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苦心经营，一朝易帜为晋作嫁衣，东吴交州屡叛为哪般？
四十年苦心经营，一朝易帜为晋作嫁衣，东吴交州屡叛为哪般？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平民身上都是一座大山。在三国那个年代，中原大地兴起了魏蜀吴三个国家，许多人都幻想成为这名士、豪强，有一技安身立命，但更多的是躲避战火，四处避难的草民。那时偏远的南方，如远离中原战火的交州，更是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港湾，仿佛世外乐土。
这里物产丰富，又在原来士燮家族的治下几十年不兴刀兵，是东吴的财政大宗。但到了东吴后期，交州常发生习惯性叛乱，最终发生举郡向晋朝归降的事。经过八年的反复争夺，吴将陶璜才艰难地收复了交州，不过此时的吴国也已国力虚耗，日薄西山。三国之中，东吴的治理民族融居的边境地区，效果最差，动乱也最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归功于”吴国近乎压榨的治理模式，生活在这里，完全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人间乐土。
266年前后，晋军向交州渗透，晋吴对峙态势
一、交州屡叛：三十只孔雀引发的动荡
交州在东吴治下发生过多次叛乱。在孙权从士燮家族手中接管这个地区后，第一、第二任长官步骘和吕岱采取了以开拓外向为主的治理方式。东吴的势力并不断向南发展，向中南半岛上的一些部落国家展示东吴的威信，和他们建立了朝贡关系。
东汉末年，交州诸侯士燮，在当地威望极高
步骘和吕岱，都堪称叛乱克星。吴嘉禾三年（234年）南海人罗厉叛乱，赤乌二年（239年）廖式叛乱，孙权都不得不倚仗七十多岁的重臣吕岱，才维持了南境的大体安稳。
接替吕岱的陆胤，是历任长官中成功的一位。他以抚为主，”重宣至诚“，讨平苍梧等地的贼寇，使商旅通行，疫病瘴气消失，史载”帅百馀人，民五万馀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
然而陆胤去世之后，交州的局势一步步恶化下去，逼得朝廷逐年增兵，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事件的起因说来有些荒唐，公元263年，交趾郡吏邓荀响应吴主孙休命令，征调民间孔雀三十头，进奉内廷。而交趾太守孙谞也征调了不少手工艺人到都城建业服劳役。
264年前后晋军包围东吴态势
一毛不拔就拿百姓当提款机？这样的行径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感。于是郡吏吕兴替天行道，杀死孙谞、邓荀，率部向北逼近合浦郡，向西联络南中都督霍弋。这时的蜀汉已亡，蜀汉旧将霍弋已经是晋朝的人了。吕兴一起兵，交趾以南的日南、九真郡纷纷响应，西晋俨然形成了从西、北两个方向包围东吴的态势，昔日安稳的大后方变成了平南的桥头堡。门户洞开，谁能想到这是稀有动物惹的祸。
二、百姓好为祸乱？其实，是治理模式太生硬
孙权承父兄基业，之后孙亮、孙休给人的印象也是守成之主，但治下的边境屡屡成为不安稳因素，难道真如史书所说，这个地区的人民“厌其安乐，好为祸乱”？
其实，交州在此之前习惯了士燮家族类似黄老，清静无为的管理模式，突然松散的经济组织强行要被纳入朝廷的贡赋体系，或是官府强制百姓迁徙，或是没收他们的渔网，改渔为耕，都让会百姓强烈不适。交州的海产、珍宝，物产相比同时期蜀汉的南中，实在富庶太多，但也被当做摇钱树，榨取的太多了。
交州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其一是繁重的赋调负担。东吴接管这里后，延续了以往的算赋和口赋，这是一种以户口人口数量计算的征税方式，对于人口数多的家庭，这相当不公平。隔三差五还有临时征调，地方官会征缴珍珠、鹿皮、麂皮、孔雀、水牛皮等物，供给朝廷。有心善的太守不忍剥削百姓，如车浚和张咏，却被皇帝孙皓斩首，就因没有按时上缴人头税。
和东吴不同的是，北方的魏国早在建安年间就取消了人头税。曹操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在统治区内实行户调制，以家庭为单位，用征收实物取代人头税。
每户家庭除田租外，另征绢二匹，棉二匹。并约束官府“不得擅兴发”，北方农业得到快速恢复。相比之下，东吴不论是交州边境还是江东本地，负担都最沉重，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东吴的赋税没有稳定的标准，随意性很大。
第二座大山，就是官府强行控制了很多行业贸易的经营权。除收回了正常的盐、铜铁的官府专营权以外，东吴还实行了不得人心的“珠禁”。交州近海，海产丰富，但东吴禁止以渔业为生的百姓下海采集珍珠。
东吴的最后一任交州牧陶璜在降晋后提到：
“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
