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研究论著叙录（四）
2003年
论文：朱则杰《〈清人别集总目〉考论——以朱彝尊为主线》（《宁波大学学报》第1期）；王顺贵《关于朱彝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张宗友《论朱彝尊〈尚书〉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第六辑，1月）；沈桂松《朱彝尊的金石证史——读〈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书后》（《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马大勇《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刘宝玲、张素霞《朱彝尊的藏书实践及其目录学成就》（《史学月刊》第3期）；杨果霖《〈经义考〉“春秋类”删略解题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六期，6月），《四库馆臣补正〈经义考〉成果考论》（《“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九卷第四期，12月）；王洪军《〈古今经传序略〉与〈经义考〉比较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4期）。
按：本年论文，涉及领域较广。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纂辑的《清人别集总目》是关于清代诗文著作的一部重要工具书，也是近年清代诗文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成果。但该书因成于众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朱则杰以朱彝尊为主线，对该目著录版本、书名等项之失，进行了纠正。王顺贵回顾了朱彝尊研究史，指出在朱氏诗词创作及诗学、词学思想研究方面，已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研究内容上，须向朱氏生平、家世、交游等领域扩展，在研究方法上，要立足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来审视论题，同时还要注意将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其论针对性强，颇有见地。《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是朱彝尊的考订金石的主要著作，共收录题跋140篇。沈桂松对《跋尾》补史、正史的价值，举例作了说明。《蕃锦集》是朱彝尊的集句词集，关于其价值高下之评论，趋于两极。马大勇梳理了集句的产生与流变，指出朱氏在集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质上是朱氏自觉释放这种文体的抒情功能的结果。朱彝尊既是藏书大家，又是目录学名家，刘宝玲、张素霞的论文对其藏书实践、目录学成就有所论述，但并未能突破前人已有的结论。朱彝尊不仅以文学名家，也以学术著称。关于《尚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经义考》尚书类按语及《曝书亭集》若干篇什中。张宗友对朱氏按误逐条加以考察，叙明其学术价值及得失所在。继全面考察《经义考》“剪裁之法”之后，杨果霖复对该书《春秋》类文献删略解题的情形予以专论，认为被删略的文句，也具有参考价值，于是从落款内容、书名撰著、版本之名、序跋诗篇、相关例证、卷帙多寡、仕宦功业、人物学说等方面，各以例析论，以见其价值所在。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其经部提要，主要依据《经义考》增删而成，同时也不无补正。杨果霖指出，四库馆臣对《经义考》的补正，内容遍及书名、作者、卷数、存佚、分类及解题等方面，为后世利用《经义考》提供了参考，并带动了补正该书的风气；同时也存在结论武断、疑误未决、辨证错误、错失文献、取择片面等不足之处。张隽《古今经传序略》共十辑，朱彝尊曾予收藏，并在编纂《经义考》时，对《序略》体例颇有借鉴，对所录资料也多有取资，实为《经义考》直接而重要的学术前承之一。王洪军在细致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发前人所未发，因此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2004年
刊物：嘉兴市秀洲区朱彝尊研究会《朱彝尊研究》（第一期）。
