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醒世格言对联集锦200句

由王安石嫁女谈宋代佛教的发展

【人物简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行观点认为宋代已进入佛教发展的衰落期，此时对佛典的翻译和阐释基本结束，在佛教理论上已无实质性建树，佛教僧团不如六朝、隋唐兴盛，也没有能与之前的慧远、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

北宋文人曾纡的笔记《南游说旧》中记载的一则王安石轶事可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笔记中说，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从王安石学习经义，深受赏识。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积极支持，后来官至尚书左丞。王夫人吴氏因为刚富贵，加上疼爱此女，就购置天下乐晕锦(一种价格十分昂贵的高级灯笼纹蜀锦)制成精美华丽的床帐来作为女儿陪嫁。可婚礼尚未举行，好事者已将嫁妆的奢侈程度远播，乃至很快就传进宋神宗的耳朵里。对王安石很了解的神宗很是不解，于是问王安石：「爱卿作为一代大儒，怎能用这么贵重的锦帐嫁女儿?」他吃了一惊，无言以对。回到家中一问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赶紧将锦帐施舍给汴京名刹开宝寺，用作福胜阁的佛帐装饰，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谢罪。由此可知，王安石作为名相，一向清廉自持，对于居所、服饰、饮食等从不讲究，甚至有时给人以邋遢之感。神宗作为有为君主，也崇尚节俭，但是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即使在如此君臣看来也理所应当。对于这种现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巩感到不可理解，鉴于佛寺的奢侈之风，他在《鹅湖院佛殿记》中说：「资其宫之侈，非国则人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发展盛况。

实际上，随着儒释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统治者对佛教多给予大力支持。即使徽宗崇道，并于1119年下诏「排佛」，但因佛教势力强大，迫于压力，不久不得不下诏「一切如旧」。由于朝廷的积极扶持，宋代僧尼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与徽宗时期为最高，约为1：40，真宗至高宗时的'平均比例约为1：【第60句】：宋真宗甚至亲撰《释氏论》，提倡佛儒迹异道同，并说：「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所以，在其统治期间，僧尼多达45万，这是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南宋时期，佛教依然兴盛，因此，不信三世轮回之说的朱熹无奈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故而，王安石将女儿嫁妆献给寺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举。他早年常读佛经，其家乡江西临川是禅宗重要发源地，对其影响较大。据宋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为受到云门宗高僧雪峰义存的一句话──「这老子常为众生作什么」的激发，「常为众生作什么」正是菩萨行的精神，显示了新禅宗的魅力。到了晚年，王安石更醉心于佛学，与僧人交往频繁，并将家宅施为报宁禅寺。

王安石的佛缘实与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与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间信仰与文人佛学，前者主体是民众，其信仰主要体现佛教中超自然的内容;后者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学理性的内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较多，他们承担着佛经翻译与传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识之士纷纷加入文人阵营。宋代文人普遍喜读佛典，有的热情甚至超过僧人，这些导致了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宋代文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显得与以往不同，能将佛禅之理转化为与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发展出独特的心性学说，促成了佛教的儒学化，并使文人佛学成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内容。

至于皇帝与宰相同意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在当时是有重要社会基础的。佛教虽然在本质上对物质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质享受，提倡「苦身窘行、离性禁欲」，以生活的艰苦来净化心灵与体悟佛法，但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来信奉，对佛国以及佛教事物作必要的美化是需要的。特别是到了唐宋，随着佛教在宣传上对佛本生题材的弱化和西方净土变题材的强化，在壁画中，画工们在描绘经变故事中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的过程中需要对人间皇室与贵族的生活环境进行观察，在这种程度上，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体的。这不但与佛教的传播手段有关，而且具有理论基础，如《阿弥陀经》里叙述的「极乐国土」在物质上就极为华美而丰富。其中，地是「黄金布地」，房子是「七宝楼阁」，并有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另有七宝池，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等宝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饰之。因此，信徒便将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达出来的净土世界具体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黄金珠宝来塑造，不遗余力地表现其庄严与华美，以虔敬之心试图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

一般来说，世俗之人多难接受「苦行僧」式的教化方式，所以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形式上，人间世俗的喜好与清规戒律竟生成了微妙的置换。因此，隋唐以来人们对和佛教相关的建筑、雕塑、绘画、家具等的表现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几与简朴之道背道而驰。在宗教建筑中，为了使人们深信万能的菩萨、神仙或上帝，无论寺庙、道观或教堂，都修建得庄严肃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们感到神灵的崇高，自己的渺小，从而生成归属感。实际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们的确多是把人间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给了宗教场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艺术的昌盛发达。宗教家具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和宗教建筑相适应，往往也采取华丽的形式与装饰。例如，在日本僧人按南宋寺院实际测量绘制的《五山十刹图》中，灵隐寺屏风、径山法堂法座、灵隐寺山门香炉、众寮圣僧橱等图像上显示了昔日实物的奢华。灵隐寺屏风为三扇，通宽【第14句】：3尺，中屏高【第19句】：34尺。当时一尺折合31cm，即这是一件通宽4【第43句】：3cm，高5【第99句】：5 cm的庞然大物。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尺度最大的太和殿屏风有七扇，通宽525cm，高425cm，其每扇的宽度与高度远不及此，可以想见那时陈设此件家具的灵隐寺庙堂是何等的高大雄伟。

