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酌《史记》笔法,寄寓士人悲情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在追忆往昔生活及感怀人伦亲情之余，又寄寓了自身屡试不第、被拒仕途的凄楚，因而成为感人至深、传诵至今的名篇佳作。原文中有如下一段议论：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有些学者认为这段议论无关宏旨且与上下文间不相联属，有些文章选本甚至径直将这段内容删除殆尽。实际上，无论是从文章结构布局入手，还是从作者情感表达着眼，这段文字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决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首先从文章结构布局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一说这部分属于全篇“论赞”部分，但这种提法并不确切。所谓“论赞”，本泛指史传中所附的各类评论。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曾专列《论赞》一篇讨论其源流，清代浦起龙在诠说刘氏之论时云：“论谓篇末论辞，赞谓论后韵语。”（《史通通释·论赞》）可见论、赞本是两种不同文体，且在文中的位置都应是在篇末。前者姑且不论，即就后者而言，在《项脊轩志》中，上引“项脊生曰”一段并不在全文最末，而是在“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与“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两段之间。乍看之下，归有光的行文布局似乎有悖于成规。但细加寻绎，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根据后文所述“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其后六年，吾妻死……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云云，不难发现全篇并非作者一挥而就，而是陆续补写、续写相关内容，在前后间隔了十几年之后才终告蒇事。包括“项脊生曰”一段在内的前半部分，虽然有个别细节应该是后来增补的（例如在提及祖母曾以先人象笏勉励自己时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显然是在祖母去世以后才能有的口吻），但其主要内容都应该是在嘉靖三年（1524）归有光十九岁时所记（归有光于嘉靖七年与原配魏氏结婚，嘉靖十二年魏氏去世。参见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不妨视之为初稿。而后半部分则要到十余年之后才陆续补充完整（关于归有光补记完成于何时尚有争议，此处不拟详论），这才是最终的定稿。因此，“项脊生曰”一段在归氏十九岁完成的初稿中确实被放置在全文最末，视之为“论赞”也并无不可；但就最终定稿而言，就不能轻易地称之为“论赞”了。
随之而来的疑问也就产生了，归有光在撰写初稿时确实恪守着“论赞”的文体规范要求，但多年之后增补旧稿，为什么没有将原先的“项脊生曰”一段移至篇末，依旧作为全篇的“论赞”，而只是在旧稿的末尾续添上那么一段，以致从文体形式上看有违于常理呢？
考其缘由，恐怕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中一心追摹《史记》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从论赞的起源来看，“司马迁始限以篇中，各书一论”（刘知幾《史通·论赞》），《史记》中不少以“太史公曰”形式呈现的论赞内容大多出现在各篇之末，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近人余嘉锡就曾指出：“太史公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百三十篇之中，篇末有太史公曰者固多，然孟荀儒林列传在篇首，天官书、外戚世家、伯夷货殖列传在篇中，而篇末无有。循吏、酷吏、游侠、滑稽列传及自序，则一篇之中，前后两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总论十篇之亡缺第十三》）可见将“太史公曰”部分置于篇末虽然是常规，但并未成为《史记》全书的定规，司马迁有时也会根据实际需要而加以灵活变通。归有光自称“性独好《史记》”（《五岳山人前集序》），“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与陆太常书》），因而寝馈其中，多次评点过《史记》，对其中的叙事技巧及章法布局多有论及，并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加以借鉴，甚至自诩说自己的文章“中间反复致意，自以为得龙门家法，可与知者道也”（归有光《与王子敬》）。后人评说归氏创作，也多着眼于其善于参酌《史记》笔法。如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姚鼐《与陈硕士》：“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约而同都强调归有光散文与司马迁《史记》在精神、风格等方面的一脉相承。《项脊轩志》“项脊生曰”一段中提及的“蜀清守丹穴”三句所用的典故恰恰又都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因此在文章布局方面有意识地模仿沿袭《史记》中“太史公曰”的处理方式，而不是遵循常规，也就不难理解。
我们再从作者情感表达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段内容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项脊轩志》的初稿应当撰写于嘉靖三年（1524）作者十九岁之际，而从其生平经历来看，正德十四年（1519）应童子试，受到主考官梁鸣鸾的赏识；嘉靖三年（1524）被补为学官弟子；嘉靖四年（1525）以第一名的成绩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同年秋即赶赴南京应乡试（参见张传元、余梅年编著《归震川年谱》）。《项脊轩志》极有可能正写于其参加乡试之际。对于即将到来的乡试，此刻的归有光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无疑正抱着志在必得、舍我其谁的想法，期待着能够一举成功，重振早已中落的家道。这样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在“项脊生曰”这段议论中也流露出来。文中先叙述寡妇清和诸葛亮的相关事迹，随后又提及自己此刻的处境，身处简陋的项脊轩中，却在左右顾盼，“谓有奇景”。然而“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表面上看似略带自嘲兼自谦的口吻，但若联系到上文言及寡妇清与诸葛亮时说过的“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在他们未逢知音、默默无闻之时，世人并不能够充分了解他们，就不难发现在这背后蕴含着年少人所特有的自信和自许。
然而嘉靖四年（1525）归有光首次参加乡试的结果并未事遂人愿。之后每三年一次乡试，他都全力以赴，却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也就是在《项脊轩志》全篇定稿之后，才终于考取南京乡试的第二名。而在此期间，他先后遭遇了嘉靖十二年（1533）原配魏夫人去世，嘉靖十四年（1535）女儿如兰病故，嘉靖十六年（1537）侍妾寒花病逝，嘉靖十八年（1539）女儿二二夭折等家庭变故。这一系列的不幸，对于归有光无疑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烙下了格外惨痛的记忆。伴随着连续多次的落榜经历，令他深切地体验到人生无常和光阴匆遽，更感受到旁观者所无法体会的屈辱和沮丧。而在时隔十余年之后，重新捧读年少时写下的《项脊轩志》，其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失落和痛苦不难想见。但为了实现家人对他的期望，他并没有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尽管时或有些牢骚怨言，但“垂老不肯自摧挫”（《上万侍郎书》）。在对旧作进行增订时，他还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落笔也极为简省，甚至没有将那些透露着年少轻狂的内容径直删去，显然是无比珍视那段值得追忆却已经永远消逝的时光，并试图藉此继续激励自己孑然前行。“项脊生曰”一段议论和之后增补的亡妻生前琐事彼此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将作者那种既自尊自勉又自伤自怨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不仔细追寻考索其中的缘由，而贸然将之删除殆尽，则作者原本微妙丰富的情感表达无疑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综上所述，《项脊轩志》中“项脊生曰”一段内容充分呈现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以及抒情达意时的特点。对于全篇而言，这一部分并不是无关宏旨的赘疣，恰恰能引导读者细心寻绎其构思独特之处，更窥见一位作者抑郁哀恸的心灵。对于古人的作品尤其需要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这既是对作者辛勤劳动和良苦用心的尊重及体谅，又不至于损害到作品的匠心独运之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