不是要中国人都倾向苏联吗？”

李大钊说：“苏联对华友好是事实，我们是说谁对我们真友善，我们就应对谁采取友善态度。有助我国对外实行智慧外交方策。”

“那么你这些反军阀内战的文字，不是故意阻碍政府兴军讨逆，成心同政府作对吗？”

李大釗辩解道：“我所论述的是社会主义学的理论问题。”

刘震东说：“照你这么说，你是任何罪过也没有啰？”

大钊说：“我认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犯罪与否，应先要看这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出于公利还是为了私心。还要看当局如何主张善恶的行为标准。”

刘早被大钊的仗义执言所打动，终于把口气软下来：“李先生，兄弟是受上峰之命。”

李大钊微笑着说：“我被拉到这里来，是时局环境造成。你审问我是你的职守范围。”

刘震东很认真地说：“听了你的话很受启发，此事我定在上峰面前为先生解释。”

李大钊说：“请不要因我而使先生担过。”

刘震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真理与正义，说些过头话，行为有些过激，何罪之有？当局官场上的一些人，又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事情呢？想到最后，终于良心战胜了命令，他叫醒了大钊，把文件交还了他，诚挚地说：“李先生，请别见疑。昨天回去我考虑了很多，你的为人和谈话，给了我很大启示，使我对做人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先生实属无辜，实际上确应打倒那些为富不仁之辈。我决定放你回去，但事情有违上命，须得注意保守秘密。请立即回府吧，以免家人惦念。”

李大钊诚挚庄重地说：“大钊为了中国的前途、大众的利益，生死置之度外，如先生因我而受牵连，我将抱愧终生。”

刘震东笑了笑说：“尽管放心，上峰密令：如无确证，迅速释放。吴佩孚此刻赴九门口督战，这是一个机会，不会出事的。不过你回去千万注意留心小人，你此次被捕，就是北大一个教授出卖了你。”

李大钊忙问道：“可否告诉姓名。”

“姓名不详，仅知他是京兆尹的挚友。”

大钊明白了一切。又结交了一个朋友，革命需要更多的同志和同情者。

中华天使

1921年7月，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没有在烟雨如梦的“红船”上主持会议，而是在北京政府国务院请愿，为教工讨薪遭军警毒殴，据史料载：

本日各校同学千余人，复偕同马次长及各校校长、教职员冒雨续行到院请愿，自上午九时迄下午四时，始终拒绝不见。同人坚求放人，不意门前密布之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此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同人痛愤之余，恨不能与万恶政府拼命于新华门前，特据情飞电奉闻，同人誓奋余生，作最后奋斗以殉我神圣教育。

李大钊在流血，先驱们在战斗。他一直都在争取中国前途命门的钥匙，执行着伟大的中国使命。1922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决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斗争……”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国共合作工作。

1922年8月后，李大钊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议国共合作问题。他以精辟见解和坦诚态度，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为国共合作成功，李大钊三赴上海、两下广州，日夜奔忙。一份李大钊南北奔走日夜操劳的日程表，翔实地记录了他为民效命的拼搏。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19日，孙中山电邀李大钊到上海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李大钊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见的场景，令全国人民振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遂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加入国民党。”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帮助国民党改组的通告。1924年1月20日到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出席国民党“一大”，请他担任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和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是当时出席大会的165名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

在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国民党员不接受“跨党”的做法，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此，李大钊在会上发言，进行了解释，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阐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立场。最终得到了大会的接受。何香凝曾经回忆：“李大钊和蔼与诚恳的态度，透明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孙中山接受了国共合作，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宣布与共产党合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李大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京执行部负责人。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利非常大，国民党拨付经费，一汇款就是上万银圆，可自行开支。但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本色，这在当时的从政人员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实在是不多。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评价李大钊：“手中掌管万贯财，公私分明廉与洁。”

1924年5月，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天使李大钊来到莫斯科。《莫斯科工人报》刊登了李大钊接受记者的访问记。精彩的答对令人叫绝。李大钊回答《消息报》记者关于“中国内战”的原因及形势。1924年9、10合刊《农民国际》又发表了李大钊的《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一文，指出了战争的性质及农民参加武装斗争的大势。

1924年9月18日，李大钊在克鲁普斯卡亚共产主义学院作报告：《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与中国的内战》。报告以气贯长虹的力度，说明中国人民必得解放的判断。1924年9月23日，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國际大会上发表演说，大气磅礴，思辨而雄浑。他的形象激情澎湃，声腔激越而刚朗，许多的国际听众，开始在印象中颠覆中国人的不佳形象！

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央已经认定：这位政治坚定，风度翩翩，文采奕奕，壮志凌云的使者，能够完成伟大的中华之使命。

1924年10月25日，成立中共旅莫党团审查委员会。李大钊在旅莫支部大会上作的报告有《中国最近之政变》（1924年9月12日），还有一堂《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讲演（1924年10月30日），还有许多次讲演。聂荣臻就在莫斯科听过李大钊讲课。他回忆说：“1924年10月，我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有幸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历史课。他对东方大学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这些讲演都获得了满堂喝彩。

大钊在莫斯科结识了一批共产国际的新朋友，如日本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主席团成员片山潜等，通过交流，了解世界。更加令人振奋的是，他在苏联得到列宁的接见，两位巨人的握手，照亮了世界共运的天空！

这是中华民族饱饮日精月华，久历寒暑春秋而生成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他培育了毛泽东，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襄助孙中山，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走入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他的创造者列宁握手共勉，同议世界革命。李大钊，中华族人的精英和天使！

1924年10月，冯玉祥领导国民军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1924年11月，由于北京政变后出现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结束在莫斯科的工作，月底回京。

军事觉醒者

为使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进展，李大钊委派王若飞、宣侠父、魏野畴等人创办了军校。他重视对旧军队的改造。

1925年春，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到陕北安定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在石谦部队中建立党支部，使这支武装力量为我党所掌握，并派张兆丰到国民军三军工作，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张兆丰部”。

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排挤，通电全国自行下野，隐居在京郊天台山，1924年到1925年秋，李大钊多次与冯玉祥交谈，要冯玉祥去张家口，以图再举。并安排冯玉祥与鲍罗廷会谈，争取苏联政府在军事上给予援助。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李大钊一方面帮助冯玉祥实行联俄政策，一方面向这支封闭的旧军队注入新的革命思想，使冯玉祥及将士倾向国民革命。并安排干部和国民军人去苏联学习。

1926年3月，李大钊安排冯玉祥到苏联参观学习，在苏联，冯玉祥得到蔡和森、刘伯坚等的帮助。回国时要求刘伯坚一起回国，到国民军中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军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争取和壮大国民军成为一支革命的劲旅、策应南方国民革命的北伐、打败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军阀势力，起了很大作用。李大钊关于军事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我军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

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乐亭一中1924年就建立了地下党的组织，已成为革命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党、团员，其中多批被选到国内外去学习深造。

乐亭一中党支部书记王佩环把李运昌和孙洪祥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说：“经大钊同意，乐亭党组织决定选送你们二位到国外学习。同意吗？”

十七岁的李运昌，立即高兴地说：“同意，老师，送我们到哪个学校去学习呀？”王佩环笑着说：“送你们到苏联，至于哪个学校还不清楚。第一批学生，有的去了中华劳动大学，有的去了中山大学。到北京见到大钊同志后，具体情况就清楚啦！”

李运昌到了北京翠花胡同一号国民党执行部，见了大钊。运昌和洪祥忙迎上前，恭敬地问候说：“大钊同志，您好！”

大钊和运昌、洪祥谈起家常，询问乐亭一中和家乡的情况。运昌、洪祥争相回答大钊的问话。大钊说：“佩环同志来京时，计划讓你俩去苏联学习，可是你们来晚了一步，这批同志昨天已经乘船出发去苏联了。目前黄埔军校正在招生，我看你们就去黄埔军校学习吧。”运昌、洪祥相对交换了一下目光，果断地说：“好吧，我们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大钊耐心地解释说：“去苏联，去黄埔，都是为了革命而学。目前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迅速地培养起一大批革命人才。你们毕业之后，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你们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我们一定努力学习，绝不辜负大钊同志对我们的期望！”大钊看着眼前两位来自家乡的青年人，朗声笑了起来。考试结果公布后，运昌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他决心争取冯玉祥及国民军倾向革命，刘志丹、程子华、张宗逊、王一飞、李运昌都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他撰写多篇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文章：《战争与人口》《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中国内战和中国农民》《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等，阐明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是武装了的反革命。

1926年3月，中共党组织决定将许多同志调离北京。北京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都担在李大钊一人身上。李大钊派一批革命同志赴广州。这批同志原是派往黄埔军校的，在“三·一八”惨案中有几人牺牲了。后因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李大钊遂转派这批同志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军第二军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溃败，为了保存和培养党的力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史克轩等军事骨干到苏联学习军事。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已趋同于毛泽东。

被捕前后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北方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许多同志纷纷劝说李大钊离开北京，而国共两党需要有人主持北方工作，他婉言谢绝了。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

奉系军阀张作霖到达北京后，和直系军阀段祺瑞相互勾结，大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就连带有某些进步色彩的报纸主编，如《京报》创办人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等也都杀害。所以当时人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描写张作霖进关后的白色恐怖。但李大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北伐战争打响后，李大钊做了大量工作，他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他请杨度说服张宗昌“拒杨驱孙”，使北伐军在江西避免与孙传芳、张作霖同时作战。李大钊还积极联络阎锡山，使之不与奉张合作，消除了国民军的后顾之忧。

李大钊的思想像一颗灼热的太阳，发光、发热、发出强大的电流、粒子流、红外线流，制造了强大的革命红色的风暴，这一切都汇聚成警示的恒言，革命的锦言和名言，指导革命人生最高理想，求达于真理。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大钊险遭不测，到后半夜才回家中，叮嘱了赵纫兰几句话，又匆匆离去。次日清晨，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警察布满了李家的房前屋后。李大钊又被通缉，赵纫兰意识到，一年多安稳的时光结束了，等待她的又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大钊坚持留在北京继续战斗。张作霖到北京后，获悉李大钊尚在首都，立刻颁布了逮捕令。李大钊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继续主持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赵纫兰又有孕在身，她几次劝他听从党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钊坚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战斗。直至大钊就义，乡亲们还向纫兰议大钊的命相：这个属憨牛的“憨头”！你怎像出生之前，你祖父在棉田里见到的百灵鸟儿一样，在人捕捉之时不知飞逃呢？你飞啊！天高任鸟飞呀！

1926年12月，赵纫兰生下小儿子欣华。因李大钊不便回家，她把欣华抱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让李大钊与新出生的小儿子见了面。欣华满月以后，就交给奶母照料，她也带着两个女儿住进大使馆营区。

7月19日，南口的战斗更加激烈，国民军渐渐不支，形势十分危急。李大钊仍然不退，积极争取冯玉祥，并为冯玉祥制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策略。9月16日，冯玉祥部队到达五原，宣布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誓师授旗，史称“五原誓师”。有力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然而，李大钊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他的活动遭到了敌人的严密监视。张兆丰送给李大钊一只手枪，李大钊一直带在身边，作了最后的准备，仍不思飞逃。五十年后，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唱响了一支振奋人寰的歌儿：“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亲爱的祖国……”仍在依托百灵鸟的象征啊！这是后话。