作为修行者，本应抛弃物质享受，但为了体现宗教的「庄严具足」，又须表现佛像庄严、法器贵重、斋局盛大，为出席奢华的道场，僧侣们的衣着与器物也会十分讲究。当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辉煌成为人们印象中寺院的应有特征，千佛殿、万佛楼成为各地效仿的标志，而庙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佛像高度的不断攀升也成为各地竞争的热潮。对于此类现象，其实早在宋神宗年间，当时的状元黄裳在《含清院佛殿记》中就说：「佛之性，其体也圆，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宫殿楼阁户牖阶砌，严丽广博。宝华妆校，翠影妙香不可穷，既然，而佛之荣华侈靡岂资于物哉!」那时，黄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这一问题又何去何从呢?

谈王安石的《伤仲永》

《伤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杂文体的散文，通过方仲永的故事，说明人的知识才能决不可单纯地依靠天赋，而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与学习，文章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方仲永由神童而变为庸人的过程；第二部分就上述而发了一通“受于天”与“受于人”的议论。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事乃议论的基础。叙述方仲永事迹时，又分两层来写：一写少年聪颖，一写长大庸碌。全文缘事明理，抑扬见意，富有启发性和说服力。

文章先以褒扬之笔极写方仲永“受之天”的“通悟”，这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父异焉”，一是“邑人奇之”。仲永的奇异，由家内扩展到社会，其中有他个人的特异，又有家人的作用。因家人首先的异，炫耀于人，使得乡人皆异。其根本之点，还在于仲永本身的异行。仲永本身的异有四：一异在五岁时忽啼求书具。方仲永家“世隶耕”，与书具无缘。只有“兵家儿早识刀枪”，哪有田家子忽思书具！“忽啼求”之状，就使人不明其原，且“啼”求，要求强烈，又不失儿童之状，更让人感到大惑不解。二异在不学而能书。居然“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是罕见的天赋之才。三异在不学而能诗。一下子就能写出“以养父母、收族为意”的四句诗，不能说不是奇迹。四异方仲永不是偶尔能写首把诗，而是随时随地“指物作诗立就”，并且“其文理就有可观者”。方仲永在家中的`异行，使得他父亲“传一乡秀才观之”，为了辨其正误优劣，请秀才鉴别；为了炫奇显异，向秀才夸耀，也就导出了“邑人奇之”的结果。写方仲永后来所为，则大别于前。到十二三岁时，虽还能作诗，可是已“不能称前时之闻”，和过去说的情况已不相符了。到了二十岁时，虽有少许文化，然而“泯然众人矣”，沦没到和一般人一样了。作者通过方仲永前期和后段的大幅度的变化，为后文的议论铺设了充分的基础。但是作者对方仲永的褒扬是扬中有抑，第一部分以扬笔写方仲永之天才，已经暗藏抑笔于其中，预示着方仲永未来的发展。只是这时的抑笔系暗笔，使人不易察觉，直至读过后面议论，才使潜意透出。方仲永幼有奇才，其父却是一个庸人。他“世隶耕”，不明事理，不通文墨。因而到了仲永五岁时，未尝识书具，他家也没有笔墨。本身缺乏文化修养，也不懂得教育原理。其父还是一个世俗之人。当乡间之人以仲永为奇人后，请他父亲去作客，叫仲永当场表演，有的更以钱币买仲永的诗和字，“父利其然也”，以为借此有利可图，就天天拉着仲永到处去见邑中之人。他为了图利，并不考虑儿子的前途，于是葬送了儿子的天赋。其父更是一个愚人。仲永之父认为儿子有天才，居为奇货，炫耀牟利，“不使学”。殊不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材。方仲永有再高的天赋，终不免要沦为“众人”。方仲永由聪慧过人，到泯然众人，这个悲剧完全是由其父的愚昧、庸碌、贪利造成的。作者在扬仲永之才时，已隐喻贬斥之意，这也为后面的叙述作了铺垫，更为后段的议论语设了条件。

