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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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

“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失败以后,1931年12月,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打着“文艺自由”的旗号,跳出来反对无产阶级文艺。他在《阿狗文艺论》中,鼓吹“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接着,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继续鼓吹“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他反对“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影射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当胡秋原这种“艺术至上”和“文艺自由”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时,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出来声援胡秋原。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诬蔑左翼文艺“霸占”文坛,使“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后来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章,继续攻击革命作家迫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动笔”。

对于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和苏汶的“第三种人立场”,瞿秋白、周扬、鲁迅、冯雪峰等人先后写文章加以严厉批驳。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超出阶级利益之外的“文艺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中做了资产阶级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作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章,都从维护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批驳了胡秋原和苏汶的观点和立场。

在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中,鲁迅的论述是最为有力的。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只不过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离不开”的。针对所谓左翼作家迫使“第三种”作家“不敢动笔”的胡说,鲁迅批驳说:“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事实证明,这些“自由人”、“第三种人”并不是那么超然脱俗的,这次论争结束后不久,有些“第三种人”就当上了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检查官”;胡秋原则当上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见“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自由”论和“第三种人”立场,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