论文：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符樱《清词综系列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杨果霖《〈经义考〉补正方案刍议》（《醒吾学报》第二十七期，1月）；张宗友《中国古代经学目录的产生与发展》（《古典文献研究》第七辑，7月）；沈桂松《朱彝尊处州之行考》（《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于翠玲《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蔡申《读朱彝尊〈桂殿秋〉》（《名作欣赏》第4期）；方伯荣、徐志平《“浙西”词宗朱彝尊——清代嘉兴词人介绍》（《嘉兴学院学报》第5期）；李瑞卿《醇雅论与神韵说之比较》（《山西师大学报》，10月）。
按：《朱彝尊研究》由嘉兴市秀洲区朱彝尊研究会创办，具有会刊性质。秀洲区辖竹垞故里（今王店镇），可证朱彝尊作为文化名人，受到地方行政系统的重视。本期主要收录了24篇文章，附录了今人所写数十篇诗词。所刊文章，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学术研究，如朱则杰《朱彝尊考证三题》、李瑞卿《朱彝尊论明代主要作家和群体》、吴梁《朱彝尊与清初史学建设》、《朱彝尊著述考》、朱家袆《朱彝尊诗体诗风初探》等；第二类是介绍与赏析，如徐志平《“浙西”词宗朱彝尊》、潘筱凤《清代著名藏书家——朱彝尊》、俞亚萍《〈玉带生歌〉简析》等；第三类兼有前两类性质，于读书体悟中兼及学术探索，如沈一超《试论朱彝尊的求实精神》、黄浴宇《〈静志居琴趣〉杂谈》等。《朱彝尊研究》的创办，将有力地扩大朱彝尊的社会影响，对发扬嘉兴地域文化、推动朱彝尊专题研究，均有积极意义。
本年有两篇同朱彝尊密切相关的学位论文。赖玉芹考察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指出群英荟萃的鸿儒群体，治学趋向由经世实学转向尊经复古，而朱彝尊笃实问学、研经博物，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代表，其贡献足与顾炎武、阎若璩相比肩，堪称考据学的开启者。符樱研究踵续并规仿朱彝尊《词综》而编纂的四部“清词综”，以介绍为主，惜未涉及《词综》本身。本年另有六篇专题论文。杨果霖有志于订补《经义考》之误，提出了具体方案，包括稽考引文出处、补勘文字异同、补刊版刻异同、补辑漏失经籍、重考存佚实况、审订类目安排等设想，期能逐步订补其误，完成完整书目，进而取代《经义考》的治经功用。杨氏后来致力于《经义考》“春秋类”之校订与补正，即为这一设想的具体实践。张宗友梳理了中国经学目录的发展脉络，指出《经义考》具有集大成的性质，而系列续作、补作的出现，则成就了经学目录兴盛的局面。沈桂松考察朱彝尊在处州的行踪，将名人、地理、文学相结合，有具体而微之发明。新材料的发掘与使用，往往能使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于翠玲对朱氏家书的关注与研究，即是一例。这批家书披露了朱氏生平许多细节，正可补充其他史著、别集记载之不足。信中关于生计困顿之记述，足证鸿儒们应征出仕，多不得已，后人应抱同情之了解。李瑞卿比较了朱彝尊醇雅论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后者指向妙理，前者坚守品格，二说之提出，实源于不同的文学史观与诗学策略。
2005年
著作：于翠玲《朱彝尊〈词综〉研究》（中华书局）；杨果霖《朱彝尊〈经义考〉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论文：于翠玲《〈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词综〉与康乾时期官方词籍整理》（《海南大学学报》第1期），《〈浙西六家词〉与〈词综〉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形成的综合因素》（《嘉兴学院学报》第4期），《论朱彝尊〈词综〉的文献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朱则杰《朱彝尊著述相关文献辑考》（《嘉兴学院学报》第4期）；李瑞卿《朱彝尊论明代主要作家和群体》（《嘉兴学院学报》第4期）；钱有江《略论鸳鸯湖棹歌体诗歌创作现象及其地方文化特色》（《嘉兴学院学报》第4期）；张一民《纳兰成德在编辑〈通志堂经解〉中的作用》（《满族研究》第3期）；叶嘉莹《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新文学》第四辑。原题《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至第3期）。
