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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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基石

变法的基石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虽然是隆冬季节,这天的江西临川却有着罕见的好天气。在临川军判官王益的府第后院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王益抱着这个粉嫩的婴儿,给他取名叫安石,意思是:安定天下如磐石。这个名字寄托了一个父亲最诚恳的期望,当然,他也绝没想到,手中的这个婴儿,会成为大宋朝的改革者,一个毁誉参半的先行者。

临川山清水秀,气候明快。少年王安石喜欢那里青翠的树木和明媚的阳光,常常携着书籍出去踏青。春去秋来,很快就是数年过去。无论是林下泉边或者溪旁,都留下他的痕迹。有一天,王安石重看《论语》,猛看到“逝者如斯夫”一句,突然觉得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吗?此刻,他才理解了儒家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成熟了起来。他读书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王安石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步入了人生的青年时期。

北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四月,王安石考中进士。科举考试中取得佳绩的士人遵照常例会要求留在都城的国史馆、昭文馆、秘书阁等文职“馆阁”机构出任编修、编撰之类的文官,一方面历练文字,一方面谋求资历。但王安石希望更多地熟悉国情民情,施展自己的从政抱负,强烈要求到基层当个地方官。于是朝廷委派王安石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府韩琦的幕僚,当个签书判官。

淮南自从五代以来一向是南北经济交流的重地,年轻的王安石来到这里任职,无疑是一次锻炼的好机会。签书判官一职主要是负责审理案件,这对博闻强识的王安石来说是件轻松的活。他总是在白天有条不紊地把工作做好,晚上回去继续勤奋读书。

王安石是个好学的人,读起书来总是废寝忘食,经常通宵不寐。甚至有时候只是在上班前小睡片刻,也来不及整理仪表。淮南知府韩琦以为王安石夜里饮酒作乐,所以才衣冠不整,觉得他这种状态,不像认真工作的人,于是便不分配公事给他。

有人对王安石说:“你的上司韩琦对你有点误会,你还是解释一下吧。”王安石笑着说:“日久见人心,特地跑去辩护,不是君子所为啊。”他很耿直坦然,也不辩白,只是更加兢兢业业工作,业余读书也不间断。时间一长,韩琦也明白自己误解了王安石,对他的勤奋和风骨非常赞赏。

在韩琦帐下任职届满后,王安石的朋友希望他调回京城。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再次申请出任地方官。北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知县。三年后,怀着对鄞县人民依依不舍的心情,王安石回到京城述职,或者是看不惯当时官场的混乱,随后他便解职回家,赋闲了数年。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四月,京城春暖花开,暖意融融。朝廷里元老级别的大官文彦博推荐王安石,让他去馆阁入职。当时的官场有这样的习气,就是由朝廷重臣推荐地方上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官吏,王安石调任两方,官声很好,所以文彦博举荐他当官。

这种机会对年轻官员来说,非常难得。所有人都认为王安石会把握住这个机会。朋友都说,你的出头之日快到了啊。但是王安石摇摇头,上书拒绝进京面试。

有人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京城参加考试?”王安石朗声说:“我的祖母年迈,还需要我照顾,加上弟弟快要完婚,需要人主持。而我的妹妹到了出嫁的年龄,也需要我这个当哥哥的给她物色夫君。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抛掉他们上京述职呢?”

实际上,王安石没说明的是,他当了几年的地方官,深知底层人民的辛苦。要当官必须为民做主,在朝廷当个文官,还不如去地方给人民做点实事。

王安石在家里待了段时间,仁宗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二月时,正是冬天,大雪纷飞。王安石正在书房里看书,突然间有人用力拍门,喊道:“王相公,有朝廷来的诏书呢。”

看着那道热辣辣的诏书,王安石不由叹了口气。这次朝廷委任他做集贤校理。宋朝沿袭唐朝设集贤院,与昭文馆、史馆合称三馆。集贤院设有大学士,一般是以宰相来担任,下面有学士和直学士、多撰和校理,是掌管文教的最高机构。年轻的官员能进入集贤院,本是一项殊荣。

这可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清要”之职,第一轻松,第二是位置好,容易升迁。出乎别人意料的是,王安石又拒绝了。

他上书朝廷说:希望朝廷把他派到地方当官去。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整个京城的官员都轰动了。不少人纷纷议论“这个王安石在想啥呢?”“不知道,或许是沽名钓誉吧。”

在议论声中,王安石仍然自顾自地读书。但过了一个月,朝廷再次发布诏令,内容与上次相同,仍然要求王安石任集贤院校理,王安石又拒绝了。十几天后,中书再下任命,要求王安石速速上任。这时朝内朝外的人都看着王安石,想看他到底是真心不干,还是沽名钓誉。

王安石不胜其扰,只能奋笔疾书,写了封《辞集贤校理状》。状中说自己确实是为生活所迫,如果朝廷非要如此任命,“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说这事情不仅让我难办,还让朝廷难办。