1927年4月6日的清晨，宽敞的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旧址像往常一样平静，然而一墙之隔的围墙外边，却是鬼影幢幢，形迹可疑的人比往常又增了许多。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显得平静而坚定。大钊让同志们把重要文件清理好后，有的烧毁，有的放在28号小门里边的炸药包上，并精心接好电引火，准备一旦情况紧急，立即引爆炸毁。与此同时，还抓紧时机在练习手枪射击。这个可爱可敬的“憨头”百灵鸟儿，要做最后一搏了！

在交通员阎振山失踪之后，做饭的张全印同志接替了交通工作，做饭的事情则由大钊和范洪劼、谭祖尧、张挹兰等同志主动担当起来。同志们从容镇定，生活虽苦，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天，大家正做饭，宣传部的范鸿劼同志突然问大家：“你们看见过两条腿的狗吗？”大家不解其意，他笑道：“有，不但有，还不少呢！门外头还趴着三五条，这狗不但吃人，还会拉洋车呢！”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危险像一张毒蛇编织的大网，早已收紧。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郊区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东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共产党“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总署侦缉处长吴郁文立即派手下侦缉二队、四队队长王景有、杨恩华带人将其押解到总署，组织对其审讯。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交通员，并将一名与其接头的北苑支部负责人和在区委机关内工作的李渤海出卖。

吴马上让王景有带队去抓人，结果在西斜街逮捕了李渤海。经过严刑拷打，李終于向敌人屈膝，成了叛徒，被收买为京师警察总署调查员。由于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等，均隐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兵营内。

不久，侦缉处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传送信件、宣传品的交通员，名叫李大成。在吴的软硬兼施下，李大成向特务说出了苏联使馆西院旧俄兵营的详细情况。吴郁文根据李的口供，将兵营内的情况绘制出一张“详图”。

李大成答应与特务合作，吴规定要李今后每次从兵营里出来送信时，先给吴打电话，临时约定见面的地点，到时派人与他联系。李被释放后，每隔三四日就将进出信件提供给吴检查一次，前后有十多次，每次按信件的内容，酌情给奖金。其信件主要是发给各校党的支部的，多数是区委机关刊物。

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遂向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报告：“在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指挥调动下，藏匿于俄使馆兵营内之共产党机关情况业已查明……”

此时的张作霖也接到了日本使馆提供的情报，其文内容阴险地挑唆道：“苏联兵营常有可疑人进进出出的，疑是中共革命党”与“企图颠覆奉系统治”有关。张作霖立即向使馆领袖公使欧登科提出查抄苏联使馆，抓捕革命党人的要求，得到欧登科许可。

1927年4月5日，抓捕行动的前夜，陈兴亚召集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总务处长王铁铮、督察处长邢砥中、行政处科长吉世安、内一区署长祝瑞麟、宪兵队长傅长瑞、保警处负责人等，在京师警察厅会议室人宣布组成行动总指挥部，并且制定了查找计划。陈兴亚要求：“行动时，除去苏联人及妇女，苏联使馆内之中国人，一律抓住带回审问。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特组织总指挥部，以确保抓捕行动大获成功。宣布：侦缉处长吴郁文任行动总指挥官。各路人马一律听从吴总指挥官的统一调遣。”

吴郁文把540名警宪及侦缉处200名便衣警察分为12个小组，每组都由一名侦缉分队长和宪兵中小队长负责，全副武装的宪兵分散到12个组里。其中2个小组由吴郁文亲自指挥，主要抓捕李大钊；8个小组由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和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霖指挥，抓捕兵营内所有中国人，另外2个小组由司法处长蒲志中指挥，在警察总署收押人犯。吴郁文还派侦缉分队长张良臣率领100名警察，外加保安警察80人，把守苏联使馆外围，防止有人跳墙逃跑。

为防止苏联使馆抵抗不开门，吴郁文还特别命令侦缉处第一分队长南宝祥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便衣警探，遇到苏联使馆闭门不开时，10个壮汉便抱在一起把门撞开。

随后，吴郁文还以京师警察总监署的名义拟定了公函，由工部局通知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公函称：“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密存大枪2000支……准予派武装警察进入搜捕，届时不要阻拦和干涉搜捕行动。”

是日，旧兵营大门紧闭，10个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击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高声阻止无效，便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枪声未落，大门被撞开，军警们抓住甘布克。

这位苏联共产党员呼叫着，希望他的中国同志能够逃走。但是一切都晚了。

据李星华回忆：那日的早饭后，大钊和纫兰说：“今天天气很好，你们娘俩快到外面玩玩吧！”

赵纫兰答应着，带着光华到兵营那边去散步。大钊在里屋办公，星华坐在外屋，忽然“啪啪”一阵刺耳的枪声，接着传来嘈杂的人声。她着急地问：“爸爸，怎么回事？”

“没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边看看吧。”大钊说着，不慌不忙地从抽屉取出小手枪，带着星华向外走去。到了院子，见从隔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跳进不少人来，把人们追得东藏西躲，大钊见状立即带星华踅进一间小房子里，把手枪上好子弹。他看了看二十八号小门里装着电钮的文件，有人刚刚引爆。一群歹徒荷枪实弹，口里喊着：“不准放走一个！”闯进了小屋。他们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大钊，喊了声：“不准动！”两个匪徒立刻泼熄正在燃烧的文件，把剩下的部分抢走。

交通员阎振山被两个侦探带进屋来，他头发蓬松，衣服破碎，脸色苍白，满身血迹，一见便知是刚刚受过酷刑。一个便衣侦探凶狠地指着大钊问阎：“你认识他吧？”

阎振山看了看大钊，无力地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站在旁边的一个胖侦探头目，洋洋得意地走过来：“哼哼！你不认识他？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给我搜！”立刻蹿过来几个警士，先把大钊手里的手枪抢去，接着把屋里屋外搜了个遍。

李大钊面对歹徒们的放肆，非常平静。他知道和这帮匪徒无理可讲，只是面带惨淡的微笑，蔑视地看着他们。

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把大钊绑起来，当发现站在一旁的星华时，胖侦探头目一声喝叫：“把这个丫头也给我带走！”于是敌人用一条绳子把十几岁的星华也捆了起来。

李大钊被单身监禁在一间狱室里。和他同时被捕的范鸿劼、谭祖尧、谢伯俞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计六十多人。同志们被带到魔窟之后，个个都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气节、视死如归的精神。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用她父母遗传培养的一双清澈的眼睛，平静地记录下父亲被捕后的一切：

……在高大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身上沾满灰尘，在警察的看押下蹒跚进来。母亲一见我，几乎哭出声音，一刹又忍住了眼泪，装作不认识我。我们谁也没说话，各自坐在地上，默默注视着院里发生的一切。

那些来来往往的警察和宪兵，不时地把一筐筐书报和被褥等物抬进院子，然后往东边去了。我认出其中有很多东西是从我们家抄来的，立刻想起父亲前两天在家里烧文件的情景，原来父亲早有准备，除了这些书和破烂东西以外，匪徒们是捞不到什么的，只是父亲应该跑掉。

下午约莫四五点钟时，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带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我们一共7个人，都是妇女和孩子，有两个在使馆里工作的保姆，我们叫她们“阿妈”。敌人对我们这几个人不怎么注意，我就慢慢挪动着，和母亲、妹妹凑到一起，小声商量起对策来。

这时从院子东边不知哪个房子里，传出一阵用惊堂木拍桌子的响声，匪徒们显然正在审问被捕的革命者，我们的亲人肯定是受尽了苦刑折磨。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冻僵一样，揪得更紧了。大概是因为敌人忙着审讯，从被押进这座大院里，就没有来过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平时胆子很小的人，今天反而什么也不怕了，父亲高大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起，使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暗暗想，那些匪徒会怎样处置我们呢？一个很幼稚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处死就处死吧！就这样和父亲、母亲死在一块儿，也挺光荣的。”

东方微微发白，几个警察来登记姓名。我们报了事先编好的假名。没过多久，警察提着一盏暗淡的马灯，把我们7个人押到女拘留所内，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儿过夜，不准说话！不准乱动！”女禁子把我们每人周身搜了一遍，临走时，把门上了锁。拘留所的生活开始了。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父亲，也无从打听到他的消息。始终没人来叫我们。一天的上午11点左右，听见警察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说是“提审”。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管怎样，这回事情总算有了头緒，不会再装在闷葫芦里了。”

在法庭上，我们和父亲见了面。父亲仍穿着他那件灰色旧棉袍，头发长而乱，稍微遮住他的一部分脸。样子和平常差不多，只是没戴眼镜，脸比从前消瘦了，还是那样沉着，那样平静。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一下哭得瘫在地上，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不许乱喊！”他的手下也跟着喊叫。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非常镇静。

“这是我的妻子。”父亲指着母亲说，接着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气，怕父亲不留神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

“不准多嘴！”他的左右也狐假虎威地喊。

父亲立刻会意了：“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不再说了，又望了望我们。

狡猾的法官不相信我们的话，他皱了皱眉就又想出一个鬼主意，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我算，看我到底是不是学生，我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押下去！”

就这样，同父亲见了一面，就又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回到牢房以后，父亲在敌人法庭上的那种严峻而坚强的态度，长久回旋在我的脑海里。4月28日早上，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我们像往常一样，一整天里都在盼望着她早点儿回来，可是直到黄昏也没见她回来。傍晚的时候，警察第二次喊母亲、我和妹妹的名字，这次是叫我们收拾东西出拘留所。在忙乱中，我帮着母亲，用颤抖的手整理我们的几件破衣服。

我焦急想知道父亲的情形，低声问押送我们的人：“警官先生，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我父亲……怎样了？”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有些发抖，眼睛里充满泪水。

“唉！回去吧，回去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他用一种哀伤的口吻说。

我们走出那扇漆黑的大铁门，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

入狱之后

李大钊被捕，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为之震动。杨度、章士钊、白眉初、李时等到处奔走，极力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欲组成劫狱队，准备劫狱。李大钊在狱中得知之后，坚决劝阻，以减少同志牺牲。

李大钊在狱中一共是二十二天，敌人组织多次秘密审讯，但他始终态度从容，毫不惊慌，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但对党的机密却只字未露。

威逼不成，敌又继之以利诱。张作霖派杨宇霆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遭到李大钊的严词痛斥：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决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弄得杨宇霆无言以对，狼狈而去。李大钊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中写道：“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他的一生正是全无所于愧怍的人生。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党和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和孩子同他一起被捕，但“在狱中二十日，绝口不提家事”。他的长女李星华回忆，她们只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我们，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没有放在我们身上”。“他是如此地安定沉着”，另一种伟大的力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笼罩他的整个精神”。

