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中《金蜈蚣》

一

在韩家岭战役之前，秀莲的日子还算平静。

韩家岭是个三千多人的大村庄。秀莲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皮肤白净，腚大腰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一池荡漾的春水。她的丈夫留福却其貌不扬，瘦得像麻秆。几年前秀莲她爹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她娘又生了几场病，家底都败光了，她爹就把她嫁给了留福。留福家也很穷，但比秀莲家稍好一些。

婚后第一年，留福挨过中央军一次打。那是麦收后不久，中央军一百多人来到村子里，住了半个多月。中央军喜欢支使老百姓帮他们干活。有一次，几个兵叫留福等几个人帮他们往马车上装麦子，他们自己在一边吃杏。身强力壮的能把一百多斤的麻袋扛到肩上，留福不光扛不到肩上，还不小心把一麻袋麦子撒在地上了。当时刚下过雨，地上都是肮脏的泥水；他脚底下一滑，也摔了个仰八叉。几个兵很恼火，抡起枪托子就照他身上和裆里一阵乱砸，边砸边骂：“妈拉个╳，没用的东西！亏你还长着那玩意儿，真给男人丢脸！”留福捂住下身，“哎哟哎哟”地大叫，弓着身子在泥水里打滚。几个兵追着打他，最后，他“嗷”地惨叫了一声，昏死了过去……

留福躺了半个多月才下床，之后下边就“不行了”。他本来就是个闷葫芦，这时变得像个哑巴。走路低着头，慢悠悠的，像怕踩死蚂蚁。一见人就脸红，眼神怯生生的。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半上午或半下午，和人打招呼都是一句“吃了吗”。人多的地方绕着走，能躲就躲。秀莲本来爱说爱笑，爱往人堆里凑，这时脸上也没有了笑模样，也不爱出门了。

韩家岭人多，光棍也多。那些光棍都爱听房。其中有个外号叫“三棒槌”的，五短身材，奇丑无比，好吃懒做，流里流气，没事儿的时候一天到晚瞎逛悠。他听过村里几乎所有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夫妻的房，也挨过无数次的打。半夜的时候，三棒槌和其他那些光棍经常听到秀莲嘤嘤地哭，还经常听见留福“嗷”地一声叫。第二天，留福肩膀上就有两排鲜红的牙印子。问他怎么回事，他的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咧嘴笑笑，低着头走开。

秀莲人缘好，她不爱出门，村里一些女人就去她家串门。这些女人说，做饭的时候是秀莲坐在灶前烧火，留福满头大汗地站在锅台前忙活。留福会蒸窝头、包饺子、擀面条、腌咸菜，什么饭都会做，比女人都手巧。尤其是他包的饺子，捏出来的花边那叫一个好看。这些女人说，秀莲从没自己洗过脚，都是留福给她洗；甚至秀莲的袜子和内裤也都是留福洗。他们家的尿盆儿秀莲从来没倒过，都是留福倒。这些女人说，秀莲蹲茅房的时候，留福也在旁边蹲着陪她说话，秀莲蹲多久，留福就陪多久。这些女人说，秀莲在家里爱欺负留福，动不动就把尖利的指甲掐进他的肉里，看他疼得一蹦一蹦的，她拍着手笑……

冬天闲着没事，留福的两个姐夫结伴去徐州贩烟叶；几年前他们去那里逃过荒，对那一带比较熟悉。他们来找留福，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留福一会儿想去，一会儿又不想去，拿眼瞅秀莲。秀莲说，一个大男人，天天围着老婆转没出息，还是去吧。动身前的几天，秀莲给留福缝了单的缝棉的，各种衣物缝了一大包袱。还烙了几十张面饼；腌的咸菜用香油拌了，装进一个瓦罐里，用油纸封好。她嘱咐留福在外面别管赚不赚钱，都不要委屈肚子，该吃吃该喝喝；贴身的衣服勤用滚水烫，不生虱子。

留福和两个姐夫动身那天，秀莲手里捏着一块手帕，不时地擦眼睛。留福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出了门，秀莲在后面跟。留福回头说“你回去吧”，秀莲嘴里说“这就回去”，脚却还是往前走。一直到了村子东南三里地的苇子洼，秀莲才停下来，但不一会儿又追上来了，哭哭啼啼的。留福的两个姐夫抬头望天，吭吭哈哈地假咳。留福脸红了红，向后扳过秀莲的身子，两手抓着她的两个肩膀推着她走了两丈多远。秀莲回来时一路走一路哭，一只老鸹在她头顶傻笑似的聒噪，让她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紧。

二

留福走后没几天，中央军来了。

这天，中央军的一支队伍从县城向韩家岭集结。高头大马轰隆轰隆地拉着炮车，马背上坐着身穿大衣、腰挎手枪的长官。那些兵肩膀上斜扛着枪，稀稀落落的，虽然穿戴整齐，看上去却没有精神头儿，就像赌博输了钱似的。不时有飞机在头顶盘旋，树梢那么高，嗡嗡的轰鸣叫人头晕目眩。

韩家岭距离县城大约二十里路，一条笔直的官路通向县城。几年前日本鬼子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三个月，并在村庄四周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厚厚的寨墙，易守难攻。中央军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就盘踞其中。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分别有两个荷枪的兵站岗，有形迹可疑的人进入定严加盘查。

