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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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

（金观涛、刘青峰著，法律出版社，35.2万字，2011年1月第1版，2017年11月第7次印刷，58元）

10章：[1]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2]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3]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4]社会整合危机；[5]意识形态更替机制；[6]中国社会的重建；[7]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8]中国共产党的兴起；[9]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10]大历史观。

这本书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续篇。延续了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用超稳定结构假说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任何一本书的写作，总包含着比文字所能表达的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人追求真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经验和经历，也包含着支持这种探索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时代：前80年，人类思想所显示出来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是数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而最后20年，人类思想又远远跟不上现实。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学说后，迅速认同了两种新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出现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它们共同扫平军阀。

几个主要朝代官僚数量：1．西汉官员132805人，人口5959978（公元2年），占0．22%；2．隋朝官员195937人，人口46019956（609年），占0．42%；3．唐368668人（官员），人口52919309（755年），占0．7%；4．宋朝官员24000人，人口51206872（1064年），占0．05%；5．元朝官员16425人，人口59848964（1291年），占0．03%；6．明朝（洪武）官员24683人，人口59873305（1381年），占0．04%；7．清朝官员22000人。人口292924451（1796年），少于0．01%。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历史学家应该指出每一种胜利的事业都有某种恶的因素，每一种失败的事业也总有某种善的内核，从而使该时代的偏激得到平息。

任何社会的工业化都主要靠民间资本推动，政府只能起带头作用。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里德：“凡重要的事情，从前都被没有发现它的人讲过”。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未有一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有如民国初年那样接近民主的理想，但它却是一体化结构在解体过程中的幻象。

艾克顿：“最能激励人的发现莫过于去发现观念的来源”。

科学、民主被推崇和白话文的流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进步。

托尔斯泰：“人有意识地为自己活着，但他却是一个完成人类历史普遍目的无意识的工具”。

蓝尔达：“历史学家对社会所能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莫过于对一直在迷惑人类的错误或恶意的历史概括进行揭露。”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先后进行了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达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多万人，空军消耗战机2468架。中国军队一直牵制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主力。

泯足足人，八年抗战是国民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陈布雷）。

新民主主义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结构是不稳定的。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它犹如夹在弹簧中的弹子，向左偏移就会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向右偏移则趋向自由化、导致意识形态的解魅。

当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甚至每一个人都在无所不包的官僚组织控制之下时，就意味着国家掌握了空前未有的动员与控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