作者在充分叙述方仲永由神奇之童变为平庸之人的基础上进入议论。这样，议论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事能动人，理可服人。议论时又分两层来写，一写方仲永受之于天，比一般人资质超过很多，可是因为不受于人，后天没有好好地学习，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众人。二写一般人不受于天，本来就是普通的天资，又不受于人，不努力学习，岂不更会成为平庸之人吗？这段议论之所以使人信服，一是议与叙切合。仲永幼慧如神，证明确是“受之天”，幼而能指物赋诗，长而泯为众人，理从事出，无一偏颇。二是对比有力。像方仲永这么通悟之人，尚且因不学而沦为庸人，那么那些本来就属“众人”者，又不“受于人”，岂不是更不能跳出“众人”范畴吗？两相对比，鲜明地突出了要说的道理。

（作者：徐应佩 周溶泉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浅谈由谈中国诗谈古诗暗示情感

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一文中，认为中国诗较之外国诗篇幅短小，说“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虽“简短”却“可以有悠远的意味”，使人“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这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冯友兰先生说：“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它无不如此。”的确，在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暗示与明晰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同一艺术作品中，二者不可得兼。中华民族的心理气质偏于内向，加之儒家主张为人处世要“温柔敦厚”，讲求内敛，要“敏于事而讷于言”，影响到诗人对外部事物的敏锐感触，所以当他们将这些感触诉诸笔端时，常常文字简约，惜墨如金。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欢直白、坦露，因而诗人习惯于使用暗示性的语言。以诗歌语言的暗示性，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在《谈中国诗》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别从三个方面阐释中国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一特点。

一是将读者引入边涯，接着是深秘的静默。有时候，作者将你引诱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一般。这是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静默不言，欲说还休。

二是行文不了了之，引得人遥思远怅。譬如，“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两首诗，这两个“不知”简直撩人心魄！此乃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二种表现方式，即故云“不知”，不了了之。

三是问而不答，以问为答。作者说，“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此乃中国诗歌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三种表现方式，即问而不答，以问为答。

那么，我们在鉴赏古诗时应该如何分析古诗词所暗示的思想内容或感情呢？

从意象的暗示性入手

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合与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在中国诗词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意象反复出现，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读者在欣赏诗词时，通过审视诗歌中呈现的意象，调动生活经验，就能迅速把握诗歌的主旨或者思想情感，这就是我们说的意象的暗示性。

譬如，古典诗词中常以冰雪的晶莹暗示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月亮则暗示离愁别绪，抒发思乡之愁；蝉常暗示品行高洁；莲花既有高洁的象征，又能表达爱情；梧桐、杜鹃是凄凉悲伤的象征；鸿雁则表达了游子思乡怀亲和羁旅伤感之情。再比如松、菊、梅、竹、兰等多用来表达高洁情操，关山、杨柳、兰舟、长亭等物多用作挥写离别之苦，而南山、幽居、禅寺等则多与隐逸情怀相连……这些意象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化入了国人的思维。掌握这些意象的含义，就能大体抓住整首诗的意境氛围、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诗词的主旨。

从题目的暗示性入手

古人云：“题者，额也；目者，眼也。”题目是诗歌的灵魂所在，认真审视可以了解诗歌的内容主旨，猜测其思想感情，进而为下一步鉴赏打下基础。如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题目中一个“喜”字，就写出了因为被贬沉沦，亲人还来探望，诗人感激而喜之情。再如柳中庸的《征人怨》，题目中的“征人”就点出了诗人刻画的人物，写的是征人戍边的生活，而“怨”字点出了情感：朝廷连年征兵、备战，老百姓苦不堪言。

从作者生平的暗示性入手

每位诗人所处的时代，他的'出生阶层、自身遭遇、性格禀赋、艺术修养等都极大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如李白和杜甫，他们都是我国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但是由于两人经历、生活环境、性格气质的不同，各自作品的艺术风格也迥然不同：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多写山川秀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多实写现实生活。此外，陶潜的诗之所以平淡自然而又不失隽永，是因为他厌弃功名；辛弃疾的词“英雄出语多本色”，正是他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从注释的暗示性入手

注释是对诗歌字词句的解说，其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作品。诗歌的注释放在篇末，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注释中关于作者、时代背景、题干的注释，也同样有着暗示性。诗歌鉴赏类考题一般少有注释，若有，就比较重要，鉴赏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在注释中的作者往往不太为人所知，一旦注释，即为我们理解诗歌打开了另一扇门，时代背景的注释也暗示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总之，中国古代诗歌虽简短但并不简单，能够在有限的文字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意味。不管是意象、题目，还是作者、注释，无不把诗人的情感精妙地暗示出来。

