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伟《重读八十年代》

《与朱伟《重读八十年代》》

“我们对于80年代文学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对于80年代社会改革的理解。”

主编《三联生活周刊》二十年，《重读八十年代》让退休后的朱伟又回到了文学（蔡小川 摄）

2013年，朱伟曾在博客中以《我与八十年代》为题，想依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80年代的各个节点，记录他与一位位作家的交往过程。可惜的是，文章刚刚写到1980年，就没再更新了。是因工作繁忙。那时候，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编辑工作占用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
2015年，退休后，朱伟开始应邀给周刊写专栏“80年代”，写作对象是他在80年代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从第一篇解读王蒙开始，少则五六期，多则用十余期栏目的体量，通过作家的创作背景、写作意图和特点，完成对一个作家的梳理，兼有与他们交往的回忆。三年时间，已写到的作家有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人，最近在写贾平凹。如今，大部分文章被集结成书，命名为《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说，这个专栏的写作建立在他与作家熟识的基础上。他口中的“熟识”，大概与我们现在的定义不同，至少程度不同。在80年代，趣味相投的人是可以用大把大把的时间，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那时候，他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与作家们既是编辑与写作者的关系，也是朋友知己。他的文学履迹，除了每周一遍遍巡查全城的书店搜寻新书，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出发，去见另一个作家。
朱伟那时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都是抬腿就到的距离。80年代的亲密无间，是彼此都不用打招呼，随时敲门就进。“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最难忘的是1990年夏天，余华、格非一起在我家看世界杯。那个决赛之夜，我们准备了啤酒与各种吃食，余华坚挺马拉多纳，我则赌德国队，格非态度游移。”多让人羡慕的回忆！
文学之繁盛，80年代《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能达到100多万。作家只要在这个被称为“皇家刊物”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小说，就可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当时，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朱伟之手发表的。一个好编辑之于一个好作家，不仅仅意味着发掘，还存在培养，就像之于成长的一方肥沃的土壤。因此，作为编辑，不仅仅是与作家同为文学潮流的经历者，也同样是参与缔造者。
可以说，解读80年代的文学，恐怕很难有比朱伟更合适的人了，且他依然可以读得那么认真！文章的写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作家把全部作品和作品发表的顺序给他，他从他们的创作论中确定一个标题，然后一本书一本书地阅读，在阅读中寻找破解结构的途径。这些小说，很多他过去都读过，有些就是经他之手发表的，现在也都一一仔细重读。读的过程中，有疑问再去问作家。如此，一周内通读一部长篇或两部中篇，动辄几十万字，再写出分析的文字，保证每周的专栏，工作量不可说不繁重。每一篇文章发表前，朱伟还会发给作家看。他说，对他而言，就像是交考试答卷，答完要请作家审阅。“他们一般都满意，说几句好话，‘宝刀不老、理解我者还是朱伟’等等，我付出的辛苦亦就得到满足。”
重读之后，朱伟的结论是：“就我已梳理完的这些作家而言，如将他们看成一个整体，就已经是很骄傲的一个时代了。这个作家群对中国现实与自身的思考，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20世纪的前辈作家。”一本书下来，虽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家没来得及收录或还没有写到，比如，汪曾祺、陈忠实、路遥、阿城、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但可以看到，一部个人经历的80年代文学史正在完成。
朱伟说，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可说形成系统和规模，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80年代各个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做出反映。就眼下的这本书，他始终只是强调导读的意义，更在意的是自己对作品，对作家创作轨迹的解读，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些作品。用他的话说，这正是一个编辑该做的工作。而我们看到的，是一堂堂兴味盎然的文学课。“80年代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的发展到底构成了多大的承启作用？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构成了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朱伟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一个导读，为什么倡导文学作品需要导读？