按：本年有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一部是对朱彝尊所编词总集《词综》的专题研究（以下简称“于著”），一部是对朱氏所编经学总目《经义考》的专题研究（以下简称“杨著”）。于著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词综》，凡分六章。第一章讨论朱氏学术研究的成果特点，指出朱氏治学，以博综考据见长，而将考据学方法施于词籍整理，遂有《词综》之作。次章考明《词综》两次编纂的历程，分析其文献考据内容，发明其文献参考价值。第三章分析《词综》所以问世的词学环境，讨论其推出策略与纂述宗旨，申辨朱氏之“清空说”。第四章讨论《词综》同浙西词派的形成与影响，认为《词综》的编纂、《浙西六家词》的刊行以及《乐府补题》的追和活动，都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前后，有共同的宗旨；三者交互为用，浙西词派因此影响日盛。第五章讨论《词综》对官方词籍整理活动的影响。由于《词综》的成功，词籍整理得以进入清廷视野；而《历代诗余》的编定，在版本及体例等方面，对《词综》多有取则与规仿；官方（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对《词综》的评价，进一步提升了《词综》的影响力。第六章讨论从《词综》到《词选》的演变，对两种选本模式的参照与反思，使词籍整理成为专门学术。综而论之，于著实以《词综》为中心，进行专题研讨，观照的是有清一代的词籍整理与词学发展诸问题，成果极为丰硕；其体现出来的视野、方法（包括对朱彝尊家信等材料的发掘与利用）及取得的结论，均富于启发意义。
同于著相似，杨著也是从文献学角度进行专书研究，而体例更为精审，论述更为详赡（全书约50万言）。杨著共分十一章。首章叙论，陈述研究动机与范围，回顾前贤成果，表明本题之研究价值。次章分早、中、晚三期，交待朱氏之生平与交游。第三章概述朱氏整理文献的成就，突出其治学理念与方法。第四章从目录发展的演变、社会风潮的激荡、政治因素的鼓励三个层面，论述《经义考》之成书背景。第五章研究《经义考》的编纂问题，包括著述动机、编纂程序、题称的标示、引文的方式等。第六章研究《经义考》的引书问题，对所引资料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及其子类加以统计、分析；复对引书内容之功用，分类加以说明。第七章讨论《经义考》的体例问题，对其作者、书名、卷数、存佚之著录体例，及案语之功用等，均按类加以例析。第八章研究《经义考》的分类，对其分类义例、各类源流、分类特色等，各有深入的探析。第九章讨论《经义考》的缺失，对其致误成因，归类例析；并对书名、作者、卷数、分类、解题、存佚等讹误，各举例订正之。第十章谈《经义考》在经学、目录学两方面的深远影响。末章为结论，分“突破旧有的成果”“开发全新的课题”“健全研究的体系”三个方面，回顾本书之贡献，实能自道其胜；对将来努力的方向，也做了展望。杨著体现出较强的问题意识、丰厚的学术积累、绵密的考据能力，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把《经义考》的研究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在专书研究体式上，杨著以涉及之广、讨论之深，堪称范例，颇值称效。
本年较重要的研究论文共有八篇，其中于翠玲即占半壁，可谓突出。四篇论文均以《词综》为中心，分别交待其学术背景（康乾时期官方词籍整理）、探讨其学术前承（同《乐府补题》的关系）与学术影响（浙西词派的形成），综述其文献价值，在弘大的背景中审视一部总集的编纂及其价值，方法与结论均有可观之处。这几篇论文也是于氏博士论文及上揭同题学术专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则杰致力于对与朱彝尊有关的五篇散佚文献的解读与订正，发明其对了解朱氏事行与学术的重要价值。此类工作非细致、耐心者不可为，其知人论世之功效显而易见。李瑞卿分析了朱彝尊对公安派既肯定又否定的较为客观的评价，指出朱氏有以《诗经》、唐诗、前七子为正的诗歌发展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风行后，续作、和作不断，“鸳鸯湖棹歌体诗歌”因此成为文学史上的奇观。钱有江分析该歌体的渊源、题材及艺术特色，推朱氏为其“鼻祖”。《通志堂经解》是清初徐乾学、纳兰成德编纂的大型经解丛书，相关论题值得认真研究。张一民认为纳兰氏兼具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三种身份，对《经解》的编成至关重要。张氏多次引用朱彝尊著述文字，作为坚确之证据。可惜因为论题所限，张氏对朱彝尊在编纂《经解》中所起的作用，尚未能作出深入之探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