面对李大钊顽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无计可施。张作霖对如何处决李大钊，面对汹涌的社会舆论，出现犹豫。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但是，社会上的正义力量还在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4月12日，北京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就李大钊被捕一事，议决发表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是日下午，莫斯科十万工人、职员举行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但是，也恰在此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惨遭杀害者三百多人，共产党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先后英勇牺牲。

14日，《顺天时报》报道：“自李大钊等捕获后，张作霖曾电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征询意见。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

张宗昌的电报说，李大钊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反动军阀，匪性大发。

曾让李大钊为其书《国体与青年》作跋的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

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世界日报》报道中列举了十条宽大理由，其中第八条说：“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者八。”

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等三百余人联名呈请释放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但是，这些代表真理的声音，在反革命的铁壁之下是微弱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支持杀李。大钊反帝反封建的言论和行动触及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的多篇文章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积极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就是因为被那些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所以沦降于弱败的地位。忽然听到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李大钊在实际行动上，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强调说明，中国人民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才能翻身求得解放。帝国主义者亦发无比的忌憚和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奉系军阀违反惯例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时，帝国主义使团非但没有抗议，反而宣称“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约国之列。”

其二，反动势力的怂恿。竭力反苏反共、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此时则充当了帮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帝国主义派头子、法西斯政客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说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力主对李大钊等人处以极刑。

其三，奉系军阀对李大钊等革命人士的惧怕和憎恨——坚决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联合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北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最后，乃蒋介石的叛变，他对共产党人杀心已定。

张作霖的伪证

绞杀中华人杰李大钊，罪恶滔天的张作霖充当了屠夫。

1926年4月16日，张作霖坐镇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盟主——安国军总司令，与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企图联合起所有的力量，压制胜利进行着的革命运动，实现张作霖的愿望：建立安国军政府，任职陆海军大元帅。但与此同时，北伐战争势不可挡，直指北洋政府。

李大钊是张作霖实现皇帝梦的极大障碍。

发表在《向导周报》，署名子棠《奉张总统梦的过程（2月8日北京通信）》，出自李大钊的手笔。该文披露：“张自以为主政可成，故入京时，密嘱军警以元首之礼迎接，且已准备于元旦，在太和殿受外交团之觐贺矣。”“奉方之人与外交团几经疏通接洽，各国最后只允之于元旦日，以私人资格，各赴顺承王府觐贺新年，至赴太和殿觐贺就职则极端不可，即以避正式承认之嫌也。”所以，实现皇帝梦如何得到列强的承认，是一个必须要迈过去的坎。

为早日建立安国军政府，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张作霖积极谋划了一个能够“继续抓紧反赤反苏、获取列强各国支持、转变日本扶植对象的一石三鸟”的举措。1927年3月，张作霖亲自遍访列强驻华使节，向列强表示他所拼凑的北京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前锋。“探寻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于是，整个北京城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

张作霖加害李大钊实属必然，因为此时在北京的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如同插向张作霖的一把尖刀，是张作霖实现皇帝梦的大障碍：李大钊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俄为师，宣传、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反帝、反军阀革命活动的总司令；是协助冯玉祥国民军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制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全军加入国民党，五原誓师策略的总指挥；是实施南口战役，“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进展阻力减少”，积极策应北伐顺利推进的战略措施总策划。

京师警察厅不间断写给警察总监关于李大钊活动情况的密报，张作霖加紧了对李大钊的监视。陈独秀特别派刘清扬到北京，要她督促李大钊向南方转移，李大钊表示“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杨度传来张作霖要动手的消息，也未能动摇李大钊坚持在北方斗争的信心。

张作霖摸清李大钊仍在苏联使馆区的情况后决定动手，提出了“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表示：“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驻华公使团依据《辛丑条约》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1927年4月6日上午10时20分，欧登科签字：“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军警进入苏联大使馆实行大逮捕。

当时，张作霖还没能建立军政府，北京政府依然存在，而审判却是由安国军总司令部軍法联席会审法庭判决、执行，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发布布告。所定罪名是“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等情”，“并起出枪支、旗帜、印信、证据等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张作霖要张国忱炮制伪证。

警察厅一边说“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边又说“李无确供”，没有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更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群众暴动，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的安排。自4月16日起，开始整理并陆续公布警厅收缴的463个卷宗，共3000多份文件。4月28日，张作霖专门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

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4月6日晚到京后即向张作霖报到，从小被安排在俄国人家寄住，所授课程全是俄文课本，学制长达10年，不但俄语好，连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深受帝俄影响。张毕业后曾担任白俄头目霍尔瓦特的家庭教师，与“反赤”一派亲密无间，被张作霖视为“自己家的孩子”。1925年，张国忱成为奉天方面中俄会议成员，从奉苏协定到一系列的中苏交涉，张作霖都曾对他委以重任。张国忱晚年接受天津政协柴寿安专访，谈及伪造文件的前前后后，这里引述张的口述：

张走到屏围后，对我说：“他妈的，苏联大使馆武官室叫我给抄了，东西全在警察厅，档案、文件不少。各部、院的洋文人才找来五六十人，组成一个编译会，我不信任他们，你去当会长。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油印出来，送十份交承宣司立即送来。”六七天后，司法处长蒲志中每天都来问有无关于李大钊的材料，大家都说没有。

十几天后，张作霖又找我去见他，仍走到屏围后，说：“这几天的东西我都看了，材料一般没什么用处，在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没有。你要注意查查，如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是白搞了吗？你回去好好找找，找不出来不行，可交不了差啊！赶紧回去办吧！”

听张这么说，是外国公使要这材料。上头要材料，没有也得造出来，非伪造不可了。

我找来一个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是哈尔滨《喇叭报》主编，他和我很熟悉，这次也被我约来参加编译会工作，我要他按要求伪造一份文件，他勉强答应了。总算搞到一台与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号的打字机，俄国造的纸有的烧焦了，有的用水浇的变样了，只好用新的，尽量做些假装。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王在俄文原件上写了“极要文件”四个字，译好后，送交张作霖。

其实，戳穿其伪造并不难。一是1927年4月16日由京师警察厅发表的俄馆秘密文件目录中，首篇是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第七次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稍后列出的极要文件共22卷，其中并没有这份文件。二是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特别用括号中文字交代：“此件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焚，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三分之一。”可是第二次在政治类中出现时，括号中文字交代：“此件业已被焚，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照译如左。”那么，到底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

这一伪造文件竟然长时间蒙骗了世界舆论。张国忱对柴寿安说：“我今年虽已89岁，但对伪造的文件记忆犹新。因其对历史研究会有影响，故特作以上交代和说明，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1927年11月24日，《世界日报》刊有：“党案文件，张作霖出资两万元印书。”1928年3月3日刊有“党案文件业已出版，张学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有“党案文件刊印成书，将编送中外各机关”。据张国忱说，中、俄文本各印1000册，英、法文本各印200册。

这部书定名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编译汇编，普通精装，16开本，共6册。书前有6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全书分为摄影目次、政治类、军事类、密探类、广东事项类、国民军事项类、山西事项类、三特别区及蒙古事项类、中东铁路事项类、党务类、中国共产党类、苏联在东三省经营商务情形类、杂件类等分类；附编：多子目，全书共计2138页。

另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线装本，张国忱等编译， 1928年出版。一种《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英文版出版。给张作霖送去的《苏联阴谋文件汇编》，是特制的线装本，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也是黄缎子包装的。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最基本国际准则的践踏，特别指出有的文件是张作霖为达到其罪恶目的所精心伪造的。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内容，确实大多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苏联大使馆武官室的工作文件，李大钊长女星华回忆说：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 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

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可见，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被主动销毁了。

这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在当时轰动一时，但能读到此书的人并不多。例如当时的总理兼外长顾维钧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而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却只字没提。

鬼影幢幢，波诡云谲。瞒天的阴谋，惊天的暴露。

从容就义

李大钊在狱中遭到了敌人的酷刑，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下半身已经快要烂掉了。他的手指被敌人用夹子夹青、夹烂。对他的精神的折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京师看守所内外，岗哨密布、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法警横眉竖目，如临大敌。十多辆由宪兵押护的汽车，靠停在看守所内候等。李大钊等二十名同志被带到现场。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前摆设桌案。审判长何豐林，审判官顾文海，法官朱同喜、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曹、周余，以及卫戍总司令部的执法检察官杨耀曾等人，杀气腾腾案前就座。警、宪、特、护卫人员分立两旁。审判长何丰林惊堂木一拍，问：

“你叫什么名字？”

“李大钊！”

“年龄？”

“三十八岁。”

“籍贯？”

“直隶省乐亭县人。”

“李大钊，你可知罪吗？”

李大钊从容站立，整了整青布马褂，灰布棉袍，冷冷地答道：“连日审问我已说过，我李大钊为社会学者，平素信仰共产主义。学术不分国界，人人有权研究，我自信一向没有背叛祖国贻害民族的行为。请问，何罪之有……”

何丰林高声断喝道：“这里是法庭，不是你宣传的讲坛。让他画供！”

“我的供词仅有《狱中自述》一文，必须拿给我看方能画供。”李大钊怒视着审判长，审判长只好将李大钊写的《狱中自述》交给他。大钊看过，坦然一笑，举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十九名同志也个个从容不迫，大义凛然。

由审判长何丰林历数众人的所谓罪状，装腔作势，声嘶力竭，当他说出：“依照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判处李犯等二十人死刑，立即执行绞决”时，他面如黄柏，大汗淋漓。

大钊等二十人分乘六辆汽车，被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地方看守所的后院。敌人早已置放桌案，安装了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架。笔者在纪念馆亲见过那物：四梁四柱的绞刑架闪着凶光，一根绞绳像毒蛇一样，扭曲着身子垂挂。大钊微笑，昂首挺胸，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视死如归的伟人，于就义之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

敌人对李大钊怕得要死，恨之入骨。执刑时，丧心病狂地折磨大钊，绞刑分三次施刑，时间长达四十几分钟，惨烈至极的绞杀，用时比难友们长了一倍。

随后，十九名难友相继坦然地登上绞刑台，他们的名字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他们冷静地目睹着三十八岁的李大钊和战友们依次就义，他们与大钊一样的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大黑坨的悲声

大钊被捕了，老家大黑坨一下子塌了天，乡亲们指天画地，问老天为何不睁眼，专害好人？他（她）们吟唱起那首百年传唱的“冤狱歌”：

正月里，正月正，天下的王法太不公，

当官的杀人又放火，不准百姓来点灯。

二月二，龙抬头，飞来横祸吓蒙头。

不知犯了哪号罪，好人关进监里头。

三月里，三月三，东家是个黑心肝。

平时拿我当牛马，明知我冤反问官。

四月八，打楝花，坐在监里忧愁煞。

一身清白谁知道？死在监里命枉搭。

五月五，是端阳，家中哭坏年迈娘。

生儿养女为防老，我娘枉养儿一场。

六月里，热难熬，满身疥疮成脓包。

手扒监门两眼泪，不知何日出监牢。

七月里，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

好人监中把罪受，家中哭坏儿、女、妻……

但是，不管乡亲如何痛心疾首，大钊还是被害死了。他殉难的消息传到乐亭大黑坨。故乡天上罩起阴云，滦河为之哽咽，渤海为之哭泣，风吹着千年古槐悲声不绝。村庄一片肃穆。三里长街上，惊慌愤懑的人群奔走相告：咱的大钊被人杀害啦！