朱伟：我们过去讲一个作品需要接受美学，作家的创作在读者中间需要有一个接受，实际上就是你对他作品的阅读，你的解读方法。这就跟破案一样，案子就是作品，怎么能把案子中间真正的案情破清楚，是考验一个阅读者和作家的智商能不能对接的问题。
很多读者阅读作品可能会被故事牵制，实际并没有读懂。小说的表面是故事，作家在写故事的背后有一个目的，要通过故事去了解目的，就需要有导读。导读是从作家到他具体的作品，首先让你了解他们各自的写作方法是如何，然后了解每一部作品的创作意义，也就是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觉得实际上存在一个“文学课”的问题。小说阅读可以说是在艺术修养中最最普遍的一种修养，人们读小说，有的人就是为了读故事、读消遣，有的人就是为了读经典。现在大家都觉得文学修养特别重要，我觉得它是需要老师来带的，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文学课。
纳博科夫有本书叫《文学讲稿》，我还是在80年代看的，那时还有一本福斯特写的《小说面面观》和一本《现当代小说99篇》，推荐99本书，了解现当代最重要的作品，每个作品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离开《人民文学》，做《三联生活周刊》20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重新跟这些作家做交流，把我写的东西给他们看，实际上是给作家交一份答卷，让他们来看我对他们的分析是否能有会心一笑，然后他们觉得我仍然是宝刀未老吧，我的阅读还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作家自己都能看到吗？
朱伟：有的东西作家能意识，有的东西他也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在写作中间，也会被写作牵制着走。比如莫言，他很特殊，他写长篇小说一天可以写一万八千字，就像流水一样，一气呵成。这中间他未必思考那些问题。你去对他做总结，他觉得你讲得非常对，那正好。而有的作家构思是很清晰的，比如余华，每天写得很慢，基本上每一段句子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就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作家和作家之间很不同，这就需要你去辨别。
我以前总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斯皮尔伯格，他说他拍电影是把一颗石子扔到树林里面，去寻找石子的过程就是一部电影。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是这样，他先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慢慢膨胀，变成一部作品，方法不同。作为一个编辑，去阅读，在阅读中间去想这个故事背后可能有什么，读完之后，去想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阅读一个小说，会关注哪些方面？
朱伟：我们当初阅读小说，觉得小说当中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它的故事，第二是它的氛围，第三是它的内核，小说中间有可能通过结构表达的东西。我的说法是，这就是一个专业的对小说的解读方法。我对这些作家的梳理基本上就是这样，首先把他的特征梳理出来，然后把每一个作品的写作意图告诉读者，读者可以作为一个启发，再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路标去理解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通过什么来判断一部作品？在做《人民文学》编辑时，主要凭感觉还是用方法？
朱伟：无论是好作家的诞生、好编辑的诞生，还是好读者的诞生，一个人的认识，都是因为他的阅历。我始终强调一个人的阅读量，如果没有一定阅读量的累计，就不会有阅历。阅读量使量变达到质变，通过阅读很多作品才能知道作品中间有一个结构的问题，作家和作家之间是有区别的。这还不够，不能仅仅读小说，还需要有其他的积累，比如哲学、认识论的积累。哲学的方法很重要，它会告诉你一个逻辑编码，就像数学公式，有了哲学的基础你就可以从作品的更深处去了解。
我原来讲过一个读书的话题，一个人需要不断地颠覆自己，当你熟悉了一种阅读以后，就要跳出来，去阅读你不熟悉的东西，然后通过阅读不熟悉的东西扩大阅读面，因为碰到不熟悉的东西，你就会拼命去钻，熟悉的东西只会顺理成章地读，不会进入另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再来看这个领域，它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看一个东西要同时打开好几个窗口。有的人只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方向，那就会变成一个匠人。
我在做《人民文学》编辑的时候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感性，我的感觉相当不错。80年代初期我和王蒙认识，他就觉得我的感觉非常好，他写一篇小说让我看哪儿好哪儿不好，我说得非常对。这个判断就建立在阅读量上，我读了很多外国小说，它们变成了我的框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发觉我的理论性不够，就开始读哲学。当读了一定的哲学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对作家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面。
后来我离开《人民文学》做《三联生活周刊》，特别杂，需要对各种各样的选题迅速做出判断，不仅仅是文学，还有经济的、社会的。尤其是做封面故事，要判断往哪个方向走，我对作品的结构有了更高的理解。这种方法和你的阅历有关系，你的阅历越广，你使用的方法就越便利。这是我所说的文学课里面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编辑，你如何判断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大家？