这支队伍最大的官儿是一个姓孙的营长，他住在韩家大院里。

韩家大院是地主韩金牙家的一處二进宅院，占地一亩多，蓝砖灰瓦，雕梁画栋。韩金牙前几年为日本人做事，并让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过几年的大儿子给日本人当翻译。小日本一垮，见势头不妙，赶紧拿出金银财宝给众乡亲，并资助八路布匹和粮食，这才保住了小命。去年春天土改，八路的工作队进驻韩家岭，发动农民斗地主，要拉韩金牙的“滑子”。所谓“拉滑子”，就是把盖房子用的大梁或檩条栽在地上，顶部安装一个动滑轮，把地主五花大绑，用绳子拉到上面。问地主“看见老蒋了吗”，地主战战兢兢地说“没看见”，或者说“看见了”。不管看没看见，抓着绳头的人手一松，地主就“吧唧”一声摔在地上了。命大的过一会儿还能爬起来；命小的七窍流血，当场一命呜呼。韩金牙听说八路要拉自己的滑子，急忙变卖家产，带着家眷匆匆逃往省城济南，投奔了一个远房亲戚，再也不敢回来。

韩家大院里除了孙营长，还住着副官、警卫、伙夫以及连长、排长等等，大约三十人。自然是官儿越大住得越好。孙营长住在韩金牙的卧房里，睡的是宽大松软的棕绷床。

其他那些兵散居在韩家大院附近的农户里，有床睡床，没床的用厚厚的麦秸打地铺。韩金牙家存放粮食和农具的仓库做了军火库，六架炮车和一箱箱的枪支弹药都存放在里面。仓库的黑漆大门终日锁着，门口不分昼夜轮流有两个兵站岗。那把锁看起来很奇怪，它的形状像一把琵琶，长约六寸，是黄铜色的。村里人每次路过仓库，都忍不住扭头看一眼那把锁，同时想象着那把锁的钥匙是什么样子的。

中央军的这些兵很万恶。比土匪老挞子好不了多少，和八路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两年八路也经常来。他们穿的不好，灰色的军装上补丁摞补丁，补丁的颜色和形状五花八门。吃的也不好，每人捧个搪瓷缸子喝稀饭，就着咸菜吃玉米窝头。动不动就集合起来唱歌，个个扯着嗓子，脖子里的青筋一胀一胀的。他们经常帮老百姓挑水、磨面、铡草，就像一家人一样亲。没事的时候就在地上画个棋盘，三五成群地蹲在那里下棋。有的晒着太阳，光着膀子捉虱子，也不怕人笑话。他们身上的虱子都很多，有个干部模样的，钢笔的笔帽里竟然爬进去十几个虱子。但他们的精神头儿却一个比一个好，都像刚娶了媳妇一样喜滋滋的。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说革命快胜利了。也有女兵来过，都留着齐耳的短发，说话南腔北调的。这些女兵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说话的时候，喜欢紧紧地揽住她们的肩膀，“妹妹”、“嫂子”叫得很热乎。还有一个女兵送给秀莲小半盒香喷喷的雪花膏，说是在上海买的。那个雪花膏盒子是铝的，圆形的，直径大约二寸，看上去很精致。盒盖上有两个字：友谊。秀莲上过两年国小，认识那两个字。雪花膏用完后，那个盒子她一直没舍得丢。

中央军的这些兵，个个都像和老百姓有仇一样。在谁家住着，看见鸡就撵，鸡飞上草垛他们爬草垛，鸡飞过墙头他们跳墙去追，直到鸡累得跑不动了，浑身乍着毛卧在那儿发抖，他们一手拎了，回去炖了吃。谁家有绿豆，藏多严实他们都能翻出来，自己不吃，喂马。织好的布匹也被找出来，撕得一绺一绺的，说要做绷带。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如果藏不好也会被他们翻出来装进自己腰包里。老百姓大都敢怒而不敢言，怕他们用枪托子捣，捣一家伙就够“哎哟”几天的，捣重了说不定会像留福那样落下病残。如果谁家住着当官儿的，住在那家的兵才稍微收敛一些。

秀莲的二大娘脾气不好，一辈子从不受任何人的气。两口子去亲戚家吊孝回来，发现堂屋和厢房里都住满了兵，家里一片狼藉。秀莲的二大娘拧着一双小脚，这个屋里看看，那个屋里看看。堂屋当门里，一个兵坐在椅子里，跷着腿哼着小曲儿喝大茶；两个兵坐在大床上，抱着大脚丫子剪趾甲盖，脚臭得能熏死一头牛；厨房的大锅里炖着四只鸡，都是他们家正下蛋的老母鸡；藏在木箱子里的一只祖传的银镯子也不见了。秀莲的二大娘搬了把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抹了一会儿眼泪，拧着一双小脚去了韩家大院，要找当官儿的告状。秀莲的二大爷抓着她的袄袖子不让她去，她甩手给了男人一个大嘴巴子。

孙营长带了几个人，跟她到了她家，背着手到各个屋里看了看。然后他站在院子里，脸色铁青，嘴里恶狠狠地骂道：“妈拉个╳，真不争气！”顿了顿，又扬起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些歇斯底里地吼道：“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从山西到广西，从重庆到南京，都他娘的不争气，烂泥扶不上墙啊！”那些兵都眨巴着眼睛看着孙营长，大气儿都不敢喘。经过一番盘查，孙营长查出了那个偷银镯子的兵。但他什么都没说，背着手迈着大步回了韩家大院。

中央军隔一两天就集合一回，地点是韩家大院旁边的晒场。集合号一吹，散居在各家的兵从四面八方小跑着奔过来。这些兵平时吊儿郎当的，歪戴帽子斜楞眼，集合起来黑压压的一片，倒也齐整。这个晒场是地主韩金牙家的，是一片大约七八亩的空地。往年麦收和秋收，韩金牙的几十犋牲口拉着吱呀作响的碌碡在这里轧场，长工、短工上百号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汗流浃背。韩金牙和老婆由丫鬟伺候着，远远地坐在树下的太师椅里，摇着蒲扇喝茶。如果收成好，韩金牙就会龇着金牙笑得合不拢嘴。

