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淮水谣》,乡土文学的新开拓》
曹多勇是一位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作家，他的写作极富有探索精神，同时又扎根于现实坚实的土壤。多年来，以家乡大河湾村为文学创作源头，曹多勇写出了一大批覆盖长中短篇体制的优秀小说作品。可以说曹多勇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乡土文学的优秀代表。他生长在淮河流过的地方，他说过，淮河是他的母亲河。曹多勇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热爱淮河，这种爱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访谈中说，自己的作品有两类：一类写“历史”，一类写“当下”。写历史基本就是童年记忆，而写“当下”的作品同样也能看出记忆对他的影响。他的这些记忆其实都是关于淮河的记忆。他是在夯实乡土记忆的基础上，来写当下的乡土和生活，有厚厚的记忆底色。《淮水谣》就突出体现了曹多勇的这个特点。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里写的那样，这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作为乡土文学的《淮水谣》，既有着他小说固有的精神与特色，同时，又有着新的可贵的创新与探索，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新时期的富有开拓意义和价值的优秀文本。
首先，《淮水谣》的结构极具艺术创新意味。刚接触《淮水谣》的读者，一开始可能会以为其结构比较老套，因为它是以小说中的十个人物为章节来结构小说的。猛一看，一个个人物像素描、特写、拼盘一样拼成了乡村图景。其实细心读进去，就发现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凝结了作者深刻想法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并不是现代结构，从形态上说《淮水谣》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然而，尽管传统，却新意十足。曹多勇的《淮水谣》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形式问题，往深里追究，它与内容密切相关。如果只是为结构而结构，那它可能是纯粹的形式问题。但假如小说结构是作家在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的过程中生发出的，这就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了。《淮水谣》的结构就是在观察和剖析写作对象中生发出的结构，是作家对小说总体精神与思想，经过深入思考和高度把握的结果，它反映着作家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环境，甚至血脉与精神文化传统的精深考察与透彻领会。《淮水谣》写的是淮河边上的一个乡村家庭，先从第一辈的父母写起，再写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小女儿，然后辐射到儿媳、女婿等。我把它叫作从伦理上进行结构的小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构是根系形态的，主人公韩立海、吴水月夫妇是根，从他们那儿发散开来。表面看来，是十个人物各自登场，各奔前程。而在更深层次，却是由近而远，由表及里，是一脉相承的，是血气相通的。这样的结构形式，形散而神不散，它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变化无穷的人生舞台上，在各自命运的展开里，始终连接着韩立海、吴水月这根精神主脉，他们的命运遭际与生存轨迹，若隐若现地发散着来自乡土深处的人文气场、精神氤氲与风俗神韵。在曹多勇的《淮水谣》里，小说的结构就是这样与小说的内在肌理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这样的独特结构就像是小说的骨架与筋脉，将小说的肉与血支撑起来，生动起来，丰满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淮水谣》的主题内涵就包含了很多新的东西，是有着新的开拓的。但是他的这种“新”又藏得很深，有时候粗读可能没有发现。这里，只着重说一点，《淮水谣》其实写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在乡村的人都想离开乡村。小说主要情节是写韩立海四个儿女包括韩立海自己其实都想离开乡村。小说每一章都写他们是怎么离开乡村的。小说最开始韩立海也是想离开乡村的，他到煤矿去，他差点离开了，因为有了吴水月以及其他原因，他留下来了。其实，但凡对农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农村人都想到城镇去，有些农村的孩子在企业工作很辛苦，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可以说《淮水谣》真实地写了乡村人的这种普遍的愿望：向往更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离乡愿望。《淮水谣》的深刻与新颖在于，他在写从乡村出走，也就是在写一个逃离的主题的同时，还有一个始终表现的主题：恋乡。这就使得《淮水谣》笼罩着一股浓浓的乡愁。这种将逃离乡村和乡愁、乡恋放在一起的写法，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饶有意味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在《淮水谣》里，离乡情结与恋乡情结是乡愁的一体两面。而当这二者会合到一起时，乡愁主题不仅出奇地完美，更具有着新时代所独具的复杂况味，有着一种当代乡村人，甚至是所有当代人精神深处扯不清剪不断的纠结与困窘。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多勇的思索有了新的开拓，他使得乡土小说在精神包蕴上大大地丰厚了，具有了传统乡土文学所不具备的丰富性、新颖性与深刻性。似乎我们在以前的乡村小说中，没看到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当然，有的作家也会写到农村人想办法离开乡村，他们要逃避乡村的苦难，但这类小说多半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反映现代化进程的，是写城市文明对鄉村文明的挤压，写乡村文明的崩溃，这种写作思路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城市文明肯定比乡村文明要先进，城市文明终究要取代乡村文明，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走到这一步。而这个思路是以一种高亢的声调来遮盖逃离乡土那挽歌式的怀乡与离愁，这种历史目的论支配下的乡土叙事，其实是无形中赋予了逃离乡村甚至是抛弃乡村的某种历史合法性。