朋友问道:“朝廷这样三番两次让你去当官,已经很有诚意了,你为什么不去。”王安石摇头说:“辞官是生活所迫,朝廷这样大张旗鼓。我害怕以后有人也学着我的样子来获取名声。”果然,这件事情后,王安石的名气大涨,不少官员都想看看这个几次辞官的奇人。

这种做法也得罪了不少人,比如宰相。但王安石只是不想做京官,还真没办法治他的罪。只好把他晾在京城里了。

王安石在京城里无所事事,只能潜心读书。就在这个时候,海门县令沈起前来拜会王安石。原来,沈起是鄞县人。当年王安石在鄞县工作时给沈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沈起借进京办公的机会特来拜见王安石。沈起告诉王安石,他学习王安石在鄞县兴修水利的做法,正在海门通河疏水筑堤防潮,想请王安石前去指导一下。

王安石一向赞成兴修水利,听了沈起的话,很感兴趣,此时朝廷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他就带了两个弟弟,跟沈起到海门去了。

在海门的时候,王安石参观了几处沈起修的水利工程,又看了临海大堤。看着这个地方,他想到了熟悉的鄞县。只有在地方,他才能感觉到一种做了实事的乐趣,只可惜朝廷数次任命,全是文官。

王安石更坚定了去地方当官的信念,他对弟弟说:“假使要任命我的话,希望是去地方,即使当了县令也能造福一方。强过在京城里做那些没用的文章。”

可这个希望还是破灭了。四个月后,一纸调令又送到了王安石手里。原来是欧阳修看不惯王安石赋闲,他对宰相说:“王安石确实是个人才,这样让他赋闲也不好办,干脆下令让他当群牧司判官吧。”

这群牧司是真宗所设,专管全国马政,直属枢密院。群牧司判官在群牧司下设的判官厅工作,职务比集贤院校理高一级,与集贤院校理不同,这是一个实职。王安石又升了一级。

随着任命书到王安石手里的,还有一封信。原来是欧阳修担心他再次拒绝,写信过来劝说道:“无论是地方官或者中央的官员,都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他劝王安石以大局为重,不要再拒绝任命了。

这时,王安石的朋友也劝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辞官了。如果大家看你这样辞官后反而升官,群起而效之怎么办?”

就这样,王安石只能走马上任。屡次辞官累积下来的良好名声,给他以后拜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选理由:

王安石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他变法的出发点是——为百姓好。这个故事侧面反应了他其实是个有着美好理想的悲剧人物。

阿离之言

说到王安石,不能从文学上点评他,这太狭隘,真正让他在历史上有争议的是政治家身份的他。官拜宰相,位极人臣,铁血手腕实施新法。对错与否,后人也无法评述,只能说文人当官当到这分上,王安石是头一个。

王安石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他少时贫寒,父亲只是个低级官员,宋朝时俸禄不高,他父亲的工资不够养一家十口人。传说到王安石成年后,还需要去山上采野菜为食。这段社会底层的日子对他未来的生活和政治态度的影响是巨大的。

王安石少时就很会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才。文章也写得好,倚马千言,洋洋洒洒。加上他有雄辩之才,史料上说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与人辩论,他所说的论点都很有道理,又能旁征博引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加上“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一个内心强大的能力者,具备玩转政治的基本要素。

他的青云之路,从公元1042年开始,那年他22岁,一举得中进士第四名。当时官场规则是这样的,中进士的人,当三年官后,就可以去皇帝身边当个清闲的文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领导身边的秘书。宋代不少官员都是通过这条路迅速升迁的。而王安石却拒绝了这个美差。

从22岁中举到46岁推行变法这期间,他拒绝了许多次入朝为官的机会,而都留在基层干实事。从县令到太守,他的升迁之路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在地方上,他兴办学校,改革制度,开办农民贷款法。这些在地方上的实验都获得了成功,使他官声极好。

也是这些实验坚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实际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整个大宋王朝的实施是失败的。后人对此次变法的评论,也是过大于功。只能说这次变法的时机对了,当时的宋朝积弱不振,神宗皇帝急于富国强兵,遂启用王安石。当时朝廷分了两派,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认为改革是细水长流的事,如长期病弱的人,需要徐徐用药,缓缓图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疾病需用猛药,先治本,后再用药补之。

在这场变革里,王安石占了上风,但得到的结果并不好。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由于或多或少的原因,伴随着小部分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其他阶级大部分人的痛苦,其中也包括了王安石想泽被的底层人民,变得异常艰难。强行推进的结果,只是国库的虚假充盈以及民众的民不聊生。这场变法,从根本上说已经失败了。

然而变法的失败,不能说明这个人是失败的。实际上王安石的一生,都在为他理想中的社会而努力。从底层官员做到一方宰相,他的目标明确,行事努力,只是运气不够好罢了。何况他当了一辈子官,却从未用权力为自己谋过利益。即使是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直的人,不能不说,他是个异类——一个有才华的,有良心的,运气不好的异类、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