这天早饭后又集合了一回。孙营长穿着绿色的呢子大衣，戴着白手套，右手握一条皮鞭，铁青着脸面对那些兵站着。他身材很高很壮，皮肤有点黑，像一尊铁塔似的。浓眉大眼，脸上坑坑洼洼不太光滑；右腮有一条长约两寸的疤，看上去像一条豆虫；浓密的络腮胡子像猪鬃一样坚硬。村里很多人，包括秀莲的二大爷二大娘，三三两两地站在几丈远的地方围着看热闹。

孙营长说了几句什么，那个偷秀莲二大娘银镯子的兵战战兢兢来到他面前。只见孙营长抡起皮鞭，照那个兵的脸上身上狠狠地抽。那个兵“嗷嗷”地惨叫，叫得都没有人声了。接着，那个兵小跑着来到秀莲的二大娘跟前，“咚咚”磕了两个响头，双手捧着银镯子还给了她。大家看见，那个兵一头一脸的血，眼珠子都是红的。住在秀莲二大爷家的其他几个兵也都不同程度地挨了鞭子，个个哭爹叫娘。

孙营长又说了几句什么，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老兵浑身像筛糠一样来到他面前。孙营长命令那个兵向右跑步走。等那个兵跑出去四五十步，孙营长喊了声“立定”，那个兵就定定地站在那里，两腿不住地哆嗦。孙营长用左手从腰间掏出手枪，手轻轻一扬，“砰”的一声，只见那个兵粉红色的脑浆四处迸散，身子像面條一样软软地瘫在地上。孙营长一手举着鞭子，一手举着手枪，大声说：“谁想开小差逃跑，这就是下场！国有国法，军有军纪，规矩不能坏。不是我孙某人不近人情，实在是没办法，还请弟兄们多包涵吧。”他的口音有些古怪，“国法”、“办法”的“法”他说“富”，而且发音很短；每句话的尾音还有些上挑。

村里人惊骇得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大气都不敢喘。带小孩的人急忙撩起衣襟捂住孩子的眼睛。秀莲站在人群中，边纳鞋底边看。手指上套着枣木顶针，针尖儿却戳在指肚上了，血珠子像一粒红豆突兀起来。她脸色煞白，急忙回家了。孙营长扭头看了看秀莲，有些呆愣愣的。他打量着几队兵，沉吟了好一会儿，说：“解散。”

三

中央军的这支队伍，有人说是从徐州撤退下来的，在韩家岭休整十天半月就走了。也有人说，八路会追过来，在这里打一场大仗，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些消息都没有可靠的来源，都是捕风捉影，或者说都是猜测。尽管如此，韩家岭还是人心惶惶，笼罩在恐惧之中。

秀莲没想到村子里还会来中央军，所以才同意留福跟着两个姐夫去徐州贩烟叶。她真想找人给留福捎个信儿，叫他赶快回来。可是她不知道徐州在哪里，只知道在东南方向，有好几百里路；再说，兵荒马乱的，所有的亲戚里也没有人去徐州。闲着没事的时候，她经常爬上高高的寨墙向东南眺望。村子东南是苇子洼，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除了零零星星干枯的芦苇和几棵老榆树，什么都看不见。

秀莲的家距离韩家大院比较近。她家在东边，韩家大院在西边，中间隔着那个晒场，也就是中央军平时集合的空地。孙营长经常在这片空地上散步，披着大衣，戴着手套，抽着烟，低着头，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秀莲家的院门朝西，她每次进进出出，如果孙营长正在那片空地上散步，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秀莲不敢看孙营长，总是偷偷地瞄他一眼，低着头匆匆走开。孙营长每次看见秀莲，都放慢或停下脚步，目光呆愣愣的。

这天上午很暖和，孙营长和六七个兵在晒场上遛马。有白马，有黑马，也有枣红色的马。个头都很大，膘肥体壮的；毛色发亮，像擦过油一样；一个比一个欢实，“咴咴”的嘶鸣高亢激昂。孙营长骑的是一匹白马，屁股很圆很结实。村里人三三两两，或蹲或站，在四周围著看。秀莲挤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娘们儿中间，边纳鞋底边看。孙营长和几个兵骑着马围着晒场跑，晒场上腾起一阵阵烟尘。孙营长今天没穿大衣，上衣外面扎着皮带，看起来很麻利。他身子向前倾着，两腿紧紧地夹着马肚子。几个娘们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小声叽叽咕咕。有的说，他笑起来真好看，一口白牙，腮上还有两个酒窝；有的说，他撅着屁股一动一动的，真带劲儿；有的说，哪个女人能做他的老婆，就太有福气了。几个娘们儿还互相取笑对方脸红了。

秀莲也一直盯着孙营长看。忽然，她觉得浑身痒痒、燥热，腹腔和小肚子的皮肉里像有许多虫子一拱一拱的。她悄悄从人堆里抽身出来，低着头往家走。走了几步回了回头，见没有人看她，这才一溜小跑回了家。她紧紧地闩了院门，进了屋又紧紧地闩了屋门，倚着门大口大口地呼气。定了定神，她脱得一丝不挂，钻进被窝里，闭着眼睛，手伸到下身轻轻地抚摸。过了一会儿，又把两手放在乳房上，轻轻地揉搓，嘴里哼哼唧唧的，像呻吟，又像哭泣。忽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猫叫，有点儿像小孩的哭声。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身上乍起了鸡皮疙瘩，慢慢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呼气。她摸了摸自己的脸，皱了皱眉头，在脸上“啪”地扇了一巴掌……

