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描写国人虐根性的句子汇集50句

鲁迅执着地批判“国民性”原因

现在有些人似乎很“爱国”，说鲁迅批判国民性把中国人说得太丑了。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直观地对鲁迅的批判方式表示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担心会丑化了中国人，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写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谈得最多的一是“看客”，二是“奴性”。例如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经验》)

还有“奴性”，也是鲁迅认为国民性中最严重的病态。大家回想一下，在鲁迅的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奴性思想的体现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而冯友兰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三种不同的思想方式，让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在内心挺过去，那就是忍，忍的结果就是妥协，被奴役而心安理得。

鲁迅声称他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传统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又特别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

我们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处世行为与心理表现，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恶心，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真实的刻划，是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我们也就理解鲁迅所说，其目的就是要写出“国民沉默的魂灵”来。中国人的一些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也都麻木了，鲁迅却要真实说出。通过鲁迅的创作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我们周遭的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比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狭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鲁迅笔下阿Q等角色的表现，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精神弊病?鲁迅是深刻的，但他又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鲁迅痛切地感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存在看这种严重的病，所以他要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没有开什么药方，药方不是文学家能开的，鲁迅只是看病。他把中国人这个老病根给看出来了，这就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是能看到许多国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这些病现在也还有些严重，这就是鲁迅的深刻，鲁迅的厉害。

鲁迅为何那么执着批判国民性?这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有关。他在1907年前后就已经有过立国必须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即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可以说，“立人”贯穿鲁迅思想的一生。在鲁迅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批判，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

其实，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鲁迅独有。晚清以降，象梁启超、严复这些先驱者，都提倡过类似的口号。严复编《天演论》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衡量种族优劣的指标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严复从进化论演绎出的“鼓民力”之说，在急于适应和满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需求中，中国过去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碍。在严复的时论中，国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来，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梁启超1900年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没有直接用改造国民性这个概念，而是提出“开民智”。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从刊名可猜测梁启超还是把国民性改造视为“第一急务”了。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上，与严复、梁启超并无大别，而且他们一致将其原因都归之于千年专制所造成的积习。但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共和的立场，被孙中山讥为“曲学之士”，孙中山质问的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场。改造国民性其实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驱者思考中国之命运的一种趋势，鲁迅接续了这种思潮，并付诸实践。改造国民性并非给中国人丢脸，并非全盘抛弃传统，而是很实在的一种精神建设工作。

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是清醒的，但也常常感到无力。他说自己的文章如同一箭之入大海。我们对鲁迅的苦心是缺少理解的。几十年来，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诸如“国民性”是个伪问题，这一问题太玄虚，不易把握。有的批评鲁迅“文化至上”，是唯心主义。对鲁迅前期思想的评价一直很谨慎。

这些年又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强盛，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条件会好起来，国民素质自然也回提高。但是事实却是，经济发展了，精神生活却空前枯竭，国民素质并未得到提高。这也说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工作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和百年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不同，他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不只是给别人动手术，往往也是给自己开刀。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严峻的自审意识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抉心自食，鲁迅的文章与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随着国民性批判，是对自我深层人性和阴暗面的探索和挖掘。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鲁迅那样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今天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

鲁迅作品是富于批判性的，是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刮骨疗疮，很痛苦的。我们看鲁迅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很闷，很沉重、难受。他写的那些沉重悲哀的东西，老是缠绕着你，甚至让人不得安宁。你们读鲁迅如果有了这种感觉，就是读懂了一点鲁迅，慢慢接近了鲁迅。鲁迅不是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预备的，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人生历练。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可能不那么喜欢鲁迅的作品，主要因为他们还缺少人生的历练。

鲁迅《关于批判家的希望》阅读答案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鲁迅

①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②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③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①，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④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②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⑤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选自《热风》，有删改）

【注】①“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②“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15．请简要分析文章的论述思路。（6分）

16．请概括第③段中“滥用了批评”的几种表现。（6分）

17．结合全文，谈谈鲁迅对批评家的希望。（6分）

答案:

15．（6分）首先指出批评家业已出现并快速增多的现象；然后提出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的优

