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张翼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公元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著名史学家。孝宗隆兴年间试礼部词赋第一，调温州判官，兴州军教授。公元1171年(乾道七年)为太学学录，曾三次上疏孝宗，要求朝廷广开言路，规划抗金，恢复中原。因开罪于宰相，公元1173年(乾道九年)，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工作，就是他到严州以后完成的。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初刊于严州郡学。袁枢后被召回临安，任国史院编修、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和右文殿修撰等职。他对朝廷政治腐败，朋党互争等现象，很是不满。宁宗时，在“庆元党禁”中遭韩侂冑贬逐，晚年闲居十多年。作为一个史学家，袁枢为人正直，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家公正的优良传统。当他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宋史》列传时，北宋末年的“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他对章惇传加以文饰，他一听就悖然大怒说：“子厚(章惇的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因为这件事，当时人们称赞他“无愧古良史。”

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书成之后，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赞许。宋孝宗看过之后，就命人摹印十部，分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并嘱咐他们要认真阅读，说：“治道尽在是矣。”而且，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也认为是创造出了一种新体例。那么一部“钞”成的著作，它的意义会有这么大吗?

原来，我国自先秦以来直到北宋，史书的编纂，一是采用编年体，二是采用纪传体。这两种体例虽然都产生过不朽的名著，前者如《左传》和《资治通鉴》，后者如《史记》和《汉书》。但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编年体以年为经，突出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可是记事却前后割裂，破坏史事的完整性，一桩完全的史事，被年、月、日分割成为许多碎片，往往造成“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它虽是综合性的体例，有传、志、表等手段可以运用，对于时间、事类和人物等各方面都能够兼顾到，但也有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和脱节的缺点，结果也是“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总之，编年体和纪传体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共有的缺点，对于初学的人更是如此。

那末，能不能创立一种新体例，来弥补上述两种体例的不足之处呢?魏晋以后，就有人在探索建立起一种打破编年和纪传两种体例界限的新体例。北魏时崔鸿等人编纂的《科录》，据说就是一部以事为纲的自上古到晋代的通史，可惜的是，这部书早已亡佚了。直到南宋袁枢也因为面对这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苦其浩博”，才自出新意，着手改编，为翻检方便，他以事件为中心，标立题目，按时间次序加以叙述。《资治通鉴》经过这样一改编，内容简明扼要多了，避免了编年体的支离破碎和纪传体的重复矛盾。袁枢就是这样把一部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历史的《资治通鉴》改编成为包括二百三十九个专题，只有四十二卷的《通鉴纪事本末》。至此，一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纪事本末体，就这样创立了。

其实，袁枢原先本无意于著书，也没有想到要创立一种什么新体例，仅仅是为了帮助记忆和检索方便，以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其具体办法，就是钞书。把《资治通鉴》里属于同一事件的原文按时间顺序钞摘在一起，再安上一个标题，所以《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他就是这样用钞书的办法，不但编纂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当然，袁枢在整个摘编工作中体现了他的识见，甚至他的封建正统史观也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而全书条理清楚，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显现在具体而生动的史事当中，这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在历史编纂学上，任何一种体例都不是绝对的好与不好，纪事本末体也一样，它虽然克服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缺点，但对于总的保存史料的作用上看，却是不如它们的。因为它只能从全部历史中选择某些方面作系统的叙述，而不能对全部历史作全面的系统的叙述。例如，《资治通鉴》对府兵、漕运和土地制度等重要问题是有记载的，但《通鉴纪事本末》中却没有专题加以叙述。所以，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只是增添了一种便于记忆和检索，对初学历史的人更为合适的体例，而不能取代原有的利于广泛保存史料的各种体例。

在袁枢和《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产生了十三种纪事本末体史籍，形成了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大流派，为我国史籍体例的多样性、连续性特点增加了新的内容。

《通鉴纪事本末》素有宋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传世。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初刊于严州郡学的，世称小字本，公元1257年(宝祐五年)重刻于湖州的称大字本。明末张溥曾在书中加上他的“论正”，晚清江西、广雅等书局出版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依据张溥的论正本刊刻的。民国时商务印书馆曾将宋大字本影印，列入《四部丛刊》。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