这天傍晚，秀莲去井上挑水。扁担一头一只大木桶。大木桶很沉，一只足有七八斤重；如果盛满水，最少也有四十多斤。韩家岭那口吃水井在韩家大院后面，距离秀莲的家将近半里地。留福去徐州后，一般都是秀莲的公公替她挑水。秀莲最近洗衣服多，还经常烧水洗澡，用水很多。她的公婆家住在另一条胡同里，离她家有点儿远。她不好意思老是麻烦公爹，有时候就自己去挑水。

走在路上，秀莲向韩家大院望了一眼，看见孙营长正低着头抽烟，在晒场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的一个草垛下，三棒槌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儿，正在逗一条大黄狗，大黄狗龇牙咧嘴朝他汪汪，他也龇牙咧嘴朝大黄狗汪汪。

这个地方的井没有辘轳，桶里打了水都是抓着井绳往上提。如果满满一桶水提不上来，就打半桶或大半桶水。桶里打多少水，全靠悠荡井绳来掌握，经常打水的人能掌握其中的诀窍。秀莲力气小，肩膀只能承受五六十斤的重量。也就是说，她只能挑两个半桶的水。今天不知怎么了，她手里的井绳很不听使唤，悠荡来悠荡去，要么桶里打不进水，要么打满满一桶水。满满一桶水四五十斤重，从八九米深的井里提不上来。她弓着身子，憋足了劲儿试了几次都不行，反倒觉得快要掉进井里了。她对着井筒子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手里松了井绳，直起了身子。

这时，三棒槌两手抄在袖子里，嬉皮笑脸地走了过来，说：“秀莲你打水？提不上来了？我闲着也是闲着，怎么不叫我帮忙？”又“嘿嘿”笑了两声，有些下流地说：“别的忙不能帮，这忙还是能帮的。”秀莲狠狠地瞪了三棒槌一眼。三棒槌嘴一撇，模仿秀莲夜里嘤嘤哭的声音。秀莲的脸一下子红了。趁秀莲愣神的当儿，三棒槌的两手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她的两手。秀莲使劲儿挣脱，三棒槌的手却越抓越紧，还踮起脚尖，嘟起嘴努力往她脸上凑。

秀莲正不知所措，忽然，三棒槌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身体悬空了。秀莲回过头，看见孙营长像抓一只小鸡一样，抓着三棒槌的衣领把他拎起来扔在一边，伸手照他脸上左右开弓，打得他原地打转转。三棒槌努力站定，惊恐地望着孙营长。孙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门，厉声说：“再不老实，老子一枪崩了你！”三棒槌结结巴巴地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营长抬起脚，一脚把他踹出去两丈多远。他摔了个仰八叉，爬起来像兔子一样蹿了。

秀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孙营长双手掐腰，朝她微微笑着。她想冲孙营长笑一笑，却没笑出来，脸红了红，急忙低下头去。孙营长从她手里抓过井绳，弯下腰，两只胳膊倒替了几下，满满一大桶水就提上来了。又把另一只桶续进井里，井绳悠荡了几下，弯下腰，两只胳膊倒替了几下，满满一大桶水又提上来了。

秀莲还在发愣，孙营长把井绳塞到她手里，扁担搁在肩上，一蹲一站，挑起两桶水就走。两只硕大的木桶，挑在孙营长肩上离地二尺多高，显得有些小。扁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两只大木桶有节奏地悠来荡去，里面的水却不洒一滴。

秀莲手里拿着井绳，跟在孙营长身后，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一阵北风扑在脸上，秀莲觉得很舒服。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有些烫。这时天色已暗下来，铅色的云像被冻住了一样。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起了炊烟。大街上、胡同里连一个走动的人影都没有。那条大黄狗这时趴在那个草垛上，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看看孙营长看看秀莲，看看秀莲看看孙营长，表情有些意味深长。秀莲红了红脸，弯腰捡起一片瓦砾，用力向大黄狗掷去。大黄狗跳下草垛，夹着尾巴，低声呜呜叫着，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忽然，秀莲看见一个人的脑袋晃动了一下，好像在看她和孙营长。那是谁的脑袋，又在哪里？她的眼睛四下里睃巡，发现那个人是庄长李玉山。李玉山从自家屋角的墙上向外探了探脑袋，他戴着棉帽子，嘴里噙着烟卷。秀莲看他的时候，他急忙缩回脑袋，但棉帽子的两个翅子还是露出了墙头。

孙营长把两大桶水挑到秀莲家的厨房里，倒进水瓮里。秀莲没进厨房，低着头站在厨房门口，两手扭在一起。孙营长弯腰从厨房里走出来，拍了拍手，站在她面前微笑着打量着她。孙营长呼吸有些粗重。秀莲隐约闻到了一股由香烟味儿和汗味儿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儿。这种气味儿有点儿呛，但她却喜欢闻，于是深深地吸了两口。她看见孙营长的两只脚——两只擦得锃亮的硕大的黑色牛皮鞋——正对着她，离她有二尺远，其中一只脚的脚掌抬起，轻轻地拍打着地面。她没看见自己的脚，因为胸脯挡住了她的视线。过了一会儿，那两只脚向后转，离开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头来，望着孙营长迈着大步走出了院门。孙营长走出院门时弯了弯腰，免得脑袋碰到门框上。

