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诗甄辨柿札

樊川诗甄辨柿札

杜牧的集子，由他外甥裴延翰编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
延翰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硕夥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签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
既是亲属手编，樊川诗该是很可靠的;但自宋代以来，仍有人广事捃采，编成《樊川外集》、《樊川别集》，这固然保存了一部分杜牧诗，然而随之也就混入了不少他人的作品。清编《全唐诗》，撷摭图全，又未加考订，因而，《全唐诗》杜牧集中混入了更多的他人作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排印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据《全唐诗》校补，增加《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其中大量诗作和许浑集重出。
为此，笔者参证诸书，摘录一些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则，因为有关樊川诗的疑点还很多，有不少问题还有待研究探讨;二则，本文是随笔性的，漫无诠次，因而命之为《樊川诗甄辨柿札》。
 

一 《樊川外集》、《樊川别集》及其他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樊川文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始多出外集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所载同。陈氏云：“外集皆诗也，又在天台录得集外诗一卷，别见诗集类(企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诗集类”未收录樊川集外诗，疑脱漏)，未知是否?”然而，早于晁、陈两氏的郑樵，已在《通志·艺文略》里著录《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郑樵早年周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所见极博。田槩在宋仁宗熙宁六年三月编集的《樊川别集》，他已经见到，所以《通志》中能加以著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一云：“所谓集外诗，疑即指别集言之。”这个推测，未必切当。田槩编书后，有《樊川别集序》冠其首，标其书为《樊川别集》。晁、陈两氏未能见到田槩此书，所以未加著录，他们断不会误把《樊川别集》当作集外诗。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杨守敬定它为北宋椠本，原藏日本枫山官库。杨守敬于东京使馆时，“不惜重费，使书手就库中影摹以出。”(见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杨守敬题跋)这个刊本被发现，不仅可以证明郑樵《通志·艺文略》的著录是正确的，也可以证明晁公武、陈振孙、刘克庄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本子(此说采自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杨寿昌题跋)。
最令人奇怪的是，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刘克庄所谓的三卷“续别集”，其他书籍均未见著录。杨守敬认为，“则知后村所见续别集，更为后人所辑。”(见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杨守敬题跋)余嘉锡认为：“恐止是南宋末叶书坊伪造之本耳。”(《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一)杨、余两氏之说可信。“续别集”当是南宋时好事者误将许浑诗辑成的，书坊又不加考索，率然刊刻，造成混乱。

二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绝大多数是许浑诗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共补录杜牧诗五十六首。
这些诗，《全唐诗》编者指出与许浑诗重出者为六首。计：《泊松江》，一作许浑诗，题作《夜泊松江渡寄友人》;《宣城送萧兵曹》，一作许浑诗;《寄兄弟》，此诗又见许浑集，题作《寄小弟》;《寄桐江隐者》，一作许浑诗;《送大昱禅师》，一作许浑诗;《题白云楼》，一作许浑诗，题作《汉水伤稼》。
《全唐诗》问世后，冯集梧注释《樊川诗集》四卷，附录《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未注。他的《樊川诗注自序》云：“牧之诗向多有许浑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别集各一卷，兹多未暇论及，盖亦以牧之手所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他或许认为《全唐诗》杜牧集中大批和许浑集重出的诗，不是杜牧所作，所以他在辑《樊川诗补遗》时把它们剔除在外，未加补录。(有九首不和许浑诗重出而见于《全唐诗》的杜牧诗，录入《樊川诗补遗》中。)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全唐诗》校订组，于一九六二年发表《<全唐诗>重出失注索引》，指出《全唐诗》中杜牧集和许浑集重出互见诗共有五十五首：《樊川诗集》一首，题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樊川外集》一首，题为《愁》;冯集梧补辑的《樊川诗补遗》二首，题为《吴宫词》二首;《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五十一首，除《宣州开元寺赠惟真上人》、《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有题壁十韵，今之置第，乃获旧居，洛下大僚，因有唱和，叹咏不足，辄献此诗》、《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留题李侍御书斋》等五首诗以外，《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的绝大多数诗，都和许浑集重出互见。即使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全唐诗》整理小组未指出的五首诗中，也还有四首不是杜牧的作品，详见下文。
刘克庄“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这句话，很值得重视。因为《樊川诗集》、《樊川别集》和《樊川外集》中仅有二首诗和许浑诗重出。“十八九皆许浑诗”，当然不是针对这些诗集讲的。那么，为什么会在《全唐诗》中有大量的杜牧、许浑重出诗呢?显然，这是《全唐诗》编纂者的过失，他们把刘克庄所见过的、“十八九皆许浑诗”的樊川续别集，混入《全唐诗》杜牧集中。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所收录之杜牧诗，绝大多数该是许浑诗，除上述诸点外，还有如下两点可以补充：
(1) 许浑手书真迹可证《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有二十九首诗为许浑作，绝不会是杜牧作品。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载：“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手迹前有许浑题记，云：
余丱岁业诗，长不知难，虽志有所尚，而才无可观。大中三年，守监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谒，坚乞东归。明年少闲，端居多暇，因编集新旧五百篇，置于几案，聊用自适，非求知之志也。时庚午岁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涧村舍，手写此本。
岳珂于手迹后，加上按语：“右唐郢州刺史许浑所书乌丝栏诗一百七十一篇真迹，分上下二卷，织组间错，辞格华古，笔妙烂然，见为三绝。”经逐一核对，《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有二十九首诗，见之于许浑真迹，各诗题名如下：
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出关过鲍溶宅有感寄兄弟秋日卜居招书侣西山草堂贻隐者夜泊松江渡寄友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题作《泊松江》)石池送苏协律从事振武怀政禅师院送荔浦蒋明府赴任秋夕有怀秋霁寄远经古行宫宣州开元寺赠惟真上人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留题李侍御书斋行次白沙馆先寄上河南王侍郎越中闻范秀才自蜀游江湖绿萝贻迁客宿东横山濑陵阳送客赠桐江隐者(《樊川集遗收诗补录》题作《寄桐江隐者》)送太昱禅师
(2)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所收录之《题白云楼》，在许浑集中题作《汉水伤稼》(见《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五)并有序云：“此郡虽自夏无雨，江边多穑，油然可观。秋八月，天清日朗，汉水泛滥，人实为灾，轸念疲羸，因赋四韵。”诗云：“西北楼开四望通，残霞成绮月悬弓。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高下绿苗千顷尽，新陈红粟万箱空。才微分薄忧何益，却欲回心学钓翁。”序言与诗意全合，可见这首诗原为许浑作品，不知何许人随意删去序言，改易题目，混入杜牧诗中去。

