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建青《《人生》化解“高加林们”面临偏见的探索》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青年群体逐渐扩大，深入农村。知识的“清高”和“乡巴佬”的自卑，让处在转型过渡时期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矛盾心理，他们的偏见问题显得更加敏感。从《人生》这一文本角度讲，偏见问题跟随着高加林从农村教师返回田地、从田地走向县城，最终被迫再次回乡的脚步，遍布他坎坷的工作历程，纠缠在对刘巧珍、黄亚萍、父母等人的复杂情感之中。
一方面，作为政治层面上的农村人，高加林是偏见的受事者。虽然去县城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他始终是高家村的子孙，他的祖辈和家在高家村，更重要的是他的户口深深地烙着“高家村”的印记。
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高加林又是偏见的施事者。在人们的眼里，知识分子高人一等，这一身份让高加林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致使他把城里人眼光带到乡下，开始了对“无文化”者的偏见。
一、高加林弱化偏见尝试的失败
由于自身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高加林遭受事业坎坷、爱情纠葛的双重打压，冲击着现有的价值观，不断深化他内心的矛盾。为了减轻内部和外部的压力，高加林尝试不同的方法进行调和，进而弱化偏见问题的严重性。
（一）精神胜利法
“乡巴佬”的身份一直是高加林的累赘，所以，高加林十几年来苦读诗书，只为有朝一日考上大学，受人敬仰的同时挣脱农村户口的枷锁。高中时期，他曾虚张声势地在笔记本写上“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互相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等胡思乱想的“研究”题目。但他做的只不过是剪贴一点报刊资料而已，真正的目的是运用他看似高于他人的知识储备和远大理想，伪装出强大的“气派”，震慑同学们，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遮盖“乡巴佬”的自卑。可是，他高考失利了。
高加林有所不甘，随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作为一般的民办教师，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继续学习，苦钻苦熬，希望几年之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从而实现以知识的富足掩埋农村身份的弱小的目标。但中途却被高三星以不正当的理由顶替了下来，理想再一次夭折。
第三次的知识补给，高加林已经没有了高昂的激情。县城的卖馍经历让他备受煎熬，坐立不安，他近乎是逃向图书馆，希望寻求一个避难的场所，在知识中找回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或是说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当他好多天以后重新进入报纸的世界，立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贪婪地畅游于书海。然而，当他再次推开图书馆的大门，他走进的还是需要为油盐酱醋茶而忙碌的“乡巴佬”的生活。
（二）融入农村的尝试
被辞退了民办教师的事实不可挽回，尤其是赶集后，加林自卑而清楚地意识到以“乡巴佬”的身份已经难以进城，此刻如果他要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就要向一般的农民看齐，“无论从衣着上和心理上都是需要‘化妆’”。
之后，和巧珍的恋爱让他更认清自己今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再反抗，顺利地和乡亲们学说粗话，吃旱烟，该洗就洗，该换就换，撇下了知识青年的架子。可是，他的精神上畢竟早已脱离了农村。每当看到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顿时会有一股苦涩翻上心头。而后来，村里人对他和巧珍恋爱的曲解、卫生革命的失败，还有在城里挑粪时作为“乡巴佬”受到的屈辱，让渐趋安定的农村生活又电闪雷鸣，他用毁灭性劳动的方式来折磨肉体，转移精神上的苦闷的尝试注定是治标不治本，农村是留不住他的。
（三）用知识改变农村
自从高加林和巧珍的恋情被大家发现，并且说成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加林的科学知识与村民们落后封闭的道德观之间的冲突急速激化，针锋相对。对高加林来说，既然逃脱不了农村人的政治身份，又难以真正地融入农村集体，那么何不借此勇往直前，通过一场卫生革命，向周围的农村环境发起挑战；说不定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够在农村中立足，平衡知识分子与“乡巴佬”两种身份的矛盾。