夜里，秀莲和衣坐在被窝里，在豆油灯下用麻线纳鞋底。豆油灯的光焰像黄豆粒儿那么大，轻轻地摇曳着。屋里的桌椅、条几、木箱子、粮食囤都影影绰绰，极不真切。石灰墙皮脱落得斑驳陆离，幻化出一张张或喜或怒的人脸和鸡、鸭、鹅、牛、羊、猪的形象。秀莲边纳鞋底，边努力揣想着留福的模样，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想不想家。渐渐地，留福的模样在她眼前漫漫漶漶地模糊起来，孙营长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抡起皮鞭打人、开枪打死逃兵、撅着屁股骑在马背上、抬起脚来踹三棒槌、挑着两桶水在她前面走、在厨房门口望着她微笑……

这时，院门口忽然“扑通”一声，像是什么重物从墙头上落下来了。秀莲以为是错觉，又凝神细听，却听见重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脚步声越來越近，越来越近，到了屋门口。秀莲急忙把正在纳的鞋底放在床前的桌子上，把对襟棉袄最上面的一粒玛瑙纽扣系上，拢了拢头发，心“扑通扑通”地狂跳。房门的门闩响了几声，秀莲隐约看见一把刀子在拨拉门闩。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又把房门紧紧地闩住。高大的身影在屋里踱步，呼哧呼哧的粗重的喘息声简直能把房顶掀开。高大的身影踱到桌子前，一巴掌把豆油灯扇灭……

四

韩家岭北去大约四里地，是双合集。双合集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大集市，有粮行、牲口市、大车店、饭店、药铺、布店等等。其中最热闹的去处是宋记饭庄。这家饭庄门面宽绰，收拾得也干净，有各种炒菜、拌菜、红烧猪肘子、散装老烧酒，还有馄饨和大米干饭。韩家岭那些兵经常三五成群地去双合集，在集上逛一圈，买些香烟、香皂、牙粉、手纸等日常用品，就去宋记饭庄喝酒。他们年长的将近四十岁，年少的不到二十岁，口音南腔北调。但喝起酒来谁都不服输，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吵吵嚷嚷的。

这些兵爱议论他们的孙营长。有的兵说，最近这些天孙营长变了。以前三四天刮一次胡子，现在每天都刮。以前一个星期洗一次澡，现在每天都洗，勤务兵每次都给他烧一大锅热水；香皂几天就用一块。比以前更爱散步了，一天到晚在韩家大院外面走来走去；有时候还坐在冰凉的石碾子上发呆，一颗接一颗地抽烟。把大家集结起来训话的时候，那张脸也不那么吓人了。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但又不明白怎么回事。

有的兵问，还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这儿的辣椒不够辣，大米饭不够香，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有老兵说，谁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要等上级的命令，不一定哪天就开拔了。不过，不管去哪儿，都是凶多吉少，打完了仗要是能捡条命回去，那可真是烧八辈子高香了。谁不想开小差？谁都想，可是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逃呀？万一逃不掉，就给孙营长当活靶子了。

这些兵不喝酒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个正形，喝了酒更是丑态百出。他们好像个个都爱哭，而且一个比一个爱哭。有时候，还会几个人搂在一起，脑袋顶着脑袋一起哭。有的说，真不想打仗了，做梦都想回老家种地去。有的说，如果能在老娘跟前磕几个响头，搂着老婆睡几夜，再抱着儿子用胡子扎扎他的小脸儿，死也就死个球了。有年轻的兵说，真想尝尝女人的滋味，听说和女人睡觉很好受，但不知道怎么个好受法，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儿就死了，来世上走这一遭也太他娘的亏了。

一天，双合集来了个唱戏的瞎子。油滋滋的桑木扁担，前头是樟木大箱子，后头是包裹，左手执一探路棍笃笃地敲击地面。看上去大约三十岁冒头，身穿着古铜色的缎子袄，头戴深灰色的毡帽，脖子里围黑色围巾，一副黑不可测的遮光镜严严实实地护着眼睛，蓄着两撇八字胡。听口音是本地人。他说他姓罗，家是五十里以外的罗家庄的。他先在牲口市里唱了两天，又来宋记饭庄唱。饭庄里有个唱戏的，能吸引更多的食客，老板就请他天天在这儿唱，管吃管住。

待饭庄的伙计伺候着坐下，这个瞎子就摸索着打开樟木箱子，从里面找出坠胡，有板有眼地拉起来。拉一会儿坠胡，就开始“书帽”小段。“书帽”小段一般都是让人捧腹的荤段子，那些兵都很爱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说，这个瞎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其实又酸又骚又浪，不是什么好东西。“书帽”小段完了，瞎子便转轴拨弦，润润嗓子开口唱坠子书，有《小寡妇上坟》《偷石榴》《小黑驴》等等。“莺歌柳”的板腔，吐字如吐珠，字字清脆。唱完后，他说声“不好意思了”，从樟木箱子里摸出一面破铜锣来，凹面朝上搁那木箱子上。那些兵和一些食客就从腰里摸出中央票子、联合票子，放在铜锣的凹面里。有的兵和瞎子开玩笑，问他一个瞎子认钱吗？瞎子嘿嘿笑笑说，我的眼睛不认钱，心认；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好意思坑一个瞎子，就不怕生了孩子没屁眼吗？

有人问这个瞎子的身世，他总是重重地叹一口气，唏嘘不已。他说，前些年他在天津一个戏班子里唱京剧红脸，凭真本事吃饭，日子还过得去。谁知好景不长，该死的日本人打过来了。日本人请戏班子去唱堂会，老板不愿给日本人唱，给多少钱都不去。日本人很恼火，到戏班子里又打又砸。老板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他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眼睛看不见了，医生说是什么“视神经变性”；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其实是个“瞪眼瞎”。之后戏班子就解散了。因要侍奉年迈的老母，他就不在外面混了，在老家靠唱坠子混口饭吃。有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叫“罗坠子”。听了罗坠子的遭遇，那些兵把桌子拍得咣咣响，大骂日本鬼子都是狗╳操的。

