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杜诗中的“西陵”

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只重视首句，认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扬州经商、生活的历史事实。至于该诗写作的时地、诗中的“西陵”在何处等等，从没想过要去深究。

最近读陈道贵先生《杜诗考辨二则》，其中第二则就是对“西陵”问题的讨论（《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2期），受益不少。陈先生首先指出了历来关于“西陵”的两种观点：一般认为指的是越州西陵驿，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萧涤非《杜甫诗歌选注》、陈贻焮《杜甫评传》等都持此说。不过，也有人提出过异议，黄生、卢元昌就认为“西陵”应该是扬州之地。在此之外，陈先生根据“西陵”的异文（《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注“‘西’，一作‘兰’”）提出新见，认为兰陵（南兰陵）“虽不属淮南道之扬州，但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如取异文‘兰’，则‘兰陵’与杜诗所称之‘扬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其诗所写之境较为统一；而所谓‘故驿楼’，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来颇为著名的史实。‘西’与‘兰（蘭）’文字差异较大，当非形近而误。或许后世注家对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笔底，遂疑而改‘兰’为‘西’，造成杜甫此诗之异文”。

这三种看法中，第一种引证丰富，言之凿凿，诸家多采其说，似乎最为可取。但正如黄生等人所分析的，“钱引《水经注》及《会稽志》、《浙江通志》，证此西陵在会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处。详此篇上文曰‘扬州’，下文又曰‘淮南’，则西陵当在维扬，乘兴东游，亦即此地，无缘远及会稽之西陵也”（黄生撰、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版），从诗意来看，西陵确实应该在扬州。陈道贵先生的新解中，对黄生之说没有辩驳，而對“兰陵”异文的解释又多属推测。南兰陵在常州武进，经曲阿（丹阳）、润州（镇江），过长江方能至扬州，两地相距约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杜甫听到商胡要到扬州去，却回想起了兰陵，然后又让商胡问问扬州（淮南）的米价，这种“扬州—兰陵—扬州”的思维跳跃，也不合理。而且，异文“兰”字只见于注中，与之相比，各家显然还是更为认可“西陵”。

我认为黄生等人根据诗意推断西陵在扬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来回答“扬州有西陵吗”“扬州的西陵在哪”这一类的问题。幸而，2013年在扬州发掘出土了隋炀帝的墓志，为合理解释扬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炀帝墓志的释文已经有数种发表，这里引录的是发掘者公布的最新释文：“隋故炀帝墓志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扬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荆棘芜……永异苍悟……贞观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炀……礼也……方……共川……”（束家平《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与收获》，洪军主编《隋炀帝与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版）不管是发掘者，还是其他对隋炀帝墓志进行释文的学者，对“西陵荆棘”的释读都没有异议。

“西陵”的“陵”显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为唐初改葬隋炀帝时，没有将其按帝陵的规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证明这一点。“陵”有“大阜”之意，《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扬州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只有城北蜀冈为较高处。蜀冈呈东西走向，最高处分东峰、中峰、西峰。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所在，今为观音禅寺。中峰为栖灵塔所在，唐代诗人多喜欢登塔赏景；欧阳修为扬州太守时，曾在此建平山堂，据言登上平山堂，镇江金山、焦山亦可历历在目。隋炀帝墓则在蜀冈西峰顶部，结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冈西峰。

唐代扬州西陵（蜀冈西峰）附近是否有驿站呢？有的。唐代赵嘏《广陵道》诗云：“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斗鸡台、炀帝陵都在唐扬州子城西的蜀冈西峰，旁边即是“广陵道”。更直接的证据是比杜甫稍晚的权德舆（759—818）《宫人斜绝句》：“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隋炀帝巡幸扬州时，把死去的随行宫女葬在蜀冈西峰南侧的斜坡上，其地称“宫人斜”，与隋炀帝陵距离很近。从权德舆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宫人斜旁边就是古驿站。

总之，根据《解闷》（其二）的诗意，诗中的“西陵”应该在扬州。而隋炀帝墓志中明确提到“西陵”，这个西陵（蜀冈西峰）旁又有古驿站，与杜诗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说的“西陵”，应该就是扬州的蜀冈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