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到《南北史续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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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到《南北史续世说》

《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重要性不待多言。不过,今人由于受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每喜谈其书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叙事精妙,却常常忽略了它成书的两个事实:一是抄书,一是分类。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并非出自“创作”(如现代小说常见的那样),而是抄纂《语林》《郭子》等书而成。这一点鲁迅已经说得很清楚:“《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编者刘义庆本人的另外两部小说《幽明录》和《宣验记》,也是以抄纂的方法撰成。除抄书之外,《世说新语》还将这些搜集来的一千余则故事分为三十六门,呈现出一种类书的体式。至于《幽明录》和《宣验记》,原书久佚,在鲁迅《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本中看不出原来的面貌,但从《搜神记》有分门和《世说新语》有分门来看,我颇怀疑刘义庆的这两本书原本也是有分门的。分门类事的风气始于曹丕命王象、缪袭、刘劭、桓范、韦诞等人编《皇览》,这被后人视为第一部类书,而及至梁代,刘杳为梁武帝萧衍编《寿光书苑》,刘峻(刘孝标)为安成王萧秀编《类苑》,徐勉等为梁武帝编《华林遍略》,更是蔚为风气。前人每喜道《世说新语》与刘向《说苑》《新序》之间的相似性,从抄书和分类这两个方面来看,它们之间确实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在魏梁之间,诸侯王而好文艺者不乏其人,但“招聚文学之士”而大量编著书籍者,临川王刘义庆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家。今天可知在他名下的书,除了《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外,还有《徐州先贤传》十卷、《江左名士录》一卷、《集林》二百卷、《刘义庆集》八卷、《典叙》等。在这些书中,除《刘义庆集》和《典叙》外,应该都是书成众手,或者说有王府中文士的参与。《集林》显然是一部诗文抄,说不定也有分类(参考《昭明文选》的分类可猜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以及《徐州先贤传》十卷、《江左名士录》看作是专题性类书。可用作比较的是比刘义庆更热衷于著述的帝王梁元帝萧绎,他在其《金楼子》“著书篇”里开列了全部六百七十七卷的著述(从其自注中可见有相当部分出自其手下文士),同样有很多书可视为专题型类书,如《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仙异传》《晋仙传》《研神记》《同姓名录》《食要》《梦书》《玉韬》《内典博要》等。刘义庆和萧绎的大规模著书,可以看作是南朝帝王著述的范例,而抄纂类书正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因此,刘义庆“纂缉旧文”而成《世说新语》,并非是一种偶然和特例,实在是时代风气使然。

中国古代的小说,就文言小说而言,记录见闻是最基本的写作方法和写作原则。这见闻一般是指来自本人及亲友的亲历亲闻,但从前代书籍中读来的故事或杂说、知识等,也可算作广义的见闻。就数量上来说,固然记录本人见闻的小说占优,但从古书中抄纂条文而成小说的也不少。《世说新语》和《搜神记》作为小说史早期的两部重要小说,均是抄纂并分类的小说,这对后来的小说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之后形成了各种续补仿效之作,鲁迅列举了这一系列书籍:

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见《唐志》,然据《隋志》,则殆即所注临川书。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见《新唐志》杂家,今佚),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廿一史識余》,郑仲夔《清言》等;然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而世人犹复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维枢作《玉剑尊闻》,吴肃公作《明语林》,章抚功作《汉世说》,李清作《女世说》,颜从乔作《僧世说》,王晫作《今世说》,汪琬作《说铃》而惠栋为之补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

上面提到这些《世说新语》的续仿之作,今人多称之为世说体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纂旧闻”,一类是“述时事”。“纂旧闻”即是抄书为主,一般也分门,唐宋时期的世说体小说均是如此产生的。