几天后，几个兵骑着马来双合集找罗坠子，说孙营长有请。罗坠子有些惶恐，说唱得不好，怕长官不好伺候。几个兵催他快去，说孙营长不会亏待他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不由分说就把他架到马背上，把樟木箱子和包裹也搭到马背上。马蹄踏在凝冻的土路上，宕宕作声，灰灰的太阳像一张发面饼子，卡在西南角一株老榆树光秃秃的枝杈上。远处近处是萧索的荒村，像一顶顶被遗弃的破草帽。

几个兵骑在马上边走边说笑。其中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兵耷拉着脑袋，身子晃晃悠悠的，一声不吭。忽然，他身子一歪，“扑通”一声从马背上跌下来。其他几个兵哈哈大笑，急忙停下来。一个满脸皱纹、山东口音的老兵从马背上跳下来，把那个兵揽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脸，焦急地说：“你咋了兄弟？你没事吧兄弟？”那个兵揉了揉眼睛，用四川话小声嘟囔了一句：“奶奶的，困死老子喽。”老兵问他夜里没睡觉吗，他说他替一个弟兄在仓库站了一夜岗，那个弟兄这两天拉肚子。老兵说，那几门大炮是美国货，是孙营长的宝贝疙瘩，所以仓库才严加防守；不仅如此，仓库的钥匙也是孙营长亲自保管，每天都挂在腰里。

罗坠子在马背上哼着阴死阳活的小曲儿，装作心不在焉，却句句听得仔细。

罗坠子去韩家大院见孙营长。孙营长问他是哪里人，眼睛是怎么瞎的等等，他一一说了。孙营长说，弟兄们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待命，一天一天闲得难受，日子很难熬，听说先生戏唱得很好，就冒昧地把先生请来，给弟兄们解解闷儿。罗坠子说，在长官面前献丑，真是诚惶诚恐。两人寒暄了一会儿，之后孙营长叫了两个兵，领着罗坠子去找庄长李玉山，由李玉山安排饮食起居。见了李玉山，两个兵说，这位是孙营长请来的客人，好好伺候着，不能怠慢。李玉山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说，一定的，一定的，请长官放心。

两个兵走后，罗坠子关严房门和院门，问李玉山知不知道他是谁。李玉山垂手而立，仔细打量着罗坠子，摇了摇头，嗫嚅着说，咱们没见过，我不知道你是谁，有事请尽管吩咐。罗坠子仰脸哈哈大笑，在李玉山肩膀上使劲儿砸了一拳，连声说：“不知道就好，不知道就好。”说着，他摘下眼镜和帽子，目光炯炯地望着李玉山。李玉山上下打量着罗坠子，眼睛瞪得很大，拍着大腿说：“我的娘哎，罗队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把我都骗了！听话音像你，可就是不敢认。”

罗坠子和李玉山是老相识了。去年春天土改，八路派工作队来韩家岭，工作队的队长就是罗坠子。罗坠子还介绍李玉山入了党。前任庄长是韩金牙的本家，跟着韩金牙逃跑了，工作队就让李玉山当了庄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玉山习惯称呼罗坠子“罗队长”。

李玉山家里没住兵，就让罗坠子住在自己家里。李玉山家的东厢房正好闲着，里面有一张床；他又找来一个大铁盆，劈了一些木块放在里面烧，用以取暖。简单安顿了一下，两人在火盆边坐下来喝茶。李玉山问罗坠子这次来有什么任务。罗坠子就说，他是受上级委派，化装成唱戏的瞎子来刺探情报的。他到双合集好几天了，一直想来韩家岭，却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想到今天孙营长把他请来了，真是太好了。今天在来韩家岭的路上，他就获知了一条重要情报，那就是军火库的钥匙由孙营长亲自保管，每天都挂在腰里。他问李玉山有没有掌握一些重要情报，李玉山就说起了秀莲和孙营长的事情。

李玉山发现，从孙营长帮秀莲挑水那天开始，这七八天，孙营长每天晚上都跳墙去秀莲家。每次去，手里都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里面应该是布匹或粮食。在秀莲屋里待两三个钟头，下半夜才回韩家大院，离开的时候嘴里哼着小曲儿。李玉山每天晚上都趴在秀莲家的院门口听里面的动静。秀莲的叫声很大，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叫声。两人经常开心地笑，好像是秀莲把孙营长掐疼了。孙营长笑起来咯咯的，像老母鸡偷吃了偏食一样。有一次，李玉山还听见了孙营长的哭声，像老牛叫一样。他不明白，那么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在一个女人面前哭。

罗坠子越听越兴奋，脸通红通红的，鼻尖上都出了汗。忽然，他从小板凳上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握紧拳头在墙上狠狠地砸了一下，连声说：“好啊，有办法了。好啊，有办法了。这一仗可以打了！”

李玉山不解地望着罗坠子，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罗坠子说，八路曾试图策反孙营长，并通过他的军校同学和河北邯郸的老乡找他谈，但都无功而返。这个人还算是个明白人，但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太一根筋，太好面子，不可能率部弃暗投明。后来八路打算，哪怕是强攻，也要将他们彻底消灭。但他们武器装备好，又怕硬碰硬伤亡太大，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如果控制了他们的军火库，来个釜底抽薪，这一仗不就好打了吗？当然，作战方案一定要周密，必须先将把守四个寨门和军火库的兵干掉。

