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老社长》随笔
老社长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再叠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外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李朱连写，如“林罗”“刘邓”，乃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风气，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是民国初年在原城墙基址上修成的一条马路，现已拓宽成了芙蓉路的一部分。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
门有骅骝开道路；
座看鹰隼出风尘。
当学生时从这座新建的红砖洋房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如今比起我自己滥厕其中的老干楼，它就大为逊色了。）当天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他领我去见朱九思社长，朱即叫我跟B、L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
下乡也就是去几十里外的榔梨市，后来又到了望城坡，两月后便回报社了。一回来才知道，那时候的李社长，真可说是整个《新湖南报》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报社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讲起他，无例外用的都是欣羡的口气。大家讲的故事，其实不过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院子里准备搭凉棚，几年后当了社长的D负责这件事，几天过去，不见动静。李锐询及，D说，怎么搭还没考虑好哩。李锐便问：“你自己会搭吗？”“不会。”“那就请会搭凉棚的木匠师傅来考虑嘛。你只会生小孩对不对？小孩倒是会生，也生得蛮好，这该不必请师傅吧。搭凉棚，自己不会，就要请师傅，交给会做的人去做。当个区长，也要懂得领导方法嘛！老D，我看你，当个区长还要费力哩。”
又比如，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正好××推门进来，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觉得失言了，连忙说：“××不要误会，我说的是，鸡婆没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糊涂。
又如，某次吃饭的时候，易某某说当时不在的×ד抢菜”，说个没完。那时实行供给制，经武路楼下楼上大厅都作饭堂，八人一桌，另有机动席。李锐吃小灶，但偶尔也在大厅和别人一道吃，听到了这话，便笑道：“你说××吃饭抢菜，他当然是抢菜的。但别人认为你也抢菜呀，××却从来没有在你背后说过你抢菜，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抢菜这件事情上的优劣之分吧！”
这些故事，多是事后听来，可能有些走样，越说越走样恐怕也不可避免。但是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而说者听者当事者都能持认同以至欣赏的态度，这就十分难得。盖一九四九年、一九五零年间机关的气氛本来如此，而李锐的个人魅力，也是使得大家能够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众，又能将自己置于和员工水乳交融的状态中，故能坦荡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大家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于戏谑，也就都能够善意地接受了。
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的事情。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L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L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我也学着写了一篇。几天后，我那篇便用两个人的名字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它的见报经过了一番小小的曲折，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L写的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代替？”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写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见面时，才交还给了她。
上晚班看稿有什么意见，李锐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会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去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送审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本书只在报社工厂排印了几十本，是“征求意见稿”，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上下左右多留空白，是为了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即陈启明，与毛泽东同为新民学会发起人），一九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他家院子里。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保存得有。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去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来有很大的难度。我作过许多努力，在湖南仍无法解决。为此，已调北京的柳思去找了李锐，之后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锺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该还的一笔账。你叫锺叔河写份材料来，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零年初，我便由柳思带着，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原来在报社里，一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些了。我正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包括在内，这几个湖南人又都是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角色，关于他们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儿的事，给周惠的电话便是当着我的面打的，问题因而得到了解决。
上面谈到李锐为我做的两件事。批发通讯稿，在他不过是日常工作中一小事（我曾多次见到他批过的大样，四个版上密密麻麻好多字），也许事后很快便忘记了，却给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点自信，本来没准备在报社呆多久的，这时却打定主意呆下来了。至于李朱走后连年挨整，那是在别人手下的事情。为我找回流落到内蒙的小孩，在他也觉得是落实政策应该做的，妻和我却治好了心头深刻的创伤，使彻夜为之不眠、泪水为之湿枕的痛苦得以解除，实在难忘。
我不大能够旅行，二十年中仅到过北京四次，但只要李锐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长沙，也总要着人通知我，设法相见，无所不谈，并请我吃过几回饭（我则对不起，没请过他一回），既畅且欢。这时的我，总不免忆及魏武《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句子，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总洋溢在心头，不过嘴上没说出来罢了。
若要评说李锐其人，此时反而好像无从谈起。想来想去，概括得最好的只有朱正寿李锐八十岁的那副对联：
庐山雾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诗。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锐做过的官。中委、中顾委按理说不是官，地位却更高。作者却不是因为这个官才恭维他，而是因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诗。不然的话，历届委员、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记都记不清，数也数不全，何必提起。至于在省里时当过的社长、部长，则群“道”如毛，更不足数，虽然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称他“老社长”。在这里还得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文章和诗其实也未必写得如何特别好，可贵的是从庐山雾瘴中来，看破并揭穿了这重雾瘴；巫山的雨汇成大水，泛滥成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却能挽狂澜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凭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了。但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管同有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晚年而树立了他学术上的地位，全世界都承认他，历史上也站得住脚，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画，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此挣钱活命，故亦无说话之资格。我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别人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的一篇“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文中那两句“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乖、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政治人物——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子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候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联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对于李锐的妻子和孩子，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在经武路，李锐住在楼上的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零年三月起，即在楼上和楼下饭厅吃饭，在楼上一间正房中做事，每日见到李锐的次数不少。他很得意地从地主家书中发现了“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这段霸占田产的自白，拿来作土改宣传的好材料，具体的发稿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对下属工作上要求极严，语气却不乏幽默诙谐，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却没有听他谈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时范元甄也住在报社，但我极少见到她，偶尔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没见过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时约四岁，倒常在楼下各处转悠，抱在通讯员手里时居多。有些同事喜欢抚弄他，虎头虎脑很懵懂的样子。我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领导，所以一次也没有去逗过“六指子”，更不要说小妹妹了。其实李锐和我乃是平江同乡，他的姐姐又是我两个姐姐的体育教师，要套近乎的话，还是有话可说的。
在通讯员和部分南下的女同事中，有时也悄悄传说过“李社长怕老婆”之类的话。这和我心目中李锐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偶尔想想，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
李锐调北京后，有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大鱼网主义》，署名“孙元范”，我知道是李锐的笔名，“孙元范”斢个头，不就是“范元甄”么？看来李锐还是很喜欢他老婆的——至少在取笔名和用这笔名写文章那会儿。
后来知道了李锐和范元甄之间的“恩怨情仇”，我的态度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懒得去断。但李南央的文章确实写得不坏，看过以后，我对朱正说：“李锐有后矣！”对一位老人来说，恐怕这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奖赏了。
“老社长”今年八十四，最近读到他的新作，自称耄耋，应该说他也真的老了。我今年亦年满七十二，早过了可以称老的线，身体则远不如他，脑出血一两立方厘米的情形已发生过两回，医生说再发就性命难保，很可能先他而去。我又从来怯于旅行，即使不溘先朝露，恐亦难有再相见时。这篇文章早就想写，总想写得像样些，便拖了下来；而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难写得好，故此次决心应周实之邀匆匆下笔。文章当然还是写不好，意思却是真诚的，刊出后“老社长”自己总会看看，如有错讹，也好纠正。
我为去世的唐荫荪写过《做挽联》，为健在的张志浩写过《卅五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二零零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