《世说新语》之后的续仿之作,应以陶弘景《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为最早,但此书仅见于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提及(《云笈七签》卷一七引),其他信息一概不知。由书名推测,其体例应近于《世说新语》。此后的一部仿作,也是现存最早的仿作,是唐初张询古的《五代新说》。张询古是太宗时协律郎张文收之子,高宗咸亨(670—674)初在史馆,看到刚刚编撰完成的“五代史”,乃从中选取材料,删削润色,而成《五代新说》一书。所谓五代,并不是指唐后之五代,而是指梁、陈、北齐、周、隋。张询古原序说:“予咸亨之始,著作东观,以三余之暇,阅五代之书。”“五代之书”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均在唐初编纂,贞观十年(636)全部修成奏上,合称“五代史”。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即今《隋书》中的志三十卷。到玄宗开元以前,这五部书一直称作“五代史”。《五代新说》的作者在重编《说郛》里题作“徐炫”或“徐铉”,以南唐入宋之徐铉为作者,显然是误解了五代之意。

《五代新说》今存涵芬楼《说郛》和重编《说郛》的节本,共存佚文58条,有三十门之门目,与《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完全不同。其文字亦颇有可观之处,如:

梁太子左率更徐公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众皆奔散,摛嶷然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景乃下拜。(忠节)

北齐王侍中纮侍宴,文宣帝饮酒,曰:“快哉大乐!”侍中曰:“亦有大苦。”帝曰:“云何?”曰:“长夜荒饮,亡国灭身,所谓大苦。”帝默然。(谏争)

梁昭明太子统性爱山水,游圃泛舟。番禺侯轨数请奏女乐。久而不答,徐而咏左太冲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方雅)

徐仆射勉尝夜集,有人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也。”(方雅)

《五代新说》的文字在“五代史”中全都能找到,比较原文,即可看出张询古的裁剪之功(参见拙文〈张询古《五代新说》考论〉,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

稍晚于《五代新说》,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十卷,此书不存,难知其详。中唐时刘肃撰《大唐新语》,也是一部世说体小说。该书分三十门,其分门数同于《五代新说》,而且门目也有与之相同或相近之处,可能曾受《五代新说》的影响。至于《大唐新语》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唐国史以及此前的小说如《隋唐嘉话》等,其抄书分门的编撰方法,则和《世说新语》《五代新说》是一致的。

但《五代新说》和《大唐新语》与《世说新语》在门目上存在差异。是怎么回事呢?换句话说,这些门目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不用说,有些门目就如同刘义庆编《世说新语》那样,是作者(编者)自拟的,但有一些门目,则和六朝、隋唐之间的类书、类传有关。

《世说新语》《五代新说》《大唐新语》等书是“纂缉旧文”,类书同样是如此,将三部小说的门目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三部类书的分类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门目上重合和相近的情况。如《五代新说》首门是“帝王”,《北堂书钞》开篇也是帝王部(二十二卷),《艺文类聚》将帝王部至于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之后,而“符命”又是《五代新说》第二门的名称。如果翻开类书中“人部”“政术部”等部类下的门目名称和内容,可比较的则更多。类书与世说体小说有相同、相近的一些门目,透露出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此外,还可以看看内容方面,比如《艺文类聚》人部嘲戏,引《世说新语》七则,其中四则见于今本《世说新语》的排调,一则见于轻诋,二则见于言语。《世说新语》有的门目,如黜免、宠礼等,也见于类书,如《北堂书钞》政术部有黜免、去官,《艺文类聚》人部有宠幸。这些事实都进一步说明,《五代新说》《大唐新语》等世说体小说在门目设置上,和当时的类书有着共同的分类意识,使用了相同或相近的分类标准和名称。如果进一步比较,翻开《太平御览》(尤其是人事部)和《太平广记》,会看到更多的相同或相近的门目。如果探讨六朝隋唐时期的分类观念,尤其是当时对人物的品行、言动、性格、政事等方面的看法,世说体小说和类书一样是值得重视的材料。