朱伟：这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一个人要形成别人走不了的道路，这个人才能成为大家。我看一个作家有没有可能脱颖而出，前提是他的写作方法能不能区别于别人。好的作家一定形成一种独特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人眼前一亮。如果一个作家总是在模仿，或者总是在重复自己，就不能成为大作家。格非如果顺着《敌人》写下去，就不能成为大作家，但他在写《人面桃花》的时候变了，写了“江南三部曲”，那他就成了大作家。如果贾平凹只写了《浮躁》《废都》也不是大作家，但是他写了《古炉》，没有一部作品写“文革”写得那么深刻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作家成为大作家的过程中，编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朱伟：一个好的作家生长是需要土壤的，没有一个好的编辑就没有一个好的作家生长的土壤。不论是发表还是出版，一个编辑要看准作家的作品是重要的，推他的作品。一个好的编辑，会不断地按照适合的方法引导作家，让他去走，越走越大。我和作家之间良好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比如莫言，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第一篇小说不是我发的，从第二篇就是我发的了，那么从《爆炸》到《红高粱》再到《欢乐》，完成了他的三级跳。这个过程中我和他有交流，一个编辑就参与了一个作家的成长，或者说一个编辑要通过与一个作家的交流使得作家能够越做越大。当然他后来的作品都不是我经手的，我后来已经离开文学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回看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和你过去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吗？
朱伟：很不一样。重新看80年代的文学和这些作家，我觉得我真正看到了他们对中国文学构成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像我们怎么来认识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一样。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如何重要，8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也就如何重要。只不过我们对于80年代文学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对于80年代社会改革的理解。
真的没有多少人懂文学到底构成了多大的意义。过去80年代构成了一批批评家，但那时候的批评家不是真正地从整体上对这些作家、对文学的重要性做判断的。这些作家的创作，现在慢慢印量没有那么大了，年轻人读他们的东西越来越少，从整体的文学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强调。
80年代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的发展到底构成了多大的承启作用？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构成了什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这本书里有些作家我还没谈到，比如汪曾祺、陈忠实、王小波……贾平凹我快写完了，还有更多。过去我们讲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可能是讲中国有鲁迅、钱锺书、张爱玲等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80年代这些作家还是建立在西方文学的上面。但当我一个个去读了那么多作品之后，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才感觉到80年代的整体的重要性。他们基本上冲决了束缚，越来越多的作家无所顾忌地写人性的恶，不写人性的恶，怎么能够衬托出人性的善呢？写作越来越自由，才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类型。这是80年代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来说，80年代这批作家构成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哪儿？
朱伟：首先是差异性，这些作家各自构成了非常不同的写作方法。同时，虽然很多作家借用了西方的一些叙述或结构方式，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的形式里寄托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做出了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对国民性的思考，对自己的思考，并且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我个人的观点是，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了20世纪的前辈作家。
比如说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作家的问题就是如何思考农村，如何思考自己。我觉得一个作品的深度，与一个作家对自己、对土地的理解有关。作家创作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我是反对意识形态解读的，那样很容易变成，这个作品在控诉什么、在歌颂什么，有一个政治性在里头。如果从一个大的社会形态理解的话，就要对中国的社会、国民性、对自己做出一个解答。
当然，这些作家的思考也有深浅不同，比如有的就很回避自己，你很难在他的作品中间找到他自己。有的就容易。但总的来讲还是很了不起的，如果真把80年代这些创作做一个梳理，这30年里，能有30部重要作品，从百年史的角度来讲，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