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禁书，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死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死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死，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死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死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