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统(节选)
新原道·新统(节选)
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转,经过了三四百年,到玄学始入了正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二三百年,到现在始又入了正路。我们于本章以我们的新理学为例,以说明中国哲学的精神的最近底进展。在西洋,近五十年来,逻辑学有极大底进步。但西洋的哲学家,很少能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建立新底形上学①。而很有些逻辑学家,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拟推翻形上学。他们以为他们已将形上学推翻了,实则他们所推翻底,是西洋的旧形上学,而不是形上学。形上学是不能推翻底。不过经过他们的批评以后,将来底新底形上学,必与西洋的旧形上学,不大相同。它须是“不著实际”底,它所讲底须是不著形象,超乎形象底。新底形上学,须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底,须是对于实际,虽说了些话,而实是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不过在西洋哲学史里,没有这一种底形上学的传统。西洋哲学家,不容易了解,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话”,怎样能构成形上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恰好造成了这一种传统。新理学就是受这种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著实际”底形上学。但“新理学”又是“接著”宋明道学②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著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不著实际,可以说是“空”底。但其空只是其形上学的内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学以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与道学、玄学、禅宗的“空”不同。它虽是“接著”宋明道学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至少说,它为讲形上学底人,开了一个全新底路。……以前大部分中国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讲空虚之学,而在于他们不自知,或未明说,他们所讲底,是空虚之学。他们或误以为圣人,专凭其是圣人,即可有极大底对于实际底知识,及驾驭实际底才能。或虽无此种误解,但他们所用以描写圣人底话,可使人有此种误解。例如《易传》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说,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庄子·逍遥游》向、郭③注:“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僧肇④《肇论》说:圣人“智有穷幽之鉴,神有应会之用。”⑤又说:“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弥昏。”⑥朱子讲格物致知的工夫,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些话可予人以印象,以为圣人,专凭其是圣人,即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学为圣人,亦如佛教道教中,所谓学为佛,学为仙。学到某种程度,自然有某种灵异。普通人以为圣人必有极大底知识才能,即道学中,亦有许多人以为是如此。于是有许多道学中底人,都自以为,他们已竟用了“居敬存诚”的工夫,对于实际底知识、才能,都可以不学而自能。于是他们不另求知识,不另求才能。不另求当然无知识,无才能。这些人“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黄梨洲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这些人是无用之人。他们成为无用之人,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所学底是无用之学。若使他们知他们所学底是无用之学,他们即早另外学一点有用之学,他们亦不致成为无用之人。“新理学”知道它所讲底是哲学,知道哲学本来只能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底积极底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底才能。哲学可能使人于洒扫应对中尽性至命,亦可能使人于开飞机放大炮中,尽性至命。但不能使人知怎样洒扫应对,怎样开飞机放大炮。就此方面说,哲学是无用底。在以上所讲底各家中,了解并明说上所说底意思者,只有禅宗与阳明。禅宗明白承认圣人,专凭其是圣人,不必有知识才能。他们说:圣人所能作底事,也就是穿衣吃饭,拉屎撒尿。他们说:禅是金屎法⑦,不会一似金,会了一似屎。不过一般人都以为他们这种说法,是反说底。又因禅宗未完全脱去宗教的成分。一般人又传说禅宗的大师,有种种底灵异。因此禅宗虽有此说,而未为后来底人,所了解,所注意。阳明有“拔本塞源之论”⑧。他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所以至简至易,易知易从,易学易能,而以成才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阳明又说:“所以为精金,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虽分两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此。”(《传习录》上)此说虽是而尚有一间未达。才力与境界,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不必有联带底关系。说有才力底圣人,是万镒之金,无才力底圣人是一两之金,似乎才力与境界,尚多少有联带底关系。于此点我们可以说,阳明尚未尽脱流俗之见。“新理学”中底几个重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详见《新原人》)这些观念,又都是“空”底。他们所表示底都是超乎形象底。所以由这些观念所得到底境界,是虚旷底。在这种境界中底人,是“经虚涉旷”底。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虽是“经虚涉旷”⑨,但他所作底事,还可以就是人伦日用中底事。他是虽玄远而不离实用。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虽“经虚涉旷”,而还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这也不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无碍其“经虚涉旷”,而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对于他就是“经虚涉旷”。他的境界是极高明,但与道中庸是一行不是两行。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谓之圣人。哲学能使人成为圣人。这是哲学的无用之用。如果成为圣人,是尽人之所以为人,则哲学的无用之用,也可称为大用。选自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新原道》