陶璜，晋时封宛陵侯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那时交州的耕地稀少，农业还在初始阶段，许多沿海的居民用玳瑁、珠玑、铜矿、水果与中原来的商贾交换粮食布匹。然而官府与民争利，百姓没有活路，只能铤而走险，这是这个地区多发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271年，东吴很有实力的地方重将陶璜经过八年的反复争夺，为东吴收回了交州，但这时在暴君孙皓治下的孙吴已经没剩下几年国运了。280年，当陶璜收到亡国皇帝孙皓的手书，劝他归降时，他嚎啕痛哭，但别无他路，只有易帜。此后，他依然为晋朝镇守交州，一守就是三十年。
这个时期，他才重新开放了“珠禁”，规定百姓采得上等珍珠三分之二上交，中等珍珠三分之一上交，下等珍珠允许百姓自行买卖，虽然只是有限度的开放，但也总算是让利于民。因而陶璜在交州，口碑非常好，“威恩著于殊俗”，这正是民心，不可侮啊。
三、统治者的心态：国富民穷，急功近利地榨干民力
东吴在三国之中，论面对民族群居、组织松散，局面之复杂，不如北方，昔日曹魏不仅有东北方向鲜卑、乌丸民族虎视眈眈，西北也不安宁。就在西晋筹谋南下灭吴之际，凉州鲜卑部秃发树机能动乱也耽搁了晋统一的日程。
论局面稳定，东吴也不如西蜀。蜀汉在南中地区，历任张嶷、马忠几代都督，深受当地人爱戴，马忠甚至被立庙祭祀。
为什么会这样？孙吴的历代君王清楚知道和邻国曹魏在人口、军力和经济上的差距，想尽各种办法提升国力，对待交州这个开发缓慢而又潜力巨大的肥肉，表现出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可以理解。尤其是吴大帝孙权，心里着急呀！于是以他为首的东吴精英们，将这种掠夺式的大敛财术进行到底。
南京六朝博物馆孙权塑像
陆胤在任时，讨伐交州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馀人，以充军用”，有赚头的仗才值得去打，既能刷经验，还能补充人口。
另外，统治者还特别喜欢折腾，大帝孙权酝酿的货币改革就非常最出名。2000年时，广州出土了3000多枚堆置成串成堆的铜钱，其中就有许多三国时东吴发行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两千“铜钱。在东吴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交广为一州，从侧面我们也能看到当时这个地区货币流通频繁，商业非常发达。
不过，孙权是个狠人，收购了许多百姓手中的铜料，铸钱越铸越起劲，这批文物铜钱中，甚至有大泉五千的面值，即新币顶旧五铢钱五千。在门阀大族把持下的东吴，超大额面值的钱，大多为大户操纵，贵族可以以一比五千的币值收购平民的货物，但百姓手中的大钱，却难以在魏、吴和南洋诸国流通。孙权的举措终于引发了流通市场的混乱，物价飞涨，商人、百姓苦不堪言。
大泉五千，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传世极少
《三国志裴注引江表传》记载，到了公元246年时，孙权才仿佛良心发现，觉得这么敲诈百姓有那么点过火，下诏说：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大帝发话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侍御史谢宏的锅。孙权不得不下令将许多大钱融化，回炉重造，不再流通，百姓的怨言才稍稍平息，但这种虚值钱带来的财政亏空和通货膨胀后患无穷。神奇的是，有幸存的大泉五千大钱流传了到今天，成为了博物馆的稀有珍品。
从大泉五千再到孔雀事件，交州的民心一步步走向松动和瓦解，使晋军在南线有机可趁，东吴覆亡的前奏因此拉开。这是东吴国库日渐丰盈，却不肯让利于民的结果，门阀贵族拼命聚敛财富，使得百姓“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正应了那句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个乱世，富庶安定如交州，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是很差的。
子恒结语
孙吴帝国存世五十余载，积极开发岭南边境，将农耕文明的火种撒播在交州地区，也和南洋、中南半岛上的许多国家建立朝贡关系，在海洋贸易、造船、陶瓷业等许多领域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
当然，既有成功的经验，就有不成熟的经验。孙吴开发交州，本意也只是最大限度地攫取人力、物产资源，经常对百姓来点揠苗助长性的举措，激起了民变，可并不是因为人民天性好斗。东吴之后，两代地方官都吸取了经验，一代贤吏吴彦接替了陶璜。他继续镇守交州二十余年，史称“威恩宣著，南州清净“，可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杆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