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以群

雕龙文库 分享 时间: 收藏本文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以群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以群

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原名叶以群,安徽歙县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反日运动,被迫回国后即从事新文艺运动。历任《北斗》、 《青年文艺》杂志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组织部长。抗战初期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48年在香港主持“文通社”,开展对海外华侨文艺社团、报刊的文艺通讯和联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以及《文艺日报》、《上海文学》、 《收获》副主编等职。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死。

解放前的著作有: 《创作漫谈》、 《文学的基础知识》、 《文艺阅读与写作》等,译著有《苏联文学讲话》、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及其他》、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 《高尔基谈儿童文学》、 《英雄的故事》等。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论文、杂文集有: 《文艺思想问题笔记》、《在文艺思想战线上》、 《鲁迅的文艺思想》、 《谈有关文学特性的几个问题》、 《有关文学特征的问题》、 《我们的文艺方向和创作方法》、 《文学问题漫论》、 《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今昔文谈》及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 《以群文艺论文集》是叶子铭受出版社和以群子女之托在1983年编辑出版的。

以群属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后起之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毕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我国的建立、传播和发展,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与独特的贡献。从早年的《文艺创作概论》、《创作漫话》、 《文学底基础知识》到《新文学教程》的译介,直至晚年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他注重从整体上把握、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积极从事建设性的理论批评,并勇于从实践中不断克服左的教条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早在左联时期,以群在《文艺创作概论》和《创作漫话》中,就力图运用辩证唯物论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阐述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规律。他肯定文学的特质在于用“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 “表现人类的感情与思想”,明确否定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或视为“观念形态底‘形象化’”的错误观点;主张“要吸收已往一切消极的文学底遗产,经过淘汰溶解,而建立起新时代的新文学来”,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一切文学遗产的论调。同时, 《文艺创作概论》一书也受到苏联“拉普”派鼓吹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影响。抗战以后,他在《文学底基础知识》等书中,扬弃了“拉普”派的理论,并力图克服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比较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审美特性。如提倡题材的广泛性与主题的多样性,要求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同时, “深入人性底内部,从内部去了解人”,把表现人物的社会性与个性复杂性统一起来,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根据日本熊泽复三的日译本重译的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是以群译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曾被视为普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从抗战以来至五十年代初曾拥有广泛的读者。

以群在解放后的文论著述中,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主张文艺家要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及发展趋向。在文艺的本质特征和美学思想上,持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他既十分重视文艺的客观性、实践性与社会功利性,也高度重视文艺的审美功能和作家的独特风格、个性,主张把两者统一于典型形象的创造之中。以群对艺术思维的规律、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形式与技巧、文学鉴赏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艺术思维即形象思维,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思维,也不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直觉。指出, “文学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始终离不开具体形象的,他并不会有一个头脑中只留下概念或判断的阶段,而只是从个别的、分散的形象逐渐综合、提炼为更集中、更完整、更理想的形象而已。”因此,他认为在文艺创作中,如果忽视艺术思维的特性,将导致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文艺家必须按照艺术思维的规律来创造美的形象,做到感性与理性、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他主张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重视读者的鉴赏作用。认为“形式和技巧运用得不精当、不高妙,再好的内容也不能对读者发生作用。读者只有在接受并喜爱了作者所选取的艺术形式和所运用的艺术技巧之后,才会继而受到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感染”。以群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与美学观点,在他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这本教材,是他晚年对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经验教训(包括其自身的经验教训)的一次最后的思考与总结,也是他力图摆脱五十年代流行于我国的苏联文艺理论模式以及克服反右以来“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一次认真的尝试。由于历史条件与认识水平的限制,《原理》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文艺与政治、人性与人道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的论述,仍不可避免地留下当时历史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