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
至善
“至善”两字，是哲学上的名词。他们似乎是吾国固有的——“在止于至善”（《大学》）；其实不然。这两个字，这个名词，是拉丁词“搜门补能”（Summum Bonum）的译意；“搜门”作“极”或“至”解，“补能”作“佳”或“善”解，“至善”的确义如下：一切美德美物的总汇，即一切美德美物所自出的根源。
我今先借这个哲学名词，来讲我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一）衣。穿大布衫裤的乡民，以为改服西装之后，一定舒适，一定美观，一定受人尊敬。他们以为西装是衣服之至善。靠了它非独可以表示摩登，并且可以得到地位。不知冬天西装太冷，非有火炉不可；夏天西装太热，非有电扇不可。社会上的地位随学问经验而来，绝非西装所能为助。我们虽然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那一句古话，但是实行此“主义”者，只有势利小人。规规矩矩办事的人们，断不专重服装而不问品学的。因此可知西装不是至善。至善的服装，是舒适的服装。
（二）食。我们还是吃鱼好，还是吃肉好？我们还是天天吃便饭的好，还是日夜吃筵席的好？一般人当然以为吃荤比吃素好，吃筵席比吃便饭好。其实，好的米饭，较劣的面包为佳，新鲜的素菜，较陈腐的鱼肉为佳……筵席不一定为食的至善。
十二年以前，在某某两个月中，我白天吃西菜，晚上吃筵席。并且我不论日夜，总是“闹酒”，不吃饭。这样的“应酬”了五十余天，我大病了——腰酸，背痛，脚软，并且便血。医师对我说道：“你要休息。不可天天这样应酬。你每天吃的，荤多素少，酒多饭少，所以你要生病，你要便血。”照这样讲，我们中国人，每日三餐，非吃粥饭不可；否则即病。但是为什么求仙的道家要辟谷呢？辟谷，就是不食米类，不吃粥饭。道书云：“神仙以辟谷为下，然却粒则无滓浊，无滓浊则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我（旧时）以筵席至善，医师以米食为至善，道家以却粒为至善。究不知何者真为至善。我们中国人，究以何种食物为至善？究以何种食物最为适合，最多滋养？
（三）住。目下上海房屋大成问题；目下只有到上海来的人，没有向外埠去的人。我们有了储钞，找不到房屋。就是找到了，一间统厢房的“顶”费，也要十万八万；至于单幢三层楼，加一个现成电话，恐怕非五、六十万不可。大家都是马马虎虎地躲身而已。哪里还谈得到——住？
然而住是应该研究的。我们还是住在城中的好，还是住在乡间的好——还是留申的好，还是还乡的好？我们还是住平房的好，还是住楼屋的好？我们还是住在楼上的好，还是住在楼下的好？我们还是住中式石库门好呢？还是住西式大洋房，大公寓好？……这许多问题，倘然细询一百个人，一定可以得到一百个不同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各有他的一个至善——住的至善。人心不同，所以至善也不相同。我的至善呢？我以空气足，交通便，不喧闹为至善。然而这不是他人的至善。
（五）行。除走路外，我们的行，包括骑马乘车——电车，汽车，人力车，独轮车。真的，我们还有飞机。
自己用脚走路的人，以为乘了车可以“随心所欲”，要到哪里是哪里。坐汽车当然比较轧电车，比较叫人力车好得多，快得多。但是危险也比较大些。别人碰了我，我有性命之忧。我碰了别人，不是赔钱，定是诉讼。所以乘汽车，并非行的至善。飞机呢？飞机近处没有用，远处没有空，买不到票——也不是行的至善。那末，什么是行的至善呢？我看我们还是自己走路的好，或者轧电车也好——危险较少，责任较轻。走路或轧电车，是我现在的至善。别人当然不是这样想的。
上面所讲的，无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是哲学，与哲学全无关系。提到哲学，哲理，事情大了。哲学家的派别极多；因此他们的至善（哲理）也状大异。有的以道德为至善；有的以乐观为至善；有的以自然为至善；有的以忠实为至善；更有以求智识，求自由为至善的。各派所说，各派所主张者，皆极有理。我们应该学哪一派呢？我们真是无所适从。我有一譬；譬之请客。我所邀请者，张，王，佘（从人从示）三人。他们嗜好不同。两位要喝酒，一位反对。两位喜鱼，一位喜虾。叫我怎样办呢？请阅下面不文不白，不诗不歌的七言韵语：
三个客人来我家，
姓王姓张又姓佘。
我留他们吃便饭；
大家都说“倒不差”。
张、王嗜肉嗜狂饮，
佘姓摇头且悲嗟。
张、王两君喜食鱼，
惟有佘公要吃虾。
彼此好尚全不同，
你南我北大喧哗。
出钱破钞东道主，
只得呆坐装傻瓜。
请客吃饭，比较研求哲理容易。客人喜食的，我都要了；他们当然可以满意。他们要鱼要肉，要虾要酒，我一一齐备。人人得到他所好的，当然人人愉快。但是研求哲理，研求至善，不能这样的。所谓至善者，单而不变，一而不二。我们只能信仰一种哲理，我们只能寻求一个至善。我们还是吃虾呢？还是吃肉？我们还是饮酒呢？还是禁酒？……我们还是求快乐呢？还是求自由？我们应该忠实呢？还是应该“滑头”？我们应该受教育，力求智识呢？还是应该不读书，一世愚笨？……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至善？
哲学鼻祖苏格拉底以顺从国法为任何人民的至善。但是国法亦何尝不变？今日视为至善者，明日已成禁令。例如：科举盛行之时，八比（股）文与试帖诗，皆为世子的至善。后来变法自强（?），经义策论，成为至善。更后来废科举，兴学校，非独八比试帖无用，连经义策论也打倒了。国法改变之例甚多；我非历史专家，不能多举，亦不愿多举。不过我知道顺从国法，是很不容易的事。倘然这是至善，那末人民苦了——苦了！我出此言，意在“攻击”苏氏。请阅众勿疑我为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公民。我批评苏氏，意在说明选择至善之难。我们的至善，我们处事之法，究以何者为最合宜呀！我们研以何者为至善呀！
我希望吾国学者，或外国学者，快快集合世界上的哲学家，编成一纸名单，开列他们所主张的处世法（至善），并且注明他们的信从者所得的结果。那末，我们一看，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择善而从；不必东摸西索，也能求得至善。从前有一位比国学者，曾经试行此事。不过他没有完全成功；他还偏心，且只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
原载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文友》第三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