类传是指同一类人物的合传。在魏晋隋唐之间的杂传中和史传(正史的传)中,都有很多不同名目的类传。杂传中最早的类传是汉代的《列女传》《列仙传》《列士传》《孝子传》,据说是刘向编撰的,稍后的汉晋之间,以孝子传、高士传、名士传、文士传为名的类传数量剧增,蔚为一时风气。宋齐以后,类传又出现新的名目,如刘昭《幼童传》、王瑱之《童子传》、刘昼《高才不遇传》、卢思道《知己传》、萧子良《止足传》、萧子显《贵俭传》、钟岏《良吏传》、范晏《阴德传》、元怿《显忠录》等,梁元帝萧绎所作尤多,有《孝德传》《忠臣传》《全德志》《怀旧志》等。至于史传中的类传,《史记》《汉书》有儒林传、刺客传、滑稽传、游侠传、佞幸传、酷吏传、货殖传、龟策传、日者传等,已开先河。至刘宋范晔之《后汉书》,新设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嗣后沈约《宋书》有恩幸传、隐逸传、孝义传、良吏传等,萧子显《南齐书》有文学传、良政传、高逸传、孝义传、幸臣传等,魏收《魏书》有孝感传、节义传、良吏传、酷吏传、逸士传、术艺传、恩幸传等。这些类传之类名和世说体小说的门目,也颇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如《五代新说》有忠节,《大唐新语》有忠烈,梁元帝有《忠臣传》,元怿有《显忠录》,《晋书》《旧唐书》有忠义傳,而《魏书》《北史》之节义传,也近于忠义传。《五代新说》有义烈,《大唐新语》有节义,《魏书》《北史》有节义传,《隋书》有诚节传。《五代新说》有道术(《世说新语》有术解),《后汉书》有方术传,《三国志》《北齐书》《旧唐书》有方伎传。《五代新说》有止足,萧子良有《止足传》,《梁书》也有止足传。《五代新说》有叹逝(《世说新语》有伤逝),梁元帝有《怀旧志》,还有佚名之《悼善传》,性质也应相近。至于《五代新说》的儒学、词林、孝道、列女、隐逸,对应于史书中常见的儒林传、文苑传(文学传)、孝义传(孝行传、孝友传)、列女传、隐逸传,其同构型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世说体小说与类书、类传之间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正史中选材的风气持续到宋代,出现了两本抄史书而成的世说体小说:《续世说》和《南北史续世说》。北宋孔平仲《续世说》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南史》《北史》《旧唐书》《旧五代史》《资治通鉴》,也兼及《新唐书》及少量唐代小说。而南宋李垕的《南北史续世说》,取材如书名标示那样,就是《南史》《北史》二书。宋代另一部世说体小说,王谠的《唐语林》,则取材于唐代小说,其书之前的“序目”开列有五十种小说的名目(实缺二种,其中一种应是《封氏闻见记》)。从取材范围来说,《续世说》《南北史续世说》与《唐语林》差距较大,前二者以史书(正史)为主,后者均取材于小说,但它们的分门明显继承了《世说新语》,都沿用了三十六门的分类框架,又有所增补。

《续世说》分三十八门,无《世说新语》的豪爽,增加了直谏、邪谄、奸佞三门。据北宋汪藻的《世说叙录》,北宋曾出现过分三十八门的《世说新语》,多直谏、奸佞二门,又有分三十九门的,再加邪谄门,“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这两种本子所增加的门目,都是另附的一卷,而内容又是“正史中事而无注”,所以我怀疑这是后人取正史材料裁剪附入的,并非原本或较早的《世说新语》的面貌。更进一步说,从设有奸佞一门这个事实来看,我们也应对这一卷的附录产生怀疑。《史记》中有佞幸传,《宋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均有恩幸传,但意义并不同于奸佞。正史之有奸臣传,始于宋人的《新唐书》。至于《大唐新语》中的谀佞,《北堂书钞》中的佞邪,也不同于奸佞、奸臣之意。从正史类传、类书类目和世说体小说门目之设置,即可以看出奸佞一门(甚至这种观念)必出于晚唐以后,甚或是北宋中期的产物。孔平仲在编《续世说》时,很可能因为见到过这个三十九门的本子(大概是宋人增补),而增设的直谏、奸佞、邪谄三门又便于处置材料,故乐于取用。