〔注释〕 ①形上学:即形而上学,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 ②道学:冯友兰先生把道学规定为“本来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它不仅指“程朱”派的“理学”,也包括“陆王”派的心学。 ③《庄子·逍遥游》向、郭注:向秀、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代表人物。向秀,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 ④僧肇(384—414):东晋时期僧人,原崇信老庄,后出家从鸠摩罗什门下。擅长般若学,著有《肇论》等。 ⑤“智有穷幽之鉴”句:出自《肇论·般若无知论》,谈到般若之“智”和常识之“知”的关系。原句为“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用无虑焉”,意思是“圣智”能深入明鉴万物的玄冥幽微处,不含人世的惑智,遂能深远鉴照万物万事背后的实相玄理;而“神会”乃适机应会万物的功用,故能不动心起念,无虑随缘应会万物,所以能超然独立世外,不被俗务所累。 ⑥“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句:出自《肇论·般若无知论》,意思是圣人对物无所分别,一视同仁。但圣智并非如木石一般无知无觉,而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神明”,所以不能以世俗眼光论。 ⑦金屎法:佛教语。禅宗指参禅。指不会就是黄金,会了就如同狗屎。 ⑧拔本塞源论:本指树根,源指水的源头。拔本塞源,意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阳明主要是就“私己之欲”、“功利之毒”而发,要人们学习圣人之学。因为圣人之心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圣人之教就是推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此来克除人的私心,去掉其蒙蔽,恢复人们的本心。 ⑨经虚涉旷:郭象《庄子注》中“未能经虚涉旷”。指不着形象、超乎形象,取消了有无、天人、内外等一系列对立的思维方法和人生态度。〔鉴赏〕 冯友兰(1895—1990),现代著名哲学家。河南唐河人。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幼年在私塾接受传统儒学的熏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和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从1939年到1946年,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这些著作构筑了一个“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是冯友兰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他治学融合中西,在用西方新实在论改造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构造了中国哲学的“新统”。冯友兰称,新理学不是“照着”而是“接着”宋明理学(冯友兰习称“宋明道学”)讲的。一字之差,要表明的是他没有照搬宋明理学,而是有所创新。具体来说,新理学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它须是‘不著实际’底”。“不著实际”就是冯友兰一再强调的“真际”。他把宋明理学的“理”换了个名称叫“真际”,而“实际”则为宋明理学的“气”。具体来说,“实际”与“真际”的关系,就是“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冯友兰以为,“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他说:“必须先有个飞机之理,然后才有飞机。”(《三松堂自序》第252页)只有懂得制造飞机的道理,人们才能制造出飞机。这就是冯友兰常说的“理在事先”,“在时间上,理先于具体事物言;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同上书,第253页)。人类在制作器物时,往往在头脑中先有关于这一活动结果的蓝图。活动的结果观念地存在于制作者的脑海中,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但人类对制造飞机的道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来自无数次制造飞机的实践活动,冯友兰把这一实践过程全抹掉,宣称具体事物是以抽象概念为存在的。这样的“理世界”,是以抽象概念为先于物质世界并产生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主张,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的,其所说“不著实际,可以说是‘空’底”就是很言简意赅的说明。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讲空虚之学,而在于他们不自知。”他认为就中国哲学史而言,只有禅宗与王阳明的学说没有犯这方面的错误。冯友兰自称,“知道哲学本来只能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底积极底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底才能”。新理学的使命,不是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他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就是求得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看来,新理学中“理”、“气”、“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于天”,达到“天地境界”的地步。冯友兰对人生境界的诠释,在《新原人·境界》中已有分析。新理学体系创建于传统文化面临深刻危机之时,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学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新理学的创立,借鉴了西方哲学的一些东西,这种借鉴的基础是对本土哲学的一种深切理解与认同。引入西学更新传统哲学,是对传统文化精神一个新把握。这也许是今天我们研读冯友兰著作时,最大的一个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