三 《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是许浑的感事诗误入樊川集

《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许浑集题作《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许浑乌丝栏诗真迹”录此诗，题作《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这两首七言律诗当是许浑作。许浑集中另有一首五言律诗《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云：“清湘吊屈原，垂泪撷蘋蘩。谤起乘轩鹤，机沈在槛猿。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全唐诗》于题下注云：“咏宋相申锡也。申锡为王守澄所抅，谪死开州，文宗太和五年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三云：“此惟退相可以当之。文宗朝，宋申锡谋去宦官，反为宦官所抅，谪死。考本传有王守澄欲遣骑就靖恭里屠申锡家语，知此为申锡作无疑。”
靖恭里感事诗和《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字句基本相同：“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瑶瑟奠蘋蘩。谁能力制乘时鹤，自取机沈在槛猿。位极乾坤三事贵，谤兴华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敢言。”前人作诗，沿袭诗意者有之，诗意偶合者有之，但只是个别地方偶同。象《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和《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第二首这样，诗意和词句基本相同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两首诗决不会一是许浑作，一是杜牧作。笔者认为这两首诗是一诗两稿。许浑先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后又作《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第一首。意犹未了，遂改五言律《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诗稿成为《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后人裒集许浑诗，把原稿、修改稿都收入集中。这种现象，在李白集中有好几个例子。