《唐语林》分五十二门,前三十五门同《世说新语》(缺捷悟),后又增加十七门: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可惜今本残缺,看不出贤媛以下三十四门的分门情况。《南北史续世说》分四十七门,在三十六门后增加了十一门:博洽、介洁、兵策、骁勇、游戏、释教、言验、志怪、感动、痴弄、凶悖。这些新增的门目,自然是编者在面对新材料、新故事时采取的,仅仅《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实在是太狭窄了。

据周勋初统计,《唐语林》中有《大唐新语》的文字70余条,而《续世说》又采用了和《大唐新语》内容关系密切的《旧唐书》,故而三者之间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考察同一故事在三部小说中的分门和写法,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这里仅举一例: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法,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张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戮之,以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杀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先觉,制赠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唐语林·匡赞》)

《唐语林》此条乃据《大唐新语》采入,原书也放在匡赞门中(但文字较长,录有制诏文字)。《续世说》则据《旧唐书·张九龄传》截取这个故事,而置于“识鉴”门中,文字略异。

《南北史续世说》和《续世说》在内容上也有重合之处,如:

鱼弘常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人庶尽。大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过隙,贵富在何时。”部曲数百,悉衣锦袍,赫弈满道。(《南北史续世说·汰侈》)

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谢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南北史续世说·赏誉》)

上二条分别据《南史》之〈鱼弘传〉和〈谢混传〉,《续世说》分别载于汰侈和容止门中,不过文字稍长。

《南北史续世说》的编撰目的或者撰作动机是什么呢?其实简单地说,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为了在研读《南史》《北史》时,给自己提供学习和记忆的方便。换句话说,《南北史续世说》就是一本读书分类摘抄。从抄书和分类这两个事实来说,它和类书也差不多,当然,它对原始材料进行了删减、修改、连缀甚至阐释、评论等工作,而选取小说故事的眼光和趣味,则是带有个人和时代色彩的。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南北史续世说》在世说体小說中是比较优秀的一部。这有三个原因:

一,该书的取材对象《南北史》,本来就含有很多的小说、异闻。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谈到自己编《南北史》的想法,是因为看到当时虽然史籍不少,但“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小说短书”,即刘知幾所说的“偏记小说”,他认为“能与正史参行”(《史通·杂述》),而李延寿也认为可用来勘验史籍中的矛盾和同异之处,但当时这类“小说短书”“易为湮落”,故而要赶快利用。于是李延寿借着在史馆工作的便利,在南北朝八史基础上编成此书。他在序传中还提到自己“鸠聚遗逸,以广异闻”,也就是说采用了小说短书的记载。司马光称《南北史》为“近世之佳史”,但也指出其书“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传家集》卷六十三《贻刘道原》),“祥诙嘲小事”其实就是指各种变怪神异和轶闻琐事,小说所载。胡应麟也称此书“小说谐辞,种种备载”(《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读南北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有“南史增梁书皆琐言碎事”条,举例甚多,并总结说:“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王鸣盛批评《南史》于曹景宗事中“添入蒋帝神助水挫敌事,缕缕约一百五十字,诞妄支赘,全是小说”(《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蒋帝助水等事》),批评《陶弘景传》“所增颇多,往往冗诞似虞初小说”(同上卷六十四《陶弘景年》)。有意思的是,朱熹也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朱熹不喜南北朝史(或《南北史》),以为《通鉴》已取其大事载入,而所余者不过小说琐闻而已。且无论上述各家看法和评价是否恰当,《南北史》中有许多小说琐闻是确定无疑的,这也为作为小说的《南北史续世说》的编撰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二,《世说新语》文字简淡玄远,实与魏晋时期人物的品性、言行有关,而《南北史》所记之宋齐梁陈以及魏齐周隋各朝,其时距魏晋不远,流风遗韵,触目皆是。当时的门阀士族、著名人物,大都是魏晋士族后裔,他们的言谈举止,本自不殊,甚或有故意效仿前人的地方。可以说,《南北史续世说》的材料来源本身就适合加工成为世说体小说的优质品。

