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朗诵诗研究

《《大公报》与朗诵诗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朗诵诗的兴起、发展与壮大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在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朗诵诗的出现，既使《大公报》副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其紧密关注时代，注重以文艺形式触摸现实、接近民众、影响舆论的办报理念。
关键词：《大公报》 《战线》 朗诵诗
近年来移动客户端上兴起了一种诗文朗诵，很受微信用户的欢迎。笔者注意到，其很多诗文来自各个媒体的副刊。将发表在平面媒体上的文字以声音的方式传播出去，既使宣传效果更加立体化，也增强了内容与读者的贴近性。其实，以朗诵的方式传播副刊上的诗文作品不是新鲜事，在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就致力于朗诵运动，成一时之盛，甚至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朗诵诗”的文体。
《战线》从1937年“九一八”纪念日创刊到1943年10月31日停刊，共出版了近100期，期间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学作品，其中以“朗诵诗”成就最大。通过推动朗诵诗的创作和诗歌朗诵运动，《战线》充分发挥了其文艺阵地的社会功能，培养了大批作家，使抗战精神深入民心。
一、朗诵诗的诞生
“朗诵诗”在抗战中应运而生，是文艺与纸媒的一次成功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次诗体革命。《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编辑意图很明确，他说：“时代变了，一切在战时，副刊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再不能刊登一些风花雪月与时代无关的东西，每篇文章必须是战斗的，合乎时代意识。”朗诵诗，顾名思义，就是用于朗诵的诗歌。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它在创作上反对任何的形式主义，追求大众化、追求诗歌语言的朗朗上口，以收到直接的宣传效果为创作和表演的出发点，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
“朗诵诗”与抗战时期的“诗歌朗诵”运动是相伴而生的。诗歌朗诵运动在抗战初期兴起，这催生了朗诵诗的诞生，朗诵诗的繁荣又推动了朗诵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从传播媒体的角度看，《大公报》副刊，特别是《战线》，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中，对朗诵诗的传播贡献最大，其最先发表了宣传抗战的一批朗诵诗作品，此后，很多报纸、刊物都争相模仿，开始刊登朗诵诗。
由于诗人和艺术家的热情参与，报纸副刊积极提供阵地，抗战时期的朗诵诗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些刊登在报纸上的艺术作品，在经过广播电台的二次艺术加工后，更加具有感染力。就以当时的文化中心汉口为例，刊登在报纸副刊上的诗歌经过广播电台播出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诗歌经过由纸媒向有声媒体的转变，其形式发生了明显改变，也给广播媒体注入了时代的活力。诗歌在此充当了两种传播媒介的“媒婆”，将纸媒宣传与广播宣传有机融为一体，增强了宣传效果。有一位青年作家梁韬，在汉口广播电台担任播音，他富有音乐修养和诗人气质，很多诗歌经他朗诵后都风靡一时，深入人心。
随着抗战的深入，诗歌朗诵艺术形式的传播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和文化中心，而是呈现出向广大农村、向各大战区延伸的局面，这样就把诗歌朗诵普及到了农民和战士。当时的朗诵诗歌，其抗战主旨很鲜明，通过朗诵诗，实际上起到了对农民和战士的抗战动员作用，激发了他们的抗战决心，鼓舞了他们的民族情绪，坚定了他们的抗战意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朗诵诗起到了战斗武器的作用。应该说，战时的中国，各种艺术形式的宣传内容还不是很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朗诵诗异军突起，应该说是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光未然与冼星海合作的《黄河大合唱》中也加入了朗诵的部分，在乐器的伴奏下使诗朗诵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朗诵诗中有很多至今传颂的名篇，如1940年高兰创作的《我的家在黑龙江上》、安娥的《高粱红了》等。这些朗诵诗名篇，当时经常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各种文化集会、节日晚会、广场宣传活动中，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以至于几乎逢集会、晚会必有诗朗诵成为一种惯例。如当时的“全国文艺研究部”每次集会就都有朗诵节目，进一步推动了朗诵诗表演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艺表演和经常性节目。
