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也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它把《春秋》的纲目编列得更为详细具体，成为一部详赡的编年体史着。相传《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他是春秋末年鲁国的盲人史官，与孔子同一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都是根据“鲁史”编撰《春秋》，而且左丘明编撰《春秋》的目的，一方面还是因为担心孔子的弟子将来乱解《春秋》，使其失真。孔子为《春秋》作经，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二人可谓互为表里。

近代某些学者根据《左传》所述史事，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的编年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比《春秋》晚27年。《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以大量事实补充说明了《春秋》，对《春秋》的某些错误起到了订正的作用。因此，《左传》有助于了解《春秋》过于概括、简略的记载。

《左传》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属于古文经。由于经学家的门户之见，今文学家认为它不如今文经《公羊传》和《榖梁传》，所以长期未能立于学官。但由于其卓越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左传》在民间流传广泛，并且很多着名学者也十分赞赏。

西晋时的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把《春秋》与《左传》结合在一起。此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榖梁传》。唐代的孔颖达非常推崇《左传》，《左传》终于在唐代成为“九经”之一。

1.《左传》的思想内容

作者本着忠于历史的态度，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周王朝崩溃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较为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周王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描述了当时社会的广阔生活画面，诸如宗法制度的崩溃，各阶级、阶层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对当时的制度礼仪、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及流行的各种神话传说、谚语歌谣等，《左传》也都有大量的记录。

《左传》通过人物的描写、事件的叙述、盛衰兴亡的总结，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及“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通过大量史实的叙述，对虐害百姓的君主进行了抨击，总结出“国将兴，听于民”、“违民不祥”、“众怒难犯”等历史经验，表明了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视群众的意志。

作者站在发展观的立场，说明了新旧势力的代谢是历史的必然。作者忠于史实，在对鲁国、齐国、晋国等国的新兴政治势力与旧贵族的政治斗争如实地进行描写时，对新兴政治势力“政在私门”持开明的肯定态度。

《左传》还描写歌颂了一大批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记述了他们部分的或一生的业绩，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对励精图治的政治改革人物如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也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和赞颂。对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人物，如郑国的子产、弦高，秦国的蹇叔等，都进行了热情的赞扬。

作者还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斗争以及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郑伯克段于鄢》，描写了郑庄公为了权位而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又如对暴君晋灵公、楚灵王以及荒淫无耻、道德败坏的昏君陈灵公、齐庄公等人，都予以了无情的鞭挞。

《左传》成功地描写了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战役：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鞌之战等。对这些战争的描写，作者都能抓住战役进行的关键环节和造成胜负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深刻的军事思想，并且避免了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对战争的描写，作者非常注重“师出有名”——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强调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支持。

2.《左传》的文学艺术

叙事完整，故事曲折，穿插巧妙，情节生动。《左传》对史事的叙述一般都是以事件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把人物置身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活动中，使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叙述中还注重情节的跌宕与曲折，使事件张弛有致、生动感人。

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作为史书，《左传》描写的人物忠实于人物历史，作者巧妙地运用在真实历史过程中突出人物性格特点的办法，寥寥几笔，便使人物形态惟妙惟肖，显示出各自的风姿。

战争描写，场面恢弘，真实生动。对记载的数百次战争，都明确交待出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果，把军事、政治、外交相结合，把错综复杂的场面、众多的矛盾有条不紊、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既扣人心弦，又从容不迫。

语精字简，词约义丰，文辞优美。《左传》的艺术成就的最大特点是简练，但简练中又不乏丰富的意蕴。《左传》记述的许多“行人辞令”和谏说之辞，或委婉，或率直，或典雅，或风趣，风格迥异。

《左传》的叙事风格和文学语言艺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桐城派的古文到近代的白话小说，都继承了《左传》的艺术手法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