三,《南北史续世说》编者李垕,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之子,与周必大、张栻、晁公遡、王明清等著名学者交往。李垕曾官翰林院正字,后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与其父李焘同在史馆,搢绅荣之。一句话,李垕的学识足以胜任此项工作。

《南北史续世说》分类展现了南北朝时期的许多著名故事,经李垕裁剪后文字优美,“世说味”很足:

王俭问周颙:“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菜)〔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佳,颙曰:“春初早(薤)〔韮〕,秋末晚菘。”(《南北史续世说·俭啬(饮食附)》)

孔珪不乐世务,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曰:“欲为陈蕃乎?”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尝鸣鼓吹候之,闻群蛙鸣,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惭色。(《南北史续世说·栖逸》)

早韮、晚菘、蛙鸣、鼓吹,都是后来宋人很喜欢用的典故,如黄庭坚《戏赠彦深》:“葱秧青青葵甲绿,早韮晚菘羹糁熟。”陆游《村居即事》:“白盐赤米已过足,早韭晚菘犹恐奢。”苏轼《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岂无轩车驾熟鹿,亦有鼓吹号寒蛙。”苏轼《赠王子直秀才》:“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顺便提到,《续世说》在言语和栖逸两门中也分别选录了上面两则故事,可见宋人有近似的趣味。

又如:

萧恭从容谓梁元帝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放)〔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北史续世说·任诞》)

谢不妄交接,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南北史续世说·简傲》)

清风朗月、清风明月后来屡见于唐宋人诗文,如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一作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牟融《写意二首》其一:“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之一:“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这两个故事也见于《续世说》的任诞门(欧阳修词《采桑子》:“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苏轼词《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我颇怀疑与谢典故有关,但所见注本都未提及,尚待考究)。

《南北史续世说》与《续世说》相同的条文很多,那么,李垕在编《南北史续世说》时,有没有注意到此前的《续世说》呢?据王东研究,孔平仲《续世说》中涉及南北朝的故事约320条,而其中240余则故事也见于《南北史续世说》,占比75%,但恐怕李垕是没有见过或利用孔平仲书的。可作比较的是《五代新说》,在此书所存58条文字中,仅有27条故事见于《南北史续世说》中,不足半数,恐怕也没什么关系。但有一点值得指出,《五代新说》与《南北史续世说》相似度低,而《续世说》的南北朝部分与《南北史续世说》相似度高,恰好说明初唐人对南北朝故事的关注点和宋人是不大一样的,门目设置也反映了这一点。另外,晚明林茂桂编有一本《南北朝新语》,条文总数与《南北史续世说》相近,约为2300条,但分门大不一样。《南北朝新语》不依《世说新语》的门目体系,重分为六十二门:孝友、烈义、严正、鲠直、清介、恬洁、雅量、谦慎、规箴、栖隐、料事、见败、图新、贤媛(妒妇附)、阴德、品鉴、标誉、学问、作述、清言、玄解、机警、夙惠、捷对、命名、书法、姿仪(丑陋附)、游览、交游、酒食、巧藝、宫闱、恩宠、除爵、政迹、才略、豪爽、镇定、荐引、报酬、膂力、佞幸、黜免、赦宥、惩戒、悔恨、死徙、俭啬、汰侈、狎侮、诞傲、险谲、忿悁、仇隙、嘲诋、纰缪、痴呆、黩货(残忍附)、征兆、伤逝、异迹、古物。此书选取故事与《南北史续世说》也有所不同,其同异初步估计各占一半。从目前掌握文献来看,也没有证据表明林茂桂参考过《南北史续世说》。各书选材和分门的比较还可引出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如不同时代人读史的关注重心和审美趣味等,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