缺点；（亦可分为两点——“接着肯定某些批评家怀有宽容态度的好意批评；然后批评

某些批评家非正确的批评方法”）最后集中表明对批评家的希望。

评分建议：每点2分；若第二部分分为两点，此两点各1分。

16．（6分）套用西方陈旧的理论，照搬他人呆板的观点，固守中国非文艺批评的方法。

评分建议：每点2分。

17．（6分）对文艺有着“热烈的好感”；深谙并掌握各种批评理论；踏实了解作者，并多读

所批评的文本；以宽容态度，就事论事。

评分建议：每点2分，答对三点即得6分。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引导语：鲁迅弃医从文，这个故事大家是否了解？为何鲁迅先生要弃医从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1：《呐喊》和《藤野先生》中有关作者对其自身从医和弃医从文原因的叙述。

鲁迅在《呐喊》中提到有关自己公费留学日本时的梦想“我的梦想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父亲的爱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心。鲁迅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其祖父曾是京城的官员，家道兴盛时别人会恭恭敬敬的称呼他为“哥儿”“少爷”眼睛里满是关切和温情。后来祖父锒铛入狱，家道也随之衰落，旁人看你的眼神也冷漠也许多，少年鲁迅经历了家庭的兴衰也尝尽了人家的冷暖。后来父亲生病请了当时家乡最著名的中医来给父亲医病，这位中医给的药引子极其与众不同，可是医了两年钱花了不少父亲的病倒是毫无起色，医到最后这位著名的中医自觉此病难好，又觉怕鲁迅父亲如果病死了会破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就伺机将另外一位中医介绍给少年鲁迅，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鲁迅彻底对中医失去了信心。

在鲁迅的《父亲》一文中描写了父亲临死前的一幕，父亲咳的这么厉害让少年鲁迅心如刀割，甚至萌发了如果父亲就此离去也算是少了痛苦的想法，鲁迅一直对此表示愧疚。对父亲的愧疚和爱可以看作是鲁迅从医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呐喊》中鲁迅也曾提到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医学的关系“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从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医学来让中国人了解相信明治维新，从而在思想上能够使得人民解放出来，大胆学习外国富强的优秀经验，而作为我国一衣带水之邦的日本的富强之路，无疑是我们借鉴的好榜样，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就已经开始注重思想精神方面的引导了。

后来留学日本最初是在东京学习，但是因为看不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迂腐生活正如《藤野先生》中所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表现了鲁迅对东京生活的失望，于是来到了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专学习，最初虽然因为“物以稀为贵”受到了优待可是也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仙台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并没有改变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就像《藤野先生》中“匿名信事件”中鲁迅所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可以想象独在异乡的鲁迅心中是何等的孤独。《藤野先生》中提到的“幻灯片事件”在《呐喊》中也曾提到，鲁迅在文中曾这样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意见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一位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藤野先生》中鲁迅也曾简单说过“幻灯片事件”和其弃医从文的原因。正是鲁迅在文中的直接表述让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唯一重要原因。但是当今很多日本学者包括少数中国学者对此说法都做了怀疑和否定。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2：中日学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解比较

鲁迅被誉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就鲁迅个人而言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拯救整个民族继而整个国家的爱国者，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鲁迅是以文章为武器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所以无论是从医还是弃医从文，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而作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人民大众只有有良好的国民性才可以引领中国美好的未来。

由于对鲁迅研究的学者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堆积，以竹内好为首的众多日本学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幻灯片事件”并非是最重要的原因。竹内好[1]在收录于《文艺读本 鲁迅》[2]中的《思想的形成》[3]中谈到“幻灯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是前后相关联的事件，但是和鲁迅弃医从文没有直接关系，二者给鲁迅造成的同样影响就是他们使鲁迅感到耻辱，是对自身的耻辱，与其说是同情同胞倒不如说是同情不得不去同情同胞的自己，他并不是因为同情同胞才去写文章的，同情同胞只是他联想到孤独的自己的一个标识，幻灯片本身并非他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他通过这两个事件所感受到的屈辱感让他开始改变想法决定弃医从文的要因之一。[4]