他叫上巧珍，在众目睽睽之下骑车进城。可以说，这是高加林精心设计的。他要通过大胆公开恋情，一来宣扬自由恋爱，直击古老的传统，发起对农村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二来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展开报复和打击，以此显示其个人主体地位和话语力量，提升和建立自己在农村里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感。他巧妙地借力打力，顺水推舟，将一切都做得游刃有余。当恋情成功地散播，高加林或许会夸奖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肯定没有想到第二天的骚动。
第二天，水井旁边发生了一场混乱。普通的村民几乎没有一个认同他的知识、理解他的好意，反而咒骂曲解成高加林往井里撒了“药”，想夺大家的性命。在这种推测中，辩解变得无力，慌乱和冲突持续在升级。只有村干部“大能人”高明楼，凭借个人阅历和村中地位的优势，才顺利地平息了这场风波。他一来到井边，原本失控的场面立刻平静下来，村民们纷纷把路给他让开。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用了与高加林一样的说法和做法；结果，大家不仅露出了笑容，而且争着舀水。年轻的知识分子高加林彻底失败了。
（四）屈从不正之风
在乡下的惨遇，让进城成为了高加林唯有的曙光。然而，当时城乡之间社会流动的合法渠道是缺失的，加林唯有运用制度失调下滋生出的“关系”。
从高明楼凭借和公社的赵书记十几年的老交情，挤退加林，将文化水平不如加林的儿子送进民办学校开始，高加林已经接触并发现“关系”的强大，它可以不受政治身份和文化水平的束缚。所以，高加林给在外面当副师政委的叔父写信，看叔父能不能帮他在城里找份工作。从加林迈上出这一步起，他已经开始走向与不正之风同化的道路。
歪门邪道的取缔是历史的必然。当高加林被城市打包退回，爬在黄土地上痛苦时，现实冷酷地宣告：他想努力站起来、弱化偏见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进退维谷、反抗无能是高加林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偏见的问题没有被削弱，抗争反而导致内心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
二、路遥的想象性解决方法——返乡
显然，路遥不愿意让高加林走投无路，所以无奈无限夸大了土地的“治愈”功能，将其打回农村，重新塑造，从头再来。所以，这一次的返乡，高加林再不像第一次一样，深陷于烦恼的泥淖中无法自拔，郁郁寡欢；而是迅速梳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虽然流着泪，滴着血，经历着苦痛，仍旧果断淡定地处理城里的感情和琐事。仿佛高加林大彻大悟，浪子回头。这种“快速回到‘现实’的能力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他如此唐突的农民化转变，显然与之前进行的农民化尝试在逻辑上讲不通，这正是由于路遥对他的不舍和同情。
为了使故事更加顺理成章，路遥一面以旁白的身份告诫着高加林，让加林看似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解释了加林解决偏见问题失败的原因：一是书本的知识让他爱幻想，仰望星空却没有脚踏实地，脱离了现实；二是青年人年轻气盛，如果不听取长辈们经历岁月洗礼后的经验，是会栽跟头的；三是以“不正之风”构成的通往城市的道路只是一架彩虹，彩虹终究要消失，上面的人终究会跌倒。从而疏解加林心中的不平和疑问，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偏见问题在加林身上的复杂性，让他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迎接未来。
另一面，路遥以高家村的乡亲们的身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真诚地安慰鼓励加林。又借用德顺爷爷之口教导加林，“劳动不下贱”，“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以此把从事低端劳动传播成为一种美德和荣耀，淡化高端精神劳动与低端体力劳动之间的界线，在精神上为加林缩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阶级差距。随后，不忘警告加林，“再不用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从而，亮明城市都是由农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居民的根都在乡土里的立场，为高加林营造一个“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与土地断然决裂”的氛围，顺理成章地将高加林接回土地，让他接受传统道德和“庄稼人的哲学”的熏陶。
对于已经“自我觉醒”的高加林来说，觉醒本身并不带来痛苦，啃噬他内心的是无法摆脱偏见的绝望。无论他如何的努力，他都无法全身心地回到土地和农村，返乡只是权宜之计罢了。高加林扑倒在黄土地上的痛苦的呻吟，也只是一个仪式、一个表象，只是想象性地解决，是一种“虚伪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