耄耋老人手牵着黄口小儿来到村外十字路口，他们口里呼着大钊的小名：“老憨头，你回来呀！爷爷奶奶想你呀！”他们虔诚地焚化着纸钱，用这些古老的习俗，哀悼大钊亡灵，他们知道他的灵魂在天上，在古槐树上。

大钊的塾师单子鳌先生，得知大钊被绞杀后，心已破碎，他放声大哭起来：“天哪！我单子鳌执鞭教书，就教出耆年这么个有作为的学生来，你不该瞎眼让他死啊！天理啊！天理何在？”他如疯似狂地手指东北骂道：“张作霖啊，你不该杀害大钊啊！你个杀人不眨眼的红胡子，早晚叫你遭报应，不得好死！”

村里的父老乡亲们用不同的形式，对大钊哀悼。道旁、街口、树下、庙台，凡是集结人群的地方，都是追悼大钊的歌词。这首歌词一直被人记在心上，万人传唱：

……

守常宁死不投降。

百姓泪汪汪，

哭君丧无常。

众青年痛师亡，

亿万失主张……

守常宁死节不伤，

日久共天长，

共和终不忘。

恶称帝，恶称皇，

专制不同行……

革命友众

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这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毛泽东发自内心而不无感慨地说：“他是我真正的老师，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1949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行进在从西柏坡赶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愉快地对周恩来讲：“今天是进京‘赶考’去。”毛泽东远远地看到故都城垣，心中泛起对往事的回忆，他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18年夏，走过多年坎坷求学之路的毛泽东，以优异成绩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毛泽东和二十多名湖南青年到达北平后，却又平添了几分茫然。他回忆说：“北平的生活费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幸运的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曾师从的著名教授杨昌济，此时已调到北平大学任教。杨昌济先生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毛泽东找到杨昌济谈了自己的想法。在杨昌济先生的推荐下，毛泽东幸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同毛泽东见面后，李大钊感觉这位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高個子青年，言谈中充满民族情怀，知识很丰富，对时局也有很多独到见解。李大钊很想帮帮这个爱学习、喜思考而生活没有着落的有为青年。于是“利用职权”安排毛泽东担任书记，即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

这时的李大钊其实比毛泽东也就年长四岁，可以说是同龄人。不过李大钊这时已经形高于学界，被尊称为“守常先生”了。他虽然很忙，却对毛泽东这个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经常主动找到毛泽东，向他推荐新书、介绍一些在各个领域有专攻的名师。毛泽东和李大钊共事三四个月，但实现了思想升华，对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勤奋敬业、谦虚好学，毛泽东深得李大钊器重。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倾心研究、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给中国思想界。毛泽东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经常和李大钊一起分析、讨论问题，围绕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这段经历对毛泽东较为迅速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那时的李大钊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宣传……”

1919年4月，毛泽东操劳一生的母亲病重，他急忙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湖南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他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2月底，毛泽东又组织请愿团到北平。急切地看望了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向他介绍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有关情况，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

李大钊还同毛泽东商谈了关于组织青年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随后几天，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刚刚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邓中夏、高君宇等。两次赴北平的历史，对毛泽东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他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即可说明，李大钊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和李大钊经历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和合作。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会议上，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共同努力。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两人配合默契，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尤其是1926年1月，毛泽东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毛泽东在建党初期由倾心工人运动转向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应该说与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李大钊就把走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盯向了农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热切地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求解放。他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更是深刻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运动、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指出了农民的要求以及如何在农村工作。这些文章对于毛泽东后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倾心农民运动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杰出贡献，与建党初期李大钊的引导和启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李大钊回乡，将那座严华寺改办为新式小学，便是一次成功的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实践斗争的尝试。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又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后来还曾经这样回忆：“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籍，并且热烈地搜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著作……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接着毛泽东以他好听的湖南口音，讲出了细节末梢：

图书馆在红楼，具体工作是在第二阅览室（日报·新闻阅览室），登记每日报刊和阅览人员。他和李大钊往来相当密切，上午在阅览室工作，下午到李大钊办公室外边的一间会议室，帮助李大钊拆看公文和信件。李大钊和青年毛泽东在一起，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谦虚地向李大钊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最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北大成立了各种介绍新思潮的团体，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也如雨后春笋。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大批购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抓紧学习，旁听讲课，阅读大量书籍，积极参加各种学会和学术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迅速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转变。

對于毛泽东来讲，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密集，新思潮铺天盖地而来，营养吸收堆金积玉的时期。毛泽东曾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还说：“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刚到北京的一段时期，生活窘迫的毛泽东不得不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与看门老人同住一室，根据当时年轻的北大教授梁漱溟回忆：他当时每次去杨先生家里，都见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搬出去，和另外7个湖南同学租房住，8个人分挤在一张大床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毛泽东自传中他回忆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为了应付北京的高消费生活，毛泽东还当起了“洗衣工”，可见生活之艰难。

当时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晚年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李守常跑到校长室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17元。然而，真正发到毛泽东手里时，不知何故竟然只有区区8元了。

毛泽东被安排在第二阅报室，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性质与今天来京务工的打工仔差不多，每月才8元薪俸自然也不高！但那时候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胡适为200元，陈独秀为300元！当时是单身的毛泽东每月8块大洋也足够衣食住行了。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可以用来看书。

1920年7月，李大钊又先后被北京其他四所大学聘任为教授，开设新文化的探索与革命，他与毛泽东未了的缘分，就又有了接续：也在此时，毛泽东带领杨开慧到北京找李大钊。正值湖南人民再次掀起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驱张斗争。运动来势猛烈，大有蔓延全国之势。北洋政府非常害怕，因此在北京早已加强了戒备。为了声援湖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北京各界人士和各院校的师生都在积极行动，准备声援。

毛泽东到了北京之后，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反张斗争的详细情况。李大钊立即和毛泽东、杨开慧商议了声援湖南人民反张运动的具体部署。在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一场声援湖南人民反张斗争的游行示威，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示威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学生队伍和敌人发生了正面冲突，敌人把斗争锋芒直接对准了毛泽东。毛泽东进到一座庙里，敌人探知是他带头示威闹事，立刻发出通缉令，到处捉拿。

李大钊带领毛泽东、杨开慧来到了石驸马后街黄毓培的家里，直言不讳地说：“润之是我的同事，开慧是他爱人。我把他们送到你这儿来。一、你要负责他们二位的安全；二、管吃、管住；三、想办法送他们出京，拜托二位啦！”

“守常兄，毛先生，你们能到我家来，这是信得过我。请放心吧！”

马世华拉过杨开慧的手亲热地说：“欢迎你到寒舍来，家里条件不好，请多包涵。”

毛泽东夫妇和黄家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谈论政局，聊家常。毛泽东和杨开慧还抱起黄毓培的爱子黄忠、爱女黄勤，耍斗嬉戏。直至完全平安的一天，黄先生才备好了马车，送毛泽东夫妇出城，一桩佳话也盛传至今。

孙中山

国共建立民主联合，早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曾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和俄共的情况，后来又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广西拜访了孙中山。李大钊对孙中山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以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及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面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强大势力，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扩大革命的阵营，建立联合战线。当时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推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认为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的合作方式，组成和壮大革命的统一战线，从而改造松散的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其中还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在1922年年初，列宁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向中国参会的国共双方表达了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出发，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斗争。1922年6月，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这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其政党缺乏真正的革命依靠力量及坚实的群众基础，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必然导致失败，因此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和依靠力量。此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声明中共应与中国现存的政党国民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等重量级的人物出席了这次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对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李大钊支持共产国际的建议，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很容易加入进去，来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多次接触孙中山先生，深知先生的思想与性格的事实，认为中山先生不容易接受“党外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目前实现联合战线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党的高级会议上，李大钊虽然据理说服其他同志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绝不意味着盲目服从。他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战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最后，会上多数人基本接受了他“党内合作”的主张意见。此后，中国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与策略问题作了深入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備。此外，李大钊在北方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组织。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李大钊在思想上、理论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4月，李大钊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他强调：“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要求，以建立或壮大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以后，李大钊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面，详细协商国共合作问题。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宋庆龄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孙中山阅读过不少李大钊的文章，他称赞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宣传列宁十月革命的文章，是对革命的科学论断。他们还在一起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国共合作、振兴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此时的孙中山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最可靠的朋友，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主盟下，最先加入国民党，给其他中共党员起到了带头与示范作用。

1922年8月，李大钊引见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见了孙中山。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随后，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之机，孙中山邀请李大钊会面，商谈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等问题。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5人小组委员会之一的李大钊，再次被邀请赴沪商讨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同年年底，孙中山与李大钊再度在广州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作为总理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帮助孙中山做了很多工作。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中阐明了自己的明确观点：“我们加入本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国共合作以后，李大钊受孙中山的委托，作为国民党北京特别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北方地区国民党的工作。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3月1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为革命军队培养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开展工农运动，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使初建时期的国民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共合作有了一定的成效。

孙中山与李大钊，这两位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创始人的革命友谊，以及他们的交往与合作，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辉煌篇章。

陈独秀

当年五四远动时，在青年中传诵着这样一首诗：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好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里说的“北李”，就是李大钊，“孤松”是他的笔名。“南陈”就是陈独秀。两人一为北方人，一为南方人（陈独秀安徽人）。这首诗是他们众望所归、名齐当世的真实写照。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可谓主将，他的年龄和名气比李大钊还要大，但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比李大钊晚一些。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还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实现的。陈独秀回忆说，李大钊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了友谊。“南陈北李”真正记在史册上，并传颂至今，是因二人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共同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0年初，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往天津赴上海的路上，两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交换了建党的意见，并决定南北相约建党。从此，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建设都与李大钊有关，南方各地的党组织都与陈独秀有关。

李和陈一北一南，为了建党，心心相印，共同奋斗。建党初期，他们书信来往，相互支持，共商大计。关于为党起名的问题，是陈独秀经过考虑，去信问李大钊，李大钊和张申府研究，最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回信告诉陈独秀的。党的“一大”召开，虽然李大钊因事需要留在北京，只派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也没出席会议，但他们都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17年1月1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由北大教授章士钊推荐，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到1920年1月29日，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陈独秀长李大钊10岁，李大钊对陈独秀以师长看待，称呼仲甫先生，赞誉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陈独秀对李大钊“非常钦佩，十分敬仰”，颂赞李大钊“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儿也不过誉的。”

有人以“南陈北李”问陈独秀：你比他如何？陈答：“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此北斗。”问者说，自谦乎？陈说：“真言实话，毫无虚饰。”北大分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南呼北应，为缔造中国共产党自觉履行着先驱者的使命。北京大学惯用“北大红楼两巨人”来概述陈独秀和李大钊对北京大学的影响。