四 辨证《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的两首诗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有一首《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当是许浑作，误入樊川诗中。
这首诗首叙梁秀才的身世经历，次叙梁和自己的友情。又云：“渭阳连汉曲，京口接漳滨。”原注云：“某自监察御史谢病归家，蒙除润州司马。”杜牧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自撰墓铭》中对自己一生的仕途出处，叙述得非常清楚准确：“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周岁，拜中书舍人。”据此，可知杜牧既未“谢病归家”，又未被除“润州司马”，所以，《全唐诗》、《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以此诗为杜牧作，均误。
《唐才子传》卷七许浑传云：“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为润州司马。大中三年，拜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辛文房这一段记载，和《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一诗的原注，有几个地方吻合：一，许浑曾任“润州司马”，二，许浑曾为“监察御史”，三，许浑羸弱多病，“以伏枕免”。但是，辛文房以为许浑先为润州司马，后为监察御史，叙述时序比较含糊。我认为这首诗的原注较为清楚，而许浑又别有《卧病(时在京都)》、《余谢病东归王秀才见寄今潘秀才南櫂奉酬》等诗，可为助证。可见，《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一诗，确是许浑作。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还有一首《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决非杜牧作。诗云：“赐第成官舍，佣居起客亭。”诗下原注：“某六代祖，国初赐宅在仁和里，寻已属官舍，今于履道坊赁宅居止。”仁和里，履道坊，均是东都洛阳的里坊名。杜牧曾拜“真御史”，分司东都，但在他的诗文中，都未提及洛阳仁和里的旧第及寓居过的履道坊。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杭州启》、《自撰墓铭》则多次提到长安安仁里旧第，与此了不相涉。
诗云：“商歌如不顾，归棹越南灵。”诗下原注：“某家在朱方，扬子江界有南灵、北灵。”朱方，即唐代的润州丹徒县，《旧唐书·地理志》：汉县属会稽郡，春秋吴朱方之邑地。”杜牧从未在润州任职过，也没有在丹徒安过家，“某家在朱方”云云，显系他人的乡里。
考许浑集中有《下第归朱方寄刘三复》一诗，和前云“某家在朱方”语相合。集中又有《南海府罢归京口经大庾岭赠张明府》、《京口闲居寄京洛友人》、《京口津亭送张崔二侍御》等诗，许浑家在润州，是无疑的。许浑又有《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云：“全家南渡远，旧友北来频。罢酒松筠晚，赋诗杨柳春。谁言今夜月，同是洛阳人。”《郊园秋日寄洛中友人》云：“嵩阳亲友如相问，潘岳闲居欲白头。”则知许浑在洛阳的亲友很多，这也和前云“某六代祖，国初赐宅在仁和里”语相合。由此可见，《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当为许浑所作。前代编集杜牧诗的人，只知杜牧“分司东都”，就把这首诗误收入樊川集中。

五 《樊川别集》中亦有他人诗混入

《樊川别集序》云：“予往年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近汶上卢讷处又得五十篇，皆二集(企按：指樊川诗集和外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诗，乃知外集所无，取别句以补题。今编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
魏野、卢讷焉能无误!
《子规》，明系李白诗混入;《蛮中醉》，亦见之张籍集。杜牧行迹未尝至蜀地、岭南，写不出《子规》、《蛮中醉》一类的诗篇来。
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杜牧诗的《兵部尚书席上作》，系好事者伪托，未加考订，误收入集。诗云：“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偶发狂言惊满座，三重粉面一时回。”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于此诗后无注。《全唐诗》于诗后注出本事，然未标明出处。冯集梧注本则注明此事出于《古今诗话》，误。这件本事，最早见之于唐孟棨的《本事诗》：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宋以后诗话、笔记，多所征引。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六、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均载此事。长期以来，此事此诗，成为文坛美谈。
胡仔曾对此事提出过疑问。他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征引《古今诗话》后，又引《侍儿小名录》，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的看法：“《侍儿小名录》不载此事，出于何书?疑好事者附会之也。”
这首诗确如胡仔所疑那样，是好事者附会出来的。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是在唐文宗开成元年。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文宗皇帝改号初年，某为御史，分察东都。……其年(指开成二年)秋末，某载病弟与石生自扬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补阙。”这段自述，和他的《自撰墓铭》的记述，完全符合：“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李司徒是李愿。《旧唐书·李愿传》云：“宝应(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旧唐书》卷一三三校勘记：宝应为代宗年号，李愿卒于穆宗长庆之后，当为宝历之误。《合钞》卷一八四《李愿传》作宝历)元年六月卒，赠司徒。”唐文宗开成元年，杜牧分司东都时，李愿早已物故，怎能在洛阳邀宴诗人，并于席间惠赠歌伎呢?
又，李愿从未做过兵部尚书。考之史传，李愿承父荫，召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上柱国。后又历仕左卫大将军、检校礼部尚书兼夏州刺史、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刑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等。
据上数证，可知《本事诗》“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云云，殆为好事者所为，不足据信。

六 赠杜诗讹为樊川诗

《樊川外集》载《走笔送杜十三归京》，前人早已指出这不是杜牧作品。
冯集梧于题下注云：“胡震亨云：牧之卒年五十，此云六十，或非牧诗也。按：杜十三即牧之，此是送杜之诗，内兄年六十，作者自谓也。”冯集梧这个注极确。李商隐集中有《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杜牧曾任司勋员外郎，其姓氏、行第和官职均相吻合。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亦云：“故对此诗之较合理解释，当是送者乃牧内兄之为郡守者，后人不求甚解，将此诗混入樊川集内也。”
又，诗云：“应笑内兄年六十，郡城闲坐养霜毛。”按杜牧《樊川诗集》卷四有《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云：“历阳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或许写《走笔送杜十三归京》一诗的，就是这一位和州崔太守。杜牧前妻为河东裴氏，《自撰墓铭》云：“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时卒。长男曰曹师，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别生二男曰兰、曰兴，一女曰真，皆幼。”这位任和州崔太守的内兄，当是“别生二男”的后妻崔氏的哥哥。