二、朗诵诗的发展壮大
抗战时期诗歌朗诵的地域范围广泛，远至香港、桂林都不乏热心于这项活动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很多著名文人，如徐迟、韩北屏、袁水拍、穆木天、彭慧、雷石榆、罗铁鹰等都是朗诵诗的大力提倡者。
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之所以影响深远、传播广泛，仅靠一些热心诗人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个人的力量和活动范围有限。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朗诵诗歌的传播在抗战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诗歌朗诵队。《战线》副刊曾对诗歌朗诵队的成立作了详细报道。出席诗歌朗诵队成立活动的艺术家，不仅有来自诗歌界的，还有来自音乐界、戏剧界的，不仅有成名的如郭沫若、艾青、贺绿汀、光未然等老艺术家，而且有不少艺术界的后起之秀。可以说，诗歌朗诵队的成立是战时中国文化的一种力量展示。
毫无疑问，诗歌朗诵的朗诵队成立，其影响的深远程度已经超出了诗歌本身的范围，进而与抗战时期的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深远性正如《战线》副刊编辑、朗诵诗的重要倡导者陈纪滢所说：“诗歌朗诵队的成立，不但是要扩展诗歌的领域到各阶层去，把中国死的诗要它活起来，而且要经过朗诵的实践促进诗歌的创作，更由于可以朗诵的诗歌，训练出无数的朗诵专才。也就是说以技巧的朗诵，达到诗歌本身的任务，以影响人类的生活。”这表明，诗歌朗诵队不是专注于纯艺术的活动，不是不关心现实的，恰恰相反，它是要进一步推动诗歌与现实的结合，推动诗歌为抗战现实服务的。这就在更高程度上提升了朗诵诗的战斗功能，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功能进行了新的开拓。
诗歌朗诵队作为战争状态下产生的一种集体的、松散的艺术组织形式，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朗诵诗的传播和发展壮大。一是把诗歌请出了象牙塔，使诗歌走向民间、走向战场，走向人们的生活。二是推动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如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诗歌与表演的结合。三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看，诗歌朗诵队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实践行动就是促进了诗歌艺术与无线电技术的融合，这可谓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无线电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纸质媒介，瞬间就可以把朗诵诗的美妙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各地。因此，诗歌朗诵队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大公报》与朗诵诗
在抗战期间形成与发展的朗诵诗及诗歌朗诵运动中，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大公报》的贡献最为卓著。首先，朗诵诗最先出现在《大公报》的《战线》副刊上，掀起了一股朗诵诗的艺术潮流，带动了其他媒体的“跟风”。其次，《大公报》副刊为朗诵诗提供了充足的“阵地”，其副刊版面不但刊登著名诗人的作品，对青年诗人也相当开放，一些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借助《大公报》副刊成长起来，可以说，《大公报》为朗诵诗培养了一批作者，为中国文坛培养了一批诗人。
《大公报》不但在副刊上刊登朗诵诗、培养诗歌作者，还经常报道与朗诵诗运动相关的消息，对朗诵诗运动的动态加以跟踪，持续报道，这在当时的报纸中实属不易。由于战争的原因，很多报纸的经营都出现了问题，为了降低成本，很多报纸都紧缩版面，缩小报道范围，只关注那些大新闻，像朗诵诗这类看上去属于时代生活边缘的东西，已经不为很多报纸所关注。而《大公报》却不然，总编辑张季鸾一直都很青睐朗诵诗，关注诗歌朗诵活动，这对《大公报》的风格构成了重要影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战时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大公报》社还慷慨解囊，为开展诗歌朗诵的艺术家们提供经费捐助，支持诗歌朗诵活动的开展。
朗诵诗作为抗战时期出现的新诗体，《大公报》对此有重要贡献，其对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的提倡和“抚育”，既使其文艺副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大公报》紧密关注时代，注重以文艺形式触摸现实、接近民众、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办报理念。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文化周刊》主编、主任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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