蔡元培诚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决定“广延积学而热心教员”，试图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陈独秀自称“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认为推动社会进化的“根本”是教育与实业，并明确提出中国“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道路”的主张。五四前后，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新教育的精神》《教育缺点》《新教育是什么？》等文章和講演。陈独秀还兼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入校试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并统领北大学制改革委员会。陈独秀对北大文科学风的整饬，既使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希图付诸实施，又“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与时俱进，与历史前进取同一步伐的积极态度”。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了整整10年，是他短暂的38年生命旅途的最后阶段。他在北大25周年校庆的感言中说：“大师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惟北大耳。”李大钊刚进北大时未授教授衔。章士钊忆及此事曾说：“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

李大钊修订了图书馆章程，延长了阅览室开放时间，“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的大量德文图书”。仅两年，大钊声名鹊起，1920年7月受聘为教授，同年10月又被选入北大最高权力机关——校评议会，之后连续四年当选评议员。李大钊广泛、积极地参与了北大校务的讨论和决策，对北大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基因。

李大钊身居学者和思想家双重身份，对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图书馆都进行了研究。作为北大同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毛泽东。早在1917年4月，毛泽东就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毛、陈开始了联系。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后，“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得到了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新民学会赴京请愿的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李大钊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1920年1月，李大钊将毛泽东介绍加入了由他与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提出赴俄留学的建议。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学习，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影响，后来成为革命中坚力量的著名人物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朱克靖、李子州、杨景山、任国桢、王懋廷、王濡廷、刘天章、袁玉雄、李梅羹、谭寿林、于树德、屈武、杨杏佛、萧一山、张仲超、罗章龙、刘仁静、王有德、黄绍谷、王仲强等。

北大时期，作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凭借安身立说的自由空间，孜孜探索推动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彼此视为同道、同志，在《新青年》杂志建立起共事的基础。当初，陈独秀答应蔡元培任教北大的条件，将高奏思想启蒙之歌的《新青年》带往北京。1918年1月，李大钊刚到北大任职，就应邀参加了陈独秀召开的《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这份由陈独秀发起旨在输入学理开启民智、而后转变为关心社会讨论“国命存亡”大政的杂志，汇聚了一批致力于新文化的知识精英。陈独秀秉性桀骜不驯，文思敏捷、笔触辛辣。胡适说：“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在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风格转向利弊进行权衡之后，1918年11月，陈独秀又发起创办刊期短、与国内外政治现实更同步的政论性周刊《每周评论》，主要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编辑，张申府、高一涵、胡适、周作人、王光祈为主要撰述人。陈独秀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思想利器，与李大钊等为扫清民族救亡道路的思想障碍殚精竭力。

李达说：陈独秀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独秀持“泛封建”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使得当代中国人比西方思想落后了千年，因此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彻底打倒儒家伦理道德。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陈独秀超过了以往任何维新派和革命派。与陈独秀鲜明的“反封建”命题不同，李大钊“把‘反专制’确认为社会革命的使命”。陈独秀也谈“立”，立“赛先生”、“德先生”，但更多的是“破”；李大钊也谈“破”，但却是理性的“破”。他说：“余之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的“破”完全是为了“立”，为了实现吐故纳新的过程。

事实上，除了与陈独秀共有的深沉的爱国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外，李大钊更多了贯通中外广博的知识。李大钊的研究触角深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拓展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对欧美及日本国体、整体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让人惊叹的程度。”1918年5月，欧美一些国家开展的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活动引起了李大钊的高度关注，他从是年的下半年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尚无其他人比李大钊更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大的交往中自觉不自觉地孕育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期，同时借助地缘和学缘优势完成了各自的思想转型。比陈独秀，李大钊早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张国焘曾回忆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他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发生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很能说明北大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19年4月8日，在五四前夕暗潮汹涌的紧要关头，蔡元培在内外夹击下变相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以请长假的名义离开了北大。6月9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商定，由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1日，陈独秀亲自在北京前门外游艺场向群众散发，被京师警察厅的便衣暗探逮捕。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23日，胡适在六味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等12人，商议《每周评论》的编辑事宜，试图限制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家商量了3个小时，决定维持现状，即由李大钊和胡适共任编辑。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被捕，李大钊上了“黑名单”。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李大钊发表了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胡适又接连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8月31日，刊登《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每周评论》37号已校印完毕，不料遭北洋政府警察突然查封，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无果而终。陈独秀被捕入狱虽未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而李大钊和胡适的争论文章却几次提到陈独秀。

李大钊表明，在谈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他本人是少数派，陈独秀和胡适是问题派。事实上，“当李大钊等人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基本原理的时候，陈独秀至多是把这看作为‘新思潮’的一个分支内容”。这场争论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李大钊已“开始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历史武器，有能力证明自己在中国当时‘馄饨已极’的思想界的存在。”同时，胡适从对立角度提出的问题，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觉悟出，“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

1919年底至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思想出现了重大飞跃。1919年12月，与赴法勤工俭学高潮相呼应，深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的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实行“共产”的“新生活”，李大钊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希望通过小组织、大联合的途径改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他甚至认为“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李大钊不仅成为发起人之一，还同陈独秀、胡适等17人为工读互助团募款事在《晨报》发表启事，李大钊慷慨解囊捐款10元。与此同时，上海工读互助团宣告成立，一些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起沪滨工读互助团。陈独秀还介绍他们做教员、书记、校对等工作。

但没过多久，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组织就显现出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尖锐矛盾。陈独秀虽没有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早，却比李大钊更深刻地意识到北大已经成为五四狂飙的风源。思想革命的壮阔声势震撼了反动统治当局，反动政府通过媒体制造陈独秀嫖妓并“抓伤妓女下体”之脏污流言。

历经3个月的牢狱之苦，陈独秀的思想得到了先期自我升华。出狱时，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欢迎陈独秀回归，并赋诗三首。诗云：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很多更易。

李大钊安慰陈独秀：

可是你不必感慨，

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1920年1月，陈独秀应武昌文化大学邀请赴武汉讲学，“卓识谠论，倾动人群”。反动政府大为惊骇。陈独秀回到北京，李大钊考虑到陈独秀的安全，取得陈独秀的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他们雇了一辆骡车，李大钊打扮成商人坐在车把上，陈独秀打扮成厨师坐在车里面，带着账本，样似讨债，二人趁着晨光悄悄出城，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到天津后，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去上海的轮船。

“在护送陈独秀离京去沪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离开北京，虽然结束了与李大钊在北大共事的岁月，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却将陈、李二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4月，苏共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写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的步伐。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和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叫共产党。”8月上中旬，陈独秀与李汉俊、施存统等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陈独秀做书记。陈独秀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刊物《共產党》。9月，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等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很快，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毛泽东在长沙，刘伯垂、李汉俊在武汉相继建立了支部。

但是，无论是北李与南陈，都未能亲到1921年7月1日的嘉兴南湖“红船”上，去主持建立中共共产党的“一大”。陈独秀未出席的原因是仍被严密监视。但李大钊作为“主要创始人”，却没能亲自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大”会议，其原因有马叙伦回忆录《石屋余审》记：段祺瑞政府半年未给北京各高校发薪，而索薪斗争，开始李大钊是参与者，马叙伦是主要负责人。7月份与段谈判，但马叙伦，公推荐李大钊去谈。竟而不能去开“一大”会议。会议本可延期，但又因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已来到，故正常开会。陈独秀虽未参会，但因“五四”被捕，声名正响，却推为中央局书记。

蔡元培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李大钊和蔡元培都是占有重要地位、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与李大钊结识，并于同年11月聘请李大钊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从而开始了两位伟大人物的合作共事。

1916年12月，蔡元培“来京就北京大学校长任”，政学会为蔡举行欢迎会，蔡应邀出席并“演说欧洲战争所以持久之原因”。李大钊亲临斯会，听到了蔡的演说，认为其论“美”与“高”，“尤为精辟”，遂摘录揭于《言治》季刊。翌年4月，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名义，组织过一次讲演会，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孑民（元培）、陈仲甫（陈独秀）、章行严（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蔡元培讲的最生动，博得了听众的好评。李大钊于此时组织如此规模盛大的讲演会，邀请如此众多的名流到会讲演，目的就在于探求救国的良策和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些活动中，他与蔡元培一见如故，很快建立了交往，为他进入北京大学任职铺设了道路，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最光辉的时期。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是章士钊推荐。蔡元培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又有民国教育总长的经历，其门生弟子、挚友同窗之中，要选聘一名北大图书馆主任，自然是没有困难的。然而，蔡元培欣然接受了章士钊的推荐，选聘了李大钊。章士钊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一九一八（七）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是蔡元培认为李大钊有真才实学，堪负重任。

李蔡两人第一点大体相同的认识，是他们都主张教育救国。

在1913年6月出版的《言治》月刊第3期上，李大钊发表过《裁都督横议》和《论民权之旁落》两文。这两篇文章，阐述了裁撤都督的必要性和具体办法，进而便提出了为防政府专横腐败，求政治改良，应从振兴国民教育入手的主张。他说：“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凡民力之不能受其权者，则其权必归于旁落”，使“民力既厚，权自归焉。”他大声疾呼：“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之后，其效可观”，惟此才是所关至巨的“培根固本之图”。李大钊这一主张，在1917年4月时，又一次提了出来。在《美与高》一文中，他指出说：“吾民族特性，依自然感化之理考之，则南富于‘美’，北富于‘高’。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江山耳。”又族成为“美与高”之民族，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这是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教育，主张教育救国的再一次公开表示。

蔡元培很早就是一位教育救国的主张者。他原是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因目睹戊戌变法的失败，从中得到了教训。“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于是他毅然弃官归里，兴办教育，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民国政府建立后，他出任教育总长，锐意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制定和推行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方针，是一位坚决主张和努力实践教育救国的著名人物。这是他们思想认识上的第一个基本相同点。

第二，对于学术研究，他们都主张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

蔡元培关于“兼容并包”的主张，系统地见诸文字最早出自他1919年3月《致林琴南函》中，所谓“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掌北大时期，把此项“主义”付诸实践，培养了一代人才，使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兼容并包”主张的历史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李大钊关于“兼容并包”主张，最早见诸文字是在1913年3月出版的《言治》。1917年4月，李大钊在《真理之权威》一文中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古往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平情论指出欲使我民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

第三，他们都想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任职，传播革命思想。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孙中山曾支持说：“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在其致友人信中也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对于李大钊进入北大任职，章士钊曾指出说：“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学生的革命进步社团活动，倡导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有这些大体相同的认识基础，自然李大钊钦佩蔡元培，蔡元培推重李大钊，彼此莫逆于心，结成密切的友谊，通过在北大的合作共事，实现他们救国醒民的理想抱负。