而在曹多勇的《淮水谣》，则有着更为深邃的思考和更为前瞻性与历史深远性的探究。《淮水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切入乡村历史与现实的新思路：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追求更好生活的问题，脱离土地逃往城市，也不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更不是农民的理想归宿。一句话，逃离与乡愁绝不单单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今天人们为什么还留恋乡土，向往乡村？为什么会有浓浓的土地情结？这是因为土地造就了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定势，这与先进、落后没有关系。单纯地局限在先进和落后二元对立模式上，有时候会走极端；从先进与落后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走到这样一个死胡同。《淮水谣》不回避这一点。小说告诉人们，其实乡村的人知道什么生活更美好、更舒服。所以，《淮水谣》绝对不是写两代人的差异，也不是写先进与落后的问题。绝不是说韩立海和吴水月留恋乡土，韩立海的后辈才想去城市，不是要构成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想离开乡村是人之共性，小说在写出这种人之共性的同时，还写出了对乡土的爱，对乡土的怀念，对乡土的坚守。这里面其实是有更深层的原因。《淮水谣》正是这样写出了土地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格与人性，当这种文化不仅铸就了你的生活方式，更铸就了真实的独特的个体的人。这样的人就会留恋这种生活方式，留恋这种生活方式所赖以存在的土地与乡村，留恋其背后更为深邃、复杂与奇妙莫名的感受、记忆、情绪、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与生存体验认同。所以吴水月死了都要葬在大河湾村，而韩立海那么穷都要养猪，使劲把孩子送往城市，但是他还留恋土地，留恋土地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的文化性格。所以当孩子说把吴水月的坟迁到公墓里时，韩立海不同意，因为只有吴水月葬在这里，全家一年才能聚在一起。小说在这个层面上，又将对乡土的怀念与坚守与“家”联系起来，这就深深地触及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根”。差不多百年前，民国的那些乡土建设派就意识到：“盖中国民族，立国于亚洲大陆，自有历史以来，已四千余年，资以维持发展，历久不衰朽，几无一不家族是赖。”如此，我们说《淮水谣》里的一个个人物，最后其实塑造的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家”，它表达了曹多勇对“家”的理解，也表达了他对“家”的忧思。家，这个中国社会、乡土文化中最基本的元素，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与魂灵的居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凝聚力在销蚀，有着风雨飘摇的落寞感和荒凉感。而没有家或者远离家园的人是多么凄惶、迷惘与漂浮！《淮水谣》背后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忧思。这是一种源自血脉与骨髓深处的忧思，是发自“根”的期盼与召唤，是乡土中国数千年情绪记忆与精神积淀的苏醒、感应与喟叹。所以，我们说《淮水谣》在乡土叙事上有创新，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思想主题上。
《淮水谣》作为乡土文学的富有开拓性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扎实而厚重，是源自曹多勇对淮河的深厚感情，更是源自他多年来潜心乡土文学的创作。几十年来，曹多勇写淮河的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可观。可以这样说，曹多勇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有风格与特质。我以为曹多勇的乡土文学创作，堪称安徽乡土叙事的标示性文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以曹多勇为代表的安徽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乡土文学流派——皖派乡土文学？讲到乡土叙事，首先会想到陕西，陕西的确是很强大的，但安徽的乡土文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美学价值。陕西是在黄土高原上形成的乡土叙事，用一个“厚”字形容，就像厚厚的土，一吹就会扬起尘土。这种“厚”可能还和陕西乡土叙事中生存的艰难，生命主体常常是匍匐在黄土地上有关。但我读曹多勇的小说，我就要用“绵”来概括，绵软的绵，它有一种水的滋润，却又有水的韧性与执着。以曹多勇为代表的安徽乡土叙事里的生存也有艰难，但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友好的。生命主体在安徽大地上往往是坚韧地顽强而乐观地抗争着的，是始终满怀希望的，是直立在土地上的。像《淮水谣》，显然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讨论现实主义传统时，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去讨论，但《淮水谣》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用积极、乐观的姿态去面对乡村、面对叙事对象。这是中国现实主义传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实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的风雅颂。但后来我们谈现实主义传统，却只谈《诗经》中的风，好像风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应该把三者看作统一体。风，是土风歌谣，来自民间，曹多勇的《淮水谣》就是谣，就是来自民间真实而苍凉的歌唱。同时，曹多勇的小说又是扎根于淮河大地的，写出了淮河人家真实的生存，写出了淮河养育的人们精神上的坚韧与倔强，本分与善良，深情与质朴……正是从曹多勇的小说里，人们开始真正接触和认识到，为一条伟大河流——淮河养育的人们是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中生存的，他们的生存又体现出怎样的精神与气质、性格与情怀、精彩与苦难、沉沦与梦想……还是著名评论家刘颋说得好，她说“曹多勇以他的小说绘制了一幅淮河文学基因图谱”。可以说，曹多勇的《淮水谣》是乡土文学的新开拓，也是为安徽的乡土文学做了开拓性与奠基性的工作。而这样的开拓性与奠基性的文学书写，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