漫谈王安石的诗

引导语：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诗现存1531首，大体上可分为为官与隐居两个时期。前期诗作，主要有针贬现实、抒发政见、言情抒怀的政治诗、咏史诗、寓言诗和酬答赠别;后期诗作，或直抒胸臆，抒发诗人被迫隐退的愤懑之情，下面是小编收集有关他的诗的相关信息，我们一起阅读学习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因他被封为荆国公，故也称“王荆公”;又因他是临川人，有“临川先生”之称。他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当过一些地方官，曾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以纾民困。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特拔他为参知政事。从此，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但由于旧党排挤打击，他于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两次拜相，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旧党司马光为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于次年病故。?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北宋的大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革新诗派中最优秀的诗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前辈作家的创作主张，推崇唐代诗人杜甫、韩愈、李商隐、张籍等，反对西昆体诗风，力主文学创作“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其文逻辑谨严，风格雄健、峭拔，修辞精炼;其诗独树一帜，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著有《临川先生文集》100卷。?

王安石的诗现存1531首，大体上可分为为官与隐居两个时期。

前期诗作，主要有针贬现实、抒发政见、言情抒怀的政治诗、咏史诗、寓言诗和酬答赠别、悼念亡友之作。如《河北民》反映了辽和西夏入侵，北宋王朝搜刮民脂民膏，屈辱求和，人祸天灾，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收盐》、《省兵》、《发廪》、《兼并》、《感事》等诗也都表现了诗人体恤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思想。这些诗作，虽然大都“以议论为诗”，但思想深邃，论述生动，且具有真情实感，有别于“味同嚼蜡”之作。《明妃曲二首》、《孔子》、《孟子》、《商鞅》、《张良》、《范增》、《贾生》、《谢安》、《杜甫画像》等诗，或评价历史人物，或咏史抒怀，借古讽今，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同昌叔赋雁奴》、《秃山》等诗借助于寓言故事来针砭时俗，构思巧妙，耐人咀嚼。《奉酬永叔见赠》、《别和甫赴南徐》等诗可谓酬答赠别之佳作。《思王逢原三首》痛悼亡友王令，如：“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其二);“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凰羽短，骐麟埋没马群空。中郎旧业无儿付，康子高才有妇同。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其三)，以常语写深情，长歌当哭，真切感人。此外，《哭梅圣俞》、《伤杜醇》等诗也都是诗人从肺腑里流出来的痛悼亡友的悲歌。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长于议论，善于用典，格律谨严，属对工稳，诗风或沉郁如老杜，或平淡如张籍，或峭雄如韩愈。?

后期诗作，或直抒胸臆，抒发诗人被迫隐退的愤懑之情：“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谢公墩》);或托物寄兴，表现诗人刚正不阿的禀性，如《孤桐》、《古松》、《梅花》等。而更多的尤为人们所称颂的则是那些描绘湖光山色的写景小诗。这些小诗(主要是绝句)，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写法被人称为“王荆公体”②。

其特点：一是意境空灵，如：“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岁晚》)又如：“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山行》)

二是用语精警，如：“春风自③绿江南岸”(《泊船瓜洲》)，著一“绿”字，写活了春风，隐隐传出了江南春来早的讯息，令人赏心悦目;“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造语新奇，仅14个字便再现了绿水“护田”、青山“排闼”的优美景色，且将山水写得有性有情。

三是饶有画意，如：“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钟山晚步》);“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苍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金陵即事三首》之一);“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侧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江宁夹口三首》之三)，根据这些诗行，画家无须费力即可作出一幅幅迷人的画来。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较之前期诗作，诗律更严谨，语言更精警，但回荡在前期诗作中的强烈的政治热情锐退，诗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或闲澹，或清婉，或雅丽。

王安石的诗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为人们所称道。欧阳修赠诗道：“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④杨万里形象地说：“读半山绝句可当朝餐。”⑤当然，王安石也有一部分诗喜造硬语，押险韵，对后世有过不良影响，但这毕竟是白璧微瑕。?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十卷。

②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③最早的南宋龙舒刊《王文公文集》本作“自”，明嘉靖三十九年吉阳何氏抚州覆宋绍兴中桐庐詹大和刊《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缪氏小山房刊本也均作“自”。张元济影印季振宜旧本《王荆文公诗李雁湖笺注》本作“又”，这或许源于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脍炙人口的“诗词改字”条，系以讹传讹。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七。

⑤《荆溪集序》。

　　《唐宋词简释》：王安石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首为金陵怀古之词，以笔力峭劲，为东坡所叹赏。上片写金陵之景，下片抒怀古之情。“登临送目”四字，笼照全篇。“正故国”两句，言时令与天气。“千里”两句，言山水之美。“征帆”以下，皆为江天景色。换头，历述古今盛衰之感，清空一气。“门外楼头”句，用杜牧之“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诗意。“六朝”句，用窦巩诗意。“商女”句，用牧之《泊秦淮》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