李大钊于1918年1月正式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改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年10月，以教授资格，被推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1922年12月，辞图书馆主任职，改任校长室秘书，协助蔡元培处理日常校务，参与校务管理的重大决策。李蔡两人真诚地合作共事，对北京大学的发展变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李大钊无愧于蔡元培的推重，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就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制定了各项工作规章，建立了检索目录，设置了管理与服务的机构，购置了大量新书。除近代新知识图书外，有相当数量的马列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图书。如有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英文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等。国内外有识之士赞誉，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文学革命运动以废文言文倡白话文，批旧礼教倡新道德为主要内容，陈独秀、胡适是这一运动的倡导人物。蔡元培对这一运动十分支持。他说：“白话是用今人的話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李大钊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并在该文后附识数语，说“适之先生这篇演稿写成，持以示我，谓将寄登某杂志。我读之，爱不忍释。因商之适之先生，在本杂志发表。”“以扩充通欲文学的范围”，“为本志开一名家讲坛的先例。”1965年有人清理档案资料时，曾在胡适的藏书中发现有“李大钊”署名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经李星华、贾芝芝鉴定和考证，确认是李大钊同志的手稿，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八年。”指出：“仅仅使用白话写出的作品”，还“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应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

李大钊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张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复古守旧势力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百般图谋报复，于是攻讦的议论、中伤的谣言，纷至沓来，他们把陈独秀、胡适看作是造成这一运动的罪魁祸首，而蔡元培则应负最后之责，所以他们叫嚷要撤换北大校长，驱除陈胡。自称清室遗民的林琴南，带头发难，先后抛出影射小说《荆生》《妖梦》，攻击新派人物。《荆生》小说，梦想有一个“伟丈夫”出来，把田其美（影陈独秀）、狄莫（影胡适）和金心异（影钱玄同）等，狠狠教训一顿。并妄图以此借军阀的屠刀，加害新派人物，扼杀新文化运动。

面对林琴南等人的恫吓，李大钊毫不后退，立即写出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琴南等人的鬼蜮伎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驳斥，进而凛然无畏地宣称：“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病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如果“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但是，林琴南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是“尽反常轨，侈为不径之谈”；指责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认为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甚至使用“人头畜鸣”的骂人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蔡元培立即作出反应，公开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针对林琴南对北大的攻击，逐条作了驳斥。同时，进一步申述了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明确指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五四运动于1919年在北京爆发，与新派人物，特别是北大新派人物中的骨干分子，有着直接的关系。

蔡元培对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深感不安。5月2日，他曾召集一百余名北大学生代表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月3日，他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巴黎，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后，立即转告了坚持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于是有了5月4日爱国示威游行之举。

李大钊密切注视着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他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在《秘密外交》一文中，他又指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中间，罪恶是秘密的内容，秘密是罪恶的渊薮。我们若想禁绝罪恶，必须揭破秘密。”“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惹起世界的猜疑，留下扰乱平和的种子。”

为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每周评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大钊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仅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像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自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只有李大钊一人。

当青年学生被捕后，李大钊与蔡元培一起参与营救活动。蔡元培因受军阀政府的胁迫，于5月9日辞职出校，于是爱国运动，又加上了“挽蔡”斗争的内容。李大钊参加了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会上全体议决：“务期挽回蔡校长而后已”。随后，又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之一，于5月10日同马叙伦、马寅初等人到教育部请愿，申明“北京大学各教职员之意，如不能挽回蔡校长，亦决定总辞职。”坚定“挽蔡”，直至取得斗争的胜利。

1922年时，黎元洪受直系军阀的支使，再次出任大总统，“尔时教育总长尚未定人，各方希望以蔡元培充任，畀李（大钊）次席。蔡李皆不肯就，改荐汤尔和以自代。中间高恩洪兼署教长，曾力请李继任女师大校长，李亦谢绝”，仍愿同蔡元培合作共事于北大。两人的友谊与真诚合作共事，经受了考验。

同年12月，李大钊改任校长室秘书，直接参与校务决策和日常管理工作。在他任校长室秘书不满两个月时，蔡元培为保全人格，“呈请大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17日起，“不再到校辦事”。次日，李大钊即同马裕藻、朱希祖等人提议召开评议会特别会议，以北大全体教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请予罢免教育总长彭允彝，并乞慰留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因“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同流合污之苟安”，遂决心“奉身而退”。但其辞职并未获准，便请蒋梦麟代理校务，于7月下旬再次出国。此后4年时间里，李大钊作为校长室秘书，实际上是和蒋梦麟一起共事。

蔡元培这一次离开北大，出国考察，原定请假一年，计划于次年暑假前返校。蒋梦麟和李大钊夙兴夜寐、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北大校务，期待着蔡元培的归来。但遗憾的是，蔡元培没有如期返校，后虽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又因南北交通阻塞，北京政局日非一日，未再北上。李蔡两人再也未能会面，诚人间一大憾事。然而，他们毕竟相处有年，李大钊的温文尔雅、无私奉献的为人，早为蔡元培所感佩。李、蔡之间的友谊之情，的确十分感人。

李大钊与蔡元培，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也有不能合作的地方，特别是在五四以后，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两人就截然不同。但仅从其时艰相随，情同意合的峥嵘岁月故事里，便已证明二君人格之伟大了。

章士钊

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两人之间，却有着特殊的一段交往经历。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22岁时，担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24岁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的策士。章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邀他担任北大校长，章婉拒。当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后，他撰写了“讨袁檄文”。讨袁运动失败后，章士钊再亡日本，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有着密切联系。李大钊则因《甲寅》杂志，结识了章士钊，成为挚友，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后，马上做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

1917年，章士钊和李大钊都回到中国。章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在李大钊进入北大之前，章士钊在北京又创办了《甲寅》日刊。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担任日刊主笔。李大钊放弃了正在筹备的杂志，全身心地投入到《甲寅》日刊的编辑与写作之中。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的：“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到馆办事较吾为勤。”

李大钊已经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章士钊自动把馆长一职让给李大钊。1918年5月，他应邀南下，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南北议和”。从此，章士钊与李大钊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1914年，李大钊给章士钊写信说：“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信的末尾，李大钊因怕冒犯章士钊，竟不署大钊，仅署名守常。章、李两家的关系更加亲密。李大钊还写过一首《赠吴弱男》的诗：“暗沉沉的女界须出来作个明星，贤母良妻主义么？只能改造一个家庭。妇女参政么？只能造就几个女英雄，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作支那的爱冷恺与谢野品子。”

1927年春，张作霖军阀政府逮捕了李大钊。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章士钊四处奔走，多方设法，重托和张作霖有私谊的潘复向张说情，称李大钊“学识渊博，国士无双”，请求爱惜人才，早日释放。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悲伤不已：“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愧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当时的急务是安葬死者，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出手相援。购买棺木寻找庙宇存放，并对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子女加以抚慰，筹措生活费用。大钊被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大钊、士钊，情感后人也！

冯玉祥

李大钊非常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南方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北方积极争取、帮助冯玉祥。这对当时冯玉祥倾向革命、同情中国共产党、发展北方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高级军官的工作，并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在国民军第二、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或其他职务。经过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三大政策，冯玉祥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参加。冯玉祥在同李大钊的接触和交往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冯玉祥的大刀队在北京常以“维护秩序”为名，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对付段祺瑞军警的破坏和镇压。1926年，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冯玉祥马上派兵解除段的卫队武装，对他们镇压群众表示抗议。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北京，国民军准备撤离，冯玉祥的一个旅长到李大钊住处，恳求保护李大钊出京避危，李大钊因革命工作不肯离去，这个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

1926年9月后，李大钊派史可轩、邓希贤（邓小平）、刘景桂（刘志丹）、陈延年、宣侠父、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员去做政治工作。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工作深为钦佩，称赞他们“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办事有精神”，“工作有特殊成绩”。

1927年5月，冯玉祥兵临潼关，惊闻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国民军广大官兵“悲愤万状”，冯玉祥“哭之甚哀”，他当即发追悼电，深切悼念李大钊的壮烈牺牲， 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电文称李大钊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他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为此，他召开全体官兵追悼大会，并在其潼关总部所在地树碑纪念李大钊等烈士。碑文如下：

何故被绞兮为革命何处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潮流终不二十位同志为全世工农革命者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心中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于潼关

鲁迅

李大钊和鲁迅在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大钊把鲁迅看作是“在文化革命的战线中的一面大旗”，鲁迅则把李大钊称为“革命的先驱者”，在对其革命价值的评判上，建人要比其兄树人高得太多。

李大钊与鲁迅先生初次相见是在参加《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讨论会上。鲁迅曾这样说过，“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办《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从此，他们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1918年5月，《新青年》刊出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也刊出了李大钊的文章《新的！旧的！》。《狂人日记》是对封建礼教的宣言书，控诉了吃人的封建制度，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而李大钊关于新与旧的论文，是要求青年们团结奋进，敢于揭示出“新”与“旧”的对立矛盾，去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生活”。鲁迅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也是有斗争的。当时胡适等人就是右翼的代表，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的势力。在斗争中，鲁迅总是站在李大钊一边，并称赞李大钊是光明正大的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为大钊“喊几声助助威”。因而，李大钊谈到与鲁迅的关系时，说他们见面虽不多，但两人却很默契。鲁迅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大钊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群众在李大钊等的领导下，举行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卖国行为的请愿斗争。段祺瑞反动政府向示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200多人，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3月19日，反动政府草拟通缉令，罗织罪名，缉捕李大钊。鲁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于是，奋笔疾书，控诉反动政府的罪行，他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他又指出，“三·一八”烈士是为爱国牺牲，千千万万人永远记念在心里，千千万万人的崇敬就是万古不磨的“无字原告”！

“三·一八”事件一年以后，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种，逮捕了李大钊等同志。28日，大钊被秘密绞杀在京师看守所后院。当时鲁迅正在广州，惊悉李大钊遇难后，心中十分悲痛。他后来回忆说，李大钊“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1933年4月23日，在北京为李大钊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当时，鲁迅正在上海，虽在白色恐怖下，毅然捐50元大洋，表达对先驱者的敬意。

李大钊牺牲后，鲁迅一直关心大钊文稿的出版，为此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当大钊的文稿经过一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送到上海时，鲁迅于1933年5月29日为之写了《守常全集·题记》，高度评价了李大钊的一生，回忆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鲁迅在文中指出：“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评价亦如此前，大大超过他的胞兄树人。战友与文友到底不同！

同时代的人曾这样描述李大钊：“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人们对李大钊不讲排场，非常不理解，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我怎忍心。”

这些优秀品质，皆为鲁迅赞佩。李大钊和鲁迅，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他们书信往来。仅1921年5月一个月的时间里，书信往来竟达5次之多。

在编辑《新青年》的会议上，他们又碰到了一块。会议之后，年长八岁的鲁迅，被李大钊邀到自己的办公室，二人又谈论起政局来。鲁迅向大钊说：“来我这儿的青年学生们说，你最近演讲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伦理精辟，逻辑深沉，很有新的见地，可見你对马氏学说的研究造诣匪浅啊！”

李大钊说：“树人兄，我不过是想引导同学们在读书之余多研究一些马克思的学说，使我们中国将来能多出几个真正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使马克思学说在中国放出光彩。此时仅是开始，还请多加指教啊！”

鲁迅点头说：“难得，难得。宣传国人要顺应历史，激流勇进，今后，我们要多多交换看法，我的作品将惟弟等贤达马首是瞻！”

李大钊道：“树人兄，谁不知你这位当今文坛巨匠文笔惊众，胆识超群。今后我们能取同一步调，同心协力，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会光明。”

