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学古籍如何结合“非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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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学古籍如何结合“非遗”传承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雜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