七 杜牧诗混入许浑集中一例

《樊川诗集》卷四有《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此诗亦见之于许浑集，题作《春雨舟中次和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全唐诗》和冯集梧《樊川诗集注》都未注明两诗重出。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全唐诗》校订组于《<全唐诗>重出失注索引》一文中指明两诗互见。
两诗题略异，文字亦小有不同。杜牧集“雁初浴”，许浑集作“雁初落”;“吟暗淡”，许浑集作“吹暗淡”;“怅望春阴”，许浑集作“怅望青云”。尽管如此，两诗实为一诗。
这首诗，当是杜牧作，混入许浑集中。
首先，《樊川诗集》四卷为裴延翰亲手编集，他熟知舅父杜牧的行迹交游，这首诗有明确的人事、地望，裴不会误编。其次，这首诗的前后，有若干首与之相关的诗作，如《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和州绝句》、《题横江馆》，可证为同时之作。再次，这首诗后来传至许浑处，许有酬答的诗篇，题为《酬杜补阙初春雨中舟次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现存于许浑集中。诗云：“江馆维舟为庾公，暖波微漾雨蒙蒙。红桥迤逦春岩下，朱旆联翩晓树中。”此情此景，和杜牧的寄诗切合。后人编集许浑诗时，以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一诗为丁卯所作，又感诗题于义不通，故将题末“许浑先辈”四字删去，传钞时文字亦有讹误。

八 《隋苑》非李商隐作

《樊川外集》载杜牧《隋苑》一首，《全唐诗》云：“一作李商隐诗，题云《定子》。”
这首诗并不是李商隐写的。诗云：“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却笑丘墟隋炀帝，破家亡国为谁人?”
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于诗题下注云：“一云定子，牛相小青。”这里的牛相，指牛僧孺。他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一任六载。(见《旧唐书·牛僧孺传》)按太和六年到开成二年，李商隐仅二十多岁，忙于习业、应举，也曾从太原幕、兖州幕。至开成二年，登进士第，东归省亲，冬，赴兴元幕。史载没有李商隐佐牛僧孺幕的材料，《隋苑》，也不可能是李商隐的作品。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云：“《赤壁》，见杜牧集，《定子》，见杜牧外集，……案以上八首，皆非本集，由后人采摭附入者。”
杜牧曾去淮南佐牛僧孺幕，《隋苑》诗当在此时所作。

九 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误作张祜诗

杜牧《樊川外集》有一首题为《怀吴中冯秀才》诗，云：“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遊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已被录入《全唐诗》卷五百二十四杜牧集中。
这首诗，亦见于《全唐诗》卷五百十一，云张祜作，题为《枫桥》。诗中文字，与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诗大体相同，小有出入：“遊程”，张祜集作“游城”，“秋雨”，张祜集作“疏雨”。
这两首重出诗，当是杜牧作，误为张祜诗。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见现象。孙觌《平江府枫桥普明禅院兴造记》：“唐人张继、张祜尝即其处作诗纪游，吟诵至今，而枫桥寺遂知名天下。”(见《鸿庆居士集》卷二十二)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三“枫桥”条，还提到尤延之作《枫桥植枫记》，也征引了张继、张祜诗为证，可惜尤袤其文今已散佚。范成大撰《吴郡志》，也都征引了张继、张祜的枫桥诗。然而，王楙已经发现张祜《枫桥》诗和杜牧诗重出的问题。他在《野客丛书》卷二十三“枫桥”条，首先记载杜牧之诗，曰“长洲茂苑草萧萧，暮烟秋雨过枫桥”，又云：“近时孙尚书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枫桥修造记》与《枫桥植枫记》，皆引唐人张继、张祜诗为证，以谓枫桥名著天下者，由二人之诗，而不及牧之。按，牧之与祜正同时也。”范成大的《吴郡志》，也是既征引张祜的枫桥诗，又征引杜牧的《怀吴中冯秀才》。
笔者根据以下几点，认为这首诗当是杜牧作的：一，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十卷本、明龚半千编《中晚唐诗纪》之《张祜集》，均未收录《枫桥》一诗。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三十二仅收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诗，而张祜名下未见有《枫桥》诗。《全唐诗》卷五百十一，列《枫桥》诗于张祜集之最后一首，补入的痕迹极为显明。二，杜牧集之诗题《怀吴中冯秀才》，与诗意比较吻合。诗从忆念着笔，回想与吴中冯秀才离别时过枫桥的情况，景与情融，抒写了深厚的友谊和不胜缅怀的情愫。而误记为张祜的那一首，诗题与全诗诗意无关涉。大致是杜牧诗在传钞过程中，脱漏题目，后人误以为张祜诗，漫取诗尾“枫桥”二字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