从此以后，李大钊和鲁迅的友谊日益笃厚。在文化战线上，鲁迅不断以他那如椽之笔作刀枪，勇猛地向着敌人营垒呐喊冲杀。

鲁迅不止一次地向人们自豪地表示：我的文学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遵奉的是先驱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说那时在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领导下，“我仅把自己当作听令的小兵”。

胡适

胡适是一位信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可这并不影响他与一些共产党人的友谊，他不仅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与中共的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亦是挚友。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上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李大钊名列第一予以纪念，蒋介石正千方百计剿灭共产党。而李大钊不仅视胡适为知己，还给予了足够的尊敬，自己的文章经常请胡适提意见、修改。比李大钊小2岁的胡适是北大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学科的教授，风头正劲。而此时李大钊仅是北大的一名职员、图书馆主任，其影响无法望胡适之项背。但胡适的性格与为人决定了他对李大钊这位新同事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认识与观点的一致。他们都注重自身人格道德的修养，1918年都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二人都对底层劳动群众抱有深深地同情和关怀；都反对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赞同民主；都主张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都主张解放妇女，遵守道德婚约……

大钊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主编《民彝》，呼吁全国人民进行不懈斗争。李大钊历数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心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指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他说，敌人有强暴的陆军，我们有不怕牺牲的血肉；敌人有坚巨的战舰，我们有团结奋斗的决心！“海枯石烂，众志难移。”我们只要痛自砥砺，振作志气，发扬“卧薪尝胆”的精神，“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举国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保卫自己的锦绣江山，一定能击败凶恶的敌人。李大钊的文章慷慨激昂，满腔热血，极富鼓动性，胡适读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憋足了勇气。

1917年3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得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遂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

亦是这年3月，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李大钊的《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热情讴歌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出“壮快淋漓之活剧”，说二月革命，“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它不仅“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而且是“间接以灌溉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宿，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制之不可复兴。”呼吁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地球两侧的一对未曾谋面的留学生，在对待俄国二月革命的态度上是如此惊人地一致。真乃英雄所见略同！

李胡二人不仅此时在政治问题方面有着较多一致的认识和看法，最突出的就是妇女解放问题。

《美国的妇人》是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稿，胡适还专门把长达万言的讲稿送李大钊审阅。李大钊读后，非常赞赏，要求胡适的讲稿在《新青年》刊出之前，先在他主持的《言治》季刊上发表，胡适同意了。李大钊为了慎重起见，发表时还在该文末后，写了一段跋，跋中说：“适之先生这篇演讲稿写成，持以示我，谓将寄登某杂志。我读之，爱不忍释。因商之适之先生，在本志发表。我的意思，以为第一可以扩充通俗文学的范围；第二可以引起国人对世界妇女运动的兴味；第三可以为本志开一名家讲坛的先例。为本志创一新纪元。”7月1日，《言治》第三册出版。李大钊的态度无疑向世人宣告了自己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与胡适的立场，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李胡二人不仅在解放妇女问题上思想观念一致，而且在行动上也为世人树以榜样。有着36个洋博士学位的胡适，4岁丧父，遵循母命，娶的是一个大自己1岁、一字不识的农村小脚女子江冬秀。因她嫁了一代名人胡适，成为胡夫人，所以成为传统社会中无数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唐德刚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胡适的小脚太太”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李大钊娶的农村姑娘赵纫兰，同江冬秀一样是旧式女子。

李胡二人都是喝洋墨水的“海归”，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教授，收入不菲，尤其胡适，然而，他俩都做到了“富贵不能淫”、“糟糠之妻不下堂”。

胡适与李大钊的政治争论，起始于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胡适的政论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而胡适则以行动证实着与李大钊的友情。论战后，在胡适的日记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守常来谈政事”、“守常约吃饭”、“守常来商量”、“与守常谈”……

直至大钊死后，赵纫兰要胡求北大继续发放50元薪水。8月26日，周作人给胡适一信，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来说，要将李大钊遗书出卖，蒋梦麟提议由大家集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助办理此事。这两件事，胡适一一照办。

1933年，赵纫兰带着子女来到北京，求助胡适、蒋梦麟诸人及北大安葬李大钊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事奔忙。胡适与蒋梦麟一面带头各捐款20元，一面发动李大钊生前友好、同事捐款，购置墓地。是年4月22日，在北京为李大钊举行了公葬。在众多挽联中，其中一条格外令人難忘：“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生。”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争夺天下的枪炮声中，学者们公开为共产党创始人举行公葬，是需要勇气的！

1934年刘半农去世，仍有胡适挽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的上联。证明李胡友谊，未有竟时。

刘清扬

李大钊是革命教育家。把青年看作“国家之魂”寄予厚望。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刘清扬就是这些青年人中的一员。

刘清扬生于1894年，天津人，参加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后又组织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一起发起组织觉悟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他和邓颖超、李峙山创办《妇女日报》，被向警予称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1917年，刘清扬等天津进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李大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英美各国企图分割亚洲各国领土，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亚洲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御侮。这些话深深震撼了爱国青年，礼堂内“楼上下都无插足之余地”，“鼓掌声如雷动”。刘清扬在回忆这一经历时诚挚地说：天津青年接受李大钊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最早，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天津“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刘清扬是这一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之一。9月21日，李大钊再次来到天津公开讲演。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上无产阶级劳工的胜利”，号召“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一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是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李大钊对觉悟社的性质和作用给予肯定，对于男女青年联合组织“打破隔阂地团结起来尤为赞许”，他穿一件蓝长衫，外罩黑色马褂，和十几个社员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像一家人热烈地交谈。对他们出版的《觉悟》表示赞成并给予鼓励。他向社员们讲“庶民的胜利”，建议社员们认真阅读《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

“觉悟”社员以《白话文学》《学生的根本觉悟》《工读主义》《妇女解放》等为题进行讨论。传阅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战后的妇人问题》第三篇，还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李大钊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更加了解列宁的主张。

1920年8月，在觉悟社成立年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天津青年学生参加救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会后，刘清扬等11位觉悟社成员到北京征求意见。李大钊对觉悟社的主张极表赞同。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举行，刘清扬报告开会宗旨。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各团体间，以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赤旗下的青年，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此后，革命的种子开始萌芽。刘清扬很快成长为中国先进妇女的代表。觉悟社决定刘清扬等社员赴法勤工俭学，李大钊委托赴法执教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在法发展党的组织。张申府于1921年2月介绍刘清扬入党，并与刘清扬结婚。

1924年5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刘清扬为代表团成员之一。李大钊冒着被反动政府缉拿的危险，与王荷波、罗章龙、刘清扬、彭述之四位代表秘密出发。

李大钊、刘清扬等四人坐在一辆车里，但装陌生人。刘清扬因是女人，代表证都藏在她身上。经过12天的奔波，历尽艰险到达了莫斯科。李大钊赶写关于中国革命工作的报告。刘清扬也要写一个报告，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大钊告诉她，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至建党以后各个阶段的妇女革命斗争的情况都可以写，一定很动人。报告经李大钊修改后交给共产国际东方妇女部部长。

会后，李大钊又与刘清扬等五位代表一起在莫斯科工厂、孤儿院等处参观了两个半月。劉清扬在革命路上迈进的过程中得到了李大钊的热心帮助，他是革命导师又是忠厚长者。大钊就义后，她写了许多文章痛切缅怀。

邓培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遭奉系军阀杀害。在此前6天，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邓培在广州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李大钊、邓培等同志的遇难表示深切的悼念。1927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写道：“本党李大钊同志们在北京之死难，汪寿华等同志们在上海之死难，邓培、李森、刘尔裕等同志们在广州之死难，杨昭植等同志们在湖南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李大钊和邓培同一年牺牲，生前有过长期不寻常的革命情谊。李大钊是邓培的革命引路人，在李大钊的教育帮助下，邓培从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1883年生，广东省三水县人。自幼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14岁时就离家到天津一家机器厂当学徒。1912年发起组织了唐山工党。发表了《唐山工党宣言书并简章》。1912年8月间，唐山工党加入中华民国工党为支部。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邓培的爱国热情空前迸发出来。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举行政治罢工。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唐山是他的故乡。李大钊曾亲自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和开滦煤矿，与邓培等工人谈过话，给邓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间，李大钊派研究会成员、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到唐山，与邓培建立了联系。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邓培的心。邓培在5月1日利用工余时间集合了几百工人，开了一个纪念会，在工人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以后，李大钊就经常派代表到唐山来，还把《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共产党》杂志以及一些通俗的进步书刊送给邓培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大声疾呼：“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工人的生活，尚不知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因而发动的罢工“没有效果”。 李大钊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文章《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李大钊提出，现在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起消灭痛苦的原因”。邓培感到这正是多年埋藏在心里的话。如今才找到了指路的明灯。李大钊那种“唯知跃进，唯知雄飞，唯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和“不敢辞其辛苦，弹精瘁力以成之”的奋斗精神，在邓培心中树起了高大的形象。

1920年12月底，邓培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根据李大钊提出的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建立了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担任会长。1921年秋，邓培转为共产党员。1921年9月，李大钊在北京领导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邓培和北方的一批工人运动领袖人物都先后成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成员。

李大钊于1921年10月派邓培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至苏联伊尔库茨克，参加苏维埃大会和“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劳动。在莫斯科开会期间，邓培倾听了共产国际的报告，同时代表中国产业工人在大会上报告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的罢工情况。在会议期间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

1922年8月，经李大钊批准，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李大钊曾多次接见邓培，于10月13日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举行8天的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23日，邓培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3万余工人同盟大罢工，冒险犯难，坚持斗争25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把第一次工运推向高潮。在开滦矿工罢工期间，邓培于10月27日，又领导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800名工人的罢工，英勇战斗了20天之久。

1922年12月，邓培在唐山领导建立了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并当选为委员会。1923年6月12-20日，李大钊和邓培作为中共北京区的代表，一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决定邓培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全国铁总委员长。1927年2月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直到1927年4月在广州牺牲。邓培是在党和李大钊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与大钊同年就义。

邵飘萍

李大钊与邵飘萍作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反对袁日“二十一条”，一揭一呼，掀起“倒袁护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既是舆论的先导，又是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支持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史上，他们是两位先行者。“三·一八”惨案后，均被奉系军阀杀害。在中共党史上，既没有反映出李和邵的关系，也没反映出邵飘萍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李大钊和邵飘萍，一位学者、革命家和一位无冕之王，都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的一个寒儒家庭。辛亥革命后，与杭辛斋共办《汉民日报》。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早在1912年1月就发表时评，戳穿了袁世凯的心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邵飘萍入狱，罪名是“扰乱治安”和参与讨袁。在日本留学生集会上，由章士钊介绍结识了邵飘萍，两人由相识而相知。李大钊亲笔撰写了《警告全国同胞书》的电文，震撼着中国大地。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发表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参加了由“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合并组织的“神州学会”。通过邵飘萍与李大钊倒袁护国的一揭一呼，有力地推动了倒袁运动。