李玉山卷了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罗坠子在火盆前坐下来，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问李玉山，韩家岭是不是有一个叫韩留福的人？李玉山说，有啊，你不记得他了吗？他就是秀莲的男人。罗坠子说，韩留福死了。李玉山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急忙问怎么回事。罗坠子说，十几天前，他带几个同志去徐州执行任务，在徐州城外的一条路上，看见有个人躺在路边，头发蓬乱，脸色煞白，身体下面一大摊血。他和几个同志上前询问情况。那个人有气无力地叫了他一声“罗队长”，他仔细一看，居然是韩留福。

韩留福说，他来徐州贩烟叶，遇见了过路的中央军。那些兵想买他的烟叶，又嫌贵，骂骂咧咧的。一个兵说要“尝尝”他的烟叶，却抓起一大捆就跑。他去追那个兵，没追上，回来却发现一车子烟叶全没了，被那些兵抢光了。他本打算好好攒钱，给爹娘和秀莲买几块好布，过年的时候做几身好衣裳，这下子身无分文了。他本来看见中央军就来气，这时忍不住破口大骂。他刚骂了几句，几个兵走过来，抡起枪托子就照他头上身上使劲儿打，他昏迷了过去。他的两个姐夫在别的地方卖烟叶，没和他在一起。

罗坠子察看韩留福的伤情，发现他头上有两处伤口，血流不止；前胸和后背也有大片大片的淤青，伤势很重。于是急忙背起他进城去医院。可是刚进了徐州城，韩留福的身子就硬了，在罗坠子的后背上咽了气。罗坠子和几个同志凑钱给他打了一口棺材，把他葬在徐州城北的一处山岗上。后来打听徐州的同志，得知那支中央军的部队正是韩家岭的这支部队。

听了韩留福的遭遇，李玉山鼻涕眼泪擤了一大把，眼睛红红的，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咕哝了一句：“留福这辈子真可怜……”

李玉山打发老婆悄悄把秀莲叫到自己家里。

见了罗坠子，秀莲打量他几眼，渐渐想起他是去年春天土改时的那个罗队长。那时罗队长穿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上衣领子都磨出线来了；头发很短，脸也黑黑的。现在这么一身打扮，她觉得很干净很精神。罗坠子伸出手，想和秀莲握手，看秀莲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针线，没有握手的意思，就又把手缩回去了。他定定地看着秀莲，眼神有点“那个”。李玉山想起，罗坠子好像还没有媳妇……

秀蓮在火盆旁边的小板凳上侧着身子坐下来，手里纳着鞋底。她虽然年轻，按辈分却是李玉山的奶奶。李玉山都是叫她“秀莲奶奶”，她叫李玉山“玉山”。她没问找她有什么事。罗坠子也不说什么事，只是东拉西扯；李玉山在旁边不时地插话。

罗坠子说，中央军和八路军，还是八路军好。中央军祸害老百姓，八路从来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民党、中央军都想着自己升官发财。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拥护谁；谁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就会把谁推翻。从古到今几千年，哪朝哪代都是这样。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军好比一棵大树，已经从根上烂掉了，活不了几天了。不久，这天下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李玉山说，中央军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孙营长和那些兵都得死，谁都活不成。

这时，秀莲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看看罗坠子，看看李玉山。罗坠子低下头去。李玉山也低下头去。罗坠子吭吭哈哈假咳了几声。李玉山卷了一支烟，在盆子里的炭火上点着，使劲吸了几口，这才支支吾吾地说：中央军的那些枪炮都在韩金牙的仓库里，仓库门上那把锁的钥匙在孙营长腰里挂着。如果想办法偷偷地配一把钥匙，就帮了八路的大忙，也救了咱们韩家岭的老百姓……

秀莲的脸一下子红了，使劲儿低下头去。

罗坠子说，孙营长这个人，咱们还是了解的。从人品上说，他算是个好人。前几年打日本鬼子立过赫赫战功，受过很多伤。他老婆也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留下一个三岁多的儿子。他生性耿直，不愿拉帮结派、溜须拍马，官儿就没当上去；按资历和能力，他早就应该当副团长甚至团长了；他几年前的一个警卫员，现在官儿都比他大。他早已心灰意冷，不想在部队混了，几年前就打算等打跑了日本人，回河北老家开绸缎庄。可是又觉得太亏，总是不甘心，只好在部队里继续混。只有八路军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和八路军作对就是和老百姓作对，不管什么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孙营长执迷不悟，自取灭亡，咱们谁也救不了他。

说完，罗坠子的手在李玉山肩膀上使劲儿按了按，走到房门口，双手掐腰站在那里。李玉山看秀莲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嗫嚅着说：“秀莲奶奶，有件事儿，我不能再瞒着你了……”就结结巴巴地把留福在徐州的遭遇说了。

秀莲盯着李玉山一张一合的嘴。李玉山的牙有些黑，那是被劣质的旱烟熏的；两颗门牙的缝隙有些大，其中一颗门牙还少了一块。秀莲脸色煞白，两眼发直，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她慢慢站起来，想往外走，却忽然眼睛一闭，身子一斜，一头栽到地上。

五

罗坠子经常被请到韩家大院，给孙营长和其他长官唱一段。如果是白天，就在院子里唱，每次院子里都挤满了兵，天多冷都不怕。

这天上午，罗坠子说胃疼得厉害，得去县城抓几服药。正巧几个兵赶着两辆马车去县城买大米，他们就同路。罗坠子坐在马车上，冻得瑟瑟发抖，脸上起满了鸡皮疙瘩。他不时往衣服里面摸。有个兵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捉虱子。他说，胃疼，揉了揉。在天津唱戏的那几年，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把胃给糟蹋坏了。

到了县城已是中午。几个兵去粮行买大米；罗坠子敲着探路棍，去了另外一条街上的一家诊所。几个兵想在县城里逛逛，然后在粮行旁边的得月楼饭店痛痛快快地喝二两，就让罗坠子抓了药之后去得月楼找他们，然后一起回韩家岭。