另外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5]在其收录于《文艺读本 鲁迅》中的《惜别前后》[6]中提到过针对鲁迅弃医从文的看法，他认为“幻灯片事件”并非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契机，最深层的原因是他与所看到的幻灯片上的中国人有了连带感，他和被虐杀的那个中国人包括周围围观的中国人都流着同样的血液，他从这些人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他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可悲的时候同时也感觉到自己也是同样的，正是这种连带感使得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另外鲁迅离开仙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逃避政治，与其说他是从弃医从文不如说是从政治转向文学，当时的东京是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城市为了躲避它而来到了原以为会远离政治的仙台，没想到这里的政治运动军国主义不亚于东京，而“幻灯片事件”只能算作是一个导火线。[7]综上所述竹内好和尾崎秀树的观点颇为相近，也是最独树一帜的论断。日本学者高田昭二在其《鲁迅的生涯及其文学》[8]一书中也否定了“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的旧论，他认为鲁迅之所以离开仙台放弃学医的深层原因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通过写小说来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这一论断是梁在其创建的《新小说》中发表的「小説と群治との関係を論ず」中提出来的。

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就对梁发行的报纸杂志爱不释手，而且在仙台学医之后虽然功课繁忙但仍抽出时间来看文学书，表现了鲁迅对文艺的热爱，但是最终由于肩负作为官费留学生对于国家的责任，才没有一味沉迷于文学书籍，而“幻灯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可以说是打破鲁迅这一顾忌使其真正的踏上文学道路的一个契机。[9] 东北大学的教授阿部兼也曾在《鲁迅仙台时代思想的探索 — 关于“ 退化” 意识的问题》中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考虑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及其同时代人, 都曾受到过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强烈影响。对于《天演论》思想的理解, 当时一般主要是把它视为一种有关自然生物适应环境而不断演化发展的科学理论。但是, 如果将它沿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时, 那么, 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言, 依照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 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将沦为“ 天演” 过程中要被自然淘汰的对象了。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切感到的一种危机”[10]严复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有深远影响，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迅渴望挽救国民的国民性就是认为当时的国民性也是因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而来的结果，希望可以通过医学来阻止国民性的恶化。但是后来在仙台学医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医学对于所谓生理的.退化必然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道理对于正在学习医学的鲁迅来说, 不可能不了解。因此, 挽救生理退化的说法不仅不可能成为鲁迅选择医学的一个主要理由, 而且它被鲁迅最终的彻底抛弃也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1] 虽然鲁迅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但并不代表鲁迅放弃了医学，相反鲁迅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到药理知识，比如《药》中的华小栓，作为肺痨患者，病毒一直在蚕食他的身体，不仅咳嗽不断，而且甚至连吃饭都成为负担，“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

鲁迅在描写文章中人物病态的时候将此病的症候描写的十分恰当，这也是得益于他的医学知识吧，所以说鲁迅并没有放弃医学放弃的只是将医学作为拯救国民性的手段，不但没有放弃医学而且还将医学知识和文章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鲁迅拯救国民性的战斗中。以上都是关于当代日本学者中对于鲁迅弃医从文这一转变原因的新解，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击倒了“幻灯片事件”作为唯一重要理由的旧解。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中也从不同的方面研究解释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答案丰富多彩。有学者认为是鲁迅所处的革命潮流影响了鲁迅最终下决心放弃医学，而在此之前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常和许寿裳探讨如何改变“国民性”的问题，考虑如何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12] 也有学者认为鲁迅从文完全是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这一论断和高田昭二不谋而合。[13]上述四位日本学者和中国当代的一些学者所研究的方向无疑都围绕鲁迅本人的思想深处来展开论述的。

日本学者更倾向于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而不将其性质归类于是否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是将鲁迅思想的转变视为是其思想在救国救亡道路上的单纯转变，因此更注重鲁迅思想本身不涉及阶级。但是中国的有些学者就认为鲁迅的这一转变是鲁迅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既然认为是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那么为何还有学者认为鲁迅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才有了转变，既然梁启超思想提出的就是通过改变国民性来救国，鲁迅亦如此，为何不说梁也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当然也不能将鲁迅定义为一位纯粹的文学家，文学对于鲁迅来说是改变国民性的手段，进一步讲是鲁迅进行革命的武器，但是又不能说鲁迅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不搞阶级他只是为了自己单纯的梦想——改变国民性，进而希望祖国国富民强。我们不应该将鲁迅归为特定的阶级，他只是而且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弃医从文，放弃的并不是医学而是把医学作为革命的武器，改为文学而已，令他发生改变的原因没有固定的明确的答案，但是唯一可以明确的就是“幻灯片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并非唯一的最重要的原因。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政府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