1916年春，邵飘萍回上海，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报》：“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他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两年里他写了250多篇、总计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我国最早自办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10月，又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并任社长。李大钊2月返回日本，发表了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一个“革命家”李大钊和一个“无冕之王”邵飘萍，二人一往无前，走上了殊途同归的救国救民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从社会知名人士的直接参与而论，当首推邵飘萍：他是“五四運动”舆论制造者。如《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尖锐指出“山东存亡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呼吁“全国同胞应该一齐惊醒”。邵飘萍又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五月三日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上，邵飘萍慷慨陈词，呼吁青年学生：“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应当挺身而出，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讲演者声泪俱下，群情达到高潮。被称为“不眠之夜”的“五三晚会”，直接鼓舞了五四爱国斗争行动的生成。

邵飘萍紧随“五四运动”直到胜利。他在“五三晚会”后回到报馆，连作《北京学界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两文。在《勖我学生》一文中，他透露出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消息——“五四运动”的大潮就要来临了。他创办的《京报》先后发表了《外交失败的第一幕》《速释学生》《为学生事警告政府》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文章，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之罪名，向全国下令通缉，邵飘萍第二次亡命日本，其思想迅速从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1920年7月回国恢复《京报》后，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宣传苏俄的文章和译文，如《俄国大学生与革新运动》《俄罗斯青年改造运动之一时代》等。最后经李大介绍，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邵飘萍均参加了1926年的“三·一八”运动。遭到政府军警镇压，死伤多人。邵飘萍当夜写成《世纪空前惨案》的檄文，向社会揭露了军阀段祺瑞政府的罪状。在惨案发生后12天内，共发表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4月15日，奉系军阀下达通缉令，邵飘萍、李大钊均在内。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绝笔《飘萍启事》，24日因叛徒出卖被捕，26日在天桥东刑场就义，年仅40岁。李大钊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就义，不足38岁。大钊飘萍，义途同归。

周作人

周作人是现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在文学革命方面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他后来堕落为日伪汉奸为世人所不齿。但在新文化运动及后一段时间里，周作人和李大钊却站在了同一条战壕。

周作人于1917年6月任北大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李大钊于1918年1月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周回忆道：“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即是五四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主任设在第一层，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只有图书馆主任，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没有架子，很可亲近……”

其时，李大钊和周作人都已加盟《新青年》，正同在一个战壕，携手参加新文化运动。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参会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周作人一直是《新青年》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李大钊这时已经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并准备到俄国去。

“六三”运动（1919年）中的6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前门目睹军警冲击学生的事实，自己也在之列，回家后即于当夜写成《前门遇马队记》一文，第二天一早亲自交给李大钊，请他编进《每周评论》。7日，文章刊出。李大钊后来告诉周作人，警察所派人到编辑部来查询过该文。

据周作人回忆：“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演讲过一次。”周作人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1919年9月18日，“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12月2日，“（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并在第二天即“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12月18日，“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1920年6月28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9月1日，“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2月12日，“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学会讲演”。

李和周还共同参与发起“工读互助团”，均以空想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发起建立工读互助团的包括：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他们的理想是希望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走“不流血”的经济革命的道路，其空想成分极为浓厚。周作人记：“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2月29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赴会”；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4月6日，“得工读三组函”等等。两人志趣相投，关系也非比寻常。一切活动必记，真是十分的书生气。

1918年下半年之后，李大钊开始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局势也日渐紧张，逐渐少了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

此后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基本上中断，李大钊已成为北方共产党的领袖。周作人此时在孔德学校兼课，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也在该校读书，周作人只能从李葆华那里得到一些李大钊的消息。一个学生找周，说他已参加共产党，请周从李大钊那里帮他找点事做，可见当时的学生也知道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的密切。

1927年4月6日，周作人日记中写道：“4月6日，植树节，次日知守常被捕，4月28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周对李大钊一直怀有极大的敬佩，感受到极大的震动。植树节（即清明节），与周作人同到沈士远家的还有李葆华。4月6日，李葆华住在沈家，没有回城。4月7日，沈尹默电告沈士远要藏好守常的儿子。两星期后，周作人将李葆华带进城里，住在自己家中。李大钊牺牲后，李葆华仍在周作人家中。周与沈尹默商量怎样将这不幸告诉他。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指李葆华）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李大釗为主义而牺牲，当日本在中国的喉舌《顺在时报》向烈士英灵大泼污水的时候，周作人挺身而出，发表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痛击。《顺天时报》说李大钊等不甘淡泊，“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还“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周作人接连写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声，指出李大钊的“以身殉主义”，并无悔恨可言，其价值也正在于此，即实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古训。“《顺天时报》上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的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什么如肯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

1933年，北平学界和中共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1932年8月26日，他写信给胡适：“孟邻（蒋梦麟，时为北大校长）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守常遗书，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1933年4月，他又写信给曹聚仁：“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惟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当时周作人还有请老友们为烈士遗文跋的计划，此信所提李大钊之侄当指李乐光。同年，李乐光被捕，被捕前其岳母将文集交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交给周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全稿系守常族侄所干，历时甚久，交稿来后不数日即被捕，大约要关十余年云，因此此稿由鄙人负保管之责，时以为念。如能早日成书，则大上演矣。”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到上海，由鲁迅写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第三、四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在此基础上，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周作人对李大钊遗属照顾颇多。1933年李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6月7日，“下午四时半往孟邻处，于永兹、张申府、王含之、幼渔、川岛均来，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23日，周作人的日记：“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周作人对炎华的帮助也不少，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曾寄钱给他们救急，后又将卖给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120元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侯辅庭是共产党员，周作人肯定知道，但他还是在伪北大给侯找了一份工作。不久，侯辅庭回冀东打游击，临行前写信给周，拜托他关照他的家人。后来，侯再来北平，曾被内六区所属派出所传讯，也是经周作人的帮助才取得保释的。

战友与文友，同路与歧途，纷繁的噩梦。“五四”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大激荡时期，各类人物秉持着一种思想解决中国的难题，革命路远，登顶者有之，牺牲者有之，迷惘者陷落者有之，周为之一例也！

永垂不朽

李大钊就义后，民众无不悲痛。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向导》《红灯》悼念文章称他是“最勇敢的战士”。《晨报》报道了李大钊死后家庭状况：“身后萧条，两袖清风，夫人回家，仅一元生活费，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李大钊一生助人为乐，为革命慷慨解囊，身后无分文积蓄，乃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作风。

李大钊被害后，一切进步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并一致聲讨军阀的暴行。这组文电，系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及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所发。它代表了国民党中的革命进步势力的正义呼声。冯玉祥对李大钊遇害事所发文电：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总司令宣言——

迭据北京确实消息，北京4月6日大兴党狱，李大钊同志等37人均有生命的危险。而其原因，则由于驻京英、日两国公使，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南京，行将底定全国，所有帝国主义者在华之优势势力，日已根本动摇。有关于英、日两国之利害尤为深切，不得不亟谋摧毁北方革命势力，俾可苟延残喘。乃由日使芳泽命令卖国军阀张作霖，以苏俄已自动放弃辛丑条约权利为由，请求使团准予搜检苏俄大使馆。英、日两使并运动使团，一致纵容张作霖，遂得于4月6日遣派大批军警侵入苏俄大使馆、兵营及其毗连之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捕去国民党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李大钊、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路友于等四十人及俄使馆馆员三十余人，并欲以军阀裁判，置之死地。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禀承帝国主义者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等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统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且李大钊等手无寸铁，因寄寓东路办事处而被祸，张作霖理应代为国事犯，不得视同疆场所获之军事敌人。苟张作霖一味残暴成性，胆敢危害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则本司令实逼处此，亦惟有采取无可如何之报复主义，即以张作霖之残酷手段，还诸奉万（方）人员。且通令本军每至一地，务必竭力搜捕奉万（方）余孽，决不稍令姑宽，一位嗜杀异己者戒。又苏俄自动放弃辛丑条约赋予之不正当权利，正足证明确系以平等待我之友邦，帝国主义者乃即利用此点，嗾使其走狗对苏俄大使馆横加侵害。本总司令保护未周，致使非法之徒丧失国际礼遇，实深歉仄。今后，唯有努力歼灭丑类，务使不再有此项不幸之事实发生而后已。谨此宣言。

总司令冯玉祥

5月5日

李大钊牺牲后，由于反动派的干涉，灵柩一直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妙光阁祠不予下葬，长达6年之久。乐亭地方的反派人物亦有“凶死之匪，不可入老林”的毒言恶语。

1933年4月23日，北京广大民众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将大钊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北大同事感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纷纷捐款。李大钊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感动了国民党的一些派系要人，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也纷纷捐款。为李大钊捐款的单据上，汪精卫捐款一千块大洋。李大钊的伟大人格，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胸怀无私，人格高尚。”

赵纫兰遵循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约，带着李星华姐妹几人，来到北京，商谈李大钊安葬事宜。灵前一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的挽联，概括了大钊之死，民情之愤！

送殡的队伍里，有纸人纸马的执仗，有和尚道士，有杠房的吹鼓手，吹打着洋鼓洋号的洋乐队，后面则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人们循序前进。奇异的送葬队伍犹如一条长龙，在口号声和喇叭声中缓缓步入了西单街口。路祭的人群摆放桌案，上供祭品，满斟醇酒洒祭英灵。队伍在前进之中不断扩大，当送殡队伍走到西四牌楼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路祭之中，一位勇者跳上桌子，手捧祭文，当场发表了慷慨演说。他追述了烈士生前的英雄业绩和烈士遇难时的惨景。李乐光同志跳上桌子，高声呼喊：“李大钊烈士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彻整个北京城，书写着标语口号的纸钱也洒满一路……

忽然开来好几辆装满全副武装军警的卡车。匪徒们跳下车后，如狼似虎地扑向了人群，在宪兵头子蒋孝先的指挥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追捕驱赶围观的群众。群众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讲演的同志在枪声中跌倒，周维桢等同学当场被捕。坐在送殡车上的赵纫兰，害怕陪送出殡的白眉初夫人和黄毓培夫人危险，劝她们赶快离开现场，白、黄二位夫人坚决地说：“纫兰，要死我们和你一块死！”

送殡的队伍被驱散了，路祭的现场被敌人践踏得狼藉不堪。经多方交涉，大钊的灵柩才被允许抬到了万安公墓。此后几个月内，有千名青年被捕，四五百人被杀。

因为极度的精神创伤，赵纫兰在公葬完李大钊35天之后，于1933年5月28阖然辞世，终年49岁。那天，恰恰是农历癸酉年五月初五，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民间祭奠屈原的日子。而她的名字恰恰出自屈原的名句，这可说是冥冥中的巧合。

家人将她与李大钊合葬于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下葬时，儿女们在她的灵柩前安放了一对花瓶。花瓶分别书有“鸟语”（大钊是百灵）、“花香”四字。这无疑是献给这位伟大的妻子、杰出母亲、革命芳魂的最贴切、最质朴的祭品，也是对她默默无闻血泪一生的最崇高最钟情的礼赞。

李大钊牺牲后，党组织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纵观她一生，乃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的。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