几个兵在得月楼酒足饭饱，罗坠子还没来。于是他们用筷子敲着“老虎、杠子、鸡、虫”继续喝，都歪戴着帽子，脸像猪肝一样红得发紫；喝了酒身上热，就解开上边的纽扣让风往脖子里灌。又过了一会儿，罗坠子终于来了，一手握探路棍儿，一手提着几服草药，脸上汗津津的。

有个兵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个瞎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罗坠子咧咧嘴，得意地笑笑说：“抓完药碰见个老相好，老相好的男人不在家，就去老相好家里坐了坐。和老相好在一起，时间就不够用。”几个兵哈哈大笑。一个老兵说：“我都没有相好，你一个瞎子还有相好？”罗坠子说：“我这眼是三年前瞎的，相好是五年前认识的。再说，我也只是瞎了眼，该好使的都好使着呢。”一个年轻的兵一直不吱声，这时冷不丁地问：“这么长时间，你在老相好家里光坐着了？”罗坠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举起探路棍摸索着在那个兵身上捣了两下，生气地说：“小兄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这么作践人的。我要是光坐着什么都不干，就不只是个瞎子，还是个傻子啦！”那些兵又是一阵大笑，说这个瞎子太不是东西了，他要是不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女人呢。

两辆马车上都装满了大米，几个兵和罗坠子一起步行回韩家岭。罗坠子走在几个兵后面。路上，他不时往衣服里面摸。忽然，有个长约二寸的蜈蚣形状的黄铜物件从他身上“当”地一声掉在地上。他赶紧用脚踩住，悄悄地弯腰捡起来攥在手里。几个兵脑袋胀得像大马瓢，嘻嘻哈哈地说笑，没人在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又有七八个兵赶着两辆马车拉着大米回来。他们好像也喝酒了，都脸红脖子粗的。其中一胖一瘦两个兵边走边吵架，胖子说瘦子认赌不服输，真是个孬种；瘦子说胖子借钱不还，真是个无赖。两人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看样子要打起来。另外几个兵则哼哼哈哈地劝架。在寨门站岗的两个兵觉得这几个人有些面生，小声嘀咕了几句，端起枪准备上前盘问。那几个兵却不瞅不睬，扯着嗓子高声吵嚷着进了寨门。

这天是阴历十一月十五，月色清寒皎洁。韩家大院里的堂屋里，孙营长和七八个部下围坐在八仙桌旁，边喝酒边听罗坠子拉《黛玉悲秋》《玉堂春》《游湖借伞》等等。高高的锡制烛台上栽着两根白蜡烛。八仙桌上满满地摆了十几盘菜，还有一盆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猪肘子。罗坠子坐在旁边一把藤椅里转轴拨弦，凄切委婉、缠绵悱恻的曲调激越发扬，绕梁不散。

罗坠子拉了几支曲子，孙营长请他坐下来同饮。他也不客气，摸索着坐在孙营长旁边的椅子里。罗坠子频频向孙营长敬酒，感谢他这些天来的关照。孙营长很痛快，端起杯子就一饮而尽。罗坠子还提醒孙营长的那七八个部下，一定要陪孙营长喝尽兴。那七八个部下也轮番向孙营长敬酒，孙营长一律来者不拒。过了一会儿，罗坠子揉着肚子说，胃又疼了，实在不胜酒力，不能奉陪了。孙营长就叫了一个兵，送他回李玉山家。

孙营长喝完酒去秀莲家的时候已是半夜了，头顶的月亮明晃晃的。大概因为酒精的作用，这天夜里他在床上十分疯狂。之后躺得直挺挺的，沉沉地睡去。今天他的呼噜打得特别响，像猪叫一样；还紧闭着嘴“噗噗”地吹气。屋里弥漫着一股酒气和铁腥气混合的气息。

秀莲点上豆油灯，穿好衣服，斜着身子坐在床沿上，久久地端详着孙营长的脸。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过她的脸颊，滴落在孙营长浓密的头发里。

忽然，外面响起了“砰砰”的枪声。一开始是稀稀落落的，不一会儿越来越密集，像放鞭炮一样。秀莲浑身颤抖了一下，急忙擦干眼泪，抓起桌上的鞋底。孙营长的呼噜声戛然而止，他揉了揉眼睛，“唿”地折起身子。他看了秀莲一眼，秀莲也正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他。他凝神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伸手从床里面抓过裤子，把挂在腰带上的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物件在手里攥了攥。那个小物件长约二寸，形状像一只蜈蚣，有十二条腿。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隐约听见子弹落在屋顶上“哗哗”的声响。孙营长边慌慌张张地穿衣服，边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钥匙在身上呀，真是太奇怪了……这下子完了，彻底完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手在上衣和裤子的几个口袋里到处摸，摸出了一把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等，放在桌上豆油灯旁边，然后提着手枪，趿拉着鞋就往外冲。他走到门口时，秀莲一下子扑过去，准备搂他的腰，可是，她的两只胳膊伸出去又不动了。孙营长弯腰系好鞋带，把帽子戴正，仰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太糊涂了，这辈子活错了。不过，老子没什么后悔的，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说完，他“咣”地一声打开房门，冲进了月光里。

秀蓮身子一软，一屁股瘫坐在门口。外面月光很好，地上像下了一层霜，她看见孙营长的影子拉得有一丈多长。忽然，她听见院子里“砰、砰、砰”三声枪响。她禁不住浑身颤抖，牙齿剧烈地磕碰着。她看见孙营长的身子慢慢晃悠了几下，地上的影子越来越短，越来越瘦，越来越飘忽，渐渐归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