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论语》国学经典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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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论语》国学经典解读

第一节

孔子与《论语》

一、孔子和他的时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古文献学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为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坚实基础。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是商朝的宗室,到周朝时被封于宋国(今河南商丘),故他可以说是殷商(华夏族)的贵族后裔。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商丘市睢阳区),其地建有微子祠。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孔子的先祖)即位。后其祖移居鲁国(说法有二:一是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因为家道破败,无力偿还所欠债务,逼逃至鲁国。二是因为其曾祖父孔防叔与宋国当政大臣华氏不和,离开宋国,移居鲁国)。孔子祖上虽然荣显,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曾经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也在对外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据2007年7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球已启动的孔子学院项目已经是156所,分布在54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要以孔子的名字来命名中国语言和文化传播机构?许嘉璐在出席首届孔子学院大会时说:“中国为什么要以孔子的名字来命名海外汉语推广机构呢?因为孔子是中国人心目中永恒的导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中国人至今仍以这一学说为社会思想的基础,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我们可以感受,一个世界范围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热潮正在急剧升温。

二、孔子的身世与生平

孔子的远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贵族,殷商王室的后裔。其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死于宫廷内乱。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受逼于华氏,逃到鲁国,木金父之孙任鲁国臧孙氏采地防邑之宰,故称防叔,是为孔子之曾祖。防叔之孙曰叔梁纥,即孔子父也。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之宰。叔梁纥先娶正妻施氏,生九女,无子。又娶一妾,生有一子,名叫伯尼,又称孟皮,脚有病。叔梁纥很不满意,晚年娶颜氏女为妾。颜氏名征在,即孔子之母。《史记·孔子世家》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古人认为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婚时已年近古稀,而颜征正值少年,且未经媒妁之言而自由结合,不合礼仪,故称“野合”。司马贞《史记索隐》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鲁襄公二十二年,及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因推算方法不同,或云生于夏历八月二十八日),孔子出生。

孔子是怎么出生的,史书记载模糊,历来有不同说法:一是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父母亲在尼丘山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二是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三是私生子。蔡尚思等《孔子思想体系》一书,详细列举了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对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都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也就是说,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诸种说法该如何解释,尚无定论。

孔子的生年,现在共有三说。一说,《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月生日,《史记》未记,《穀梁传》记为“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二说,传统的祭孔日期定在农历8月27日,据说是出自《孔氏家谱》,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将这一天定为教师节。后来历法专家换算,认为应为公历9月28日,因此于1952年由台湾有关行政部门提请台湾当局明令:孔子诞辰及教师节改为公历9月28日。三说是最近研究成果。科学家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结论不仅将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生年份提前了一年,而且改写了孔子的生日,于是确认1999年为孔子2550周年诞辰期。

孔子的名号。按照先秦时代的姓氏制度,姓子,孔氏,名丘,字仲尼。孔氏是子姓族人中的一个支派,孔是这个支派的徽号。汉代之后,姓、氏不再区分,因而人们也说孔子姓孔。孔氏之所以用“孔”为族号,与祖先孔父嘉有关。按五氏亲尽,别立为宗的规定,孔父嘉的后人需别立为宗,自成一系。以什么为氏号呢?他们采取了以孔父嘉的字为氏号的做法。孔父嘉,名嘉,字孔父,所以后人便取“孔”字为氏号。“孔”的含义,一说是“子(姓)”和“乙(旧读yà,同“”,即燕子)”合成。一说“乙”为龙的形象,子姓以黄帝为始祖,而黄帝子孙是龙的传人,因此子姓商人便以“乙”(龙)与“子”(姓)相配而成“孔”字,并作为该氏之号。

孔子的名、字中包含山名“尼丘”。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头顶凹陷),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就是孔子头顶部四周高而中间凹,就像尼山周边高而中峰低那样,所以取名为丘,字为仲尼。《白虎通·姓名》说:“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为丘。”《孔子家语·本姓解》则说,因为孔子母亲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而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即“祷于尼丘而得孔子”。字为仲尼。“仲”是第二的意思。孔子在兄弟排行中为第二(《论语》言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故在“尼”前加“仲”字表示。正因为孔子排行第二,所以古今都有人谐称孔子为孔老二。

孔子出生后不久,其父叔梁纥去世,《史记·孔子世家》言:“丘生而叔梁纥死。”母亲颜征在年轻守寡,带着孔子离开陬邑,回到曲阜。颜氏对孔子教育严格,《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之有未来,与颜氏对孔子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孔子约十七岁时,母亲去世。此后,孔子为糊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皆为孔子所言之“鄙事”。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一子。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因而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孔子年轻时虽然贫苦,但十五岁即“志于学”,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创立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定公九年(前501),把持朝政的阳货被逐,孔子才被用于鲁国,担任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当时是鲁国的公邑。是年孔子51岁。“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了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于是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于是就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多个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季康子尊以“国老”,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已知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则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享年73岁,葬于曲阜北泗水之上。以上皆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家谱,是中国最完整的家谱之一,中间记载没有间断,到现在已经传了80代。

三、孔子的为人与影响

孔子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尊奉的圣人,他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明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孔子。他正直不阿、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自古以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自觉以他为榜样。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品德主要有:

(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晚年,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没有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他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后代正直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二)轻财好义,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不稀罕不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历代廉洁之士的最高信条。

(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以好学著称,他对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本人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他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就拜他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历代为学为师者千古不易之理。

(四)直道而行,宁折不弯

孔子生性正直,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短处,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然而,孔子的正直,无疑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楷模。

(五)成人之美,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就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与评价。

四、《论语》的成书和基本内容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总集,共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论语》为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整理而成。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汇集夫子之言,以为《论语》”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

《论语》成书时间约在战国初期。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代学者杨伯峻(《论语译注》)。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论语》成书于战国末年(“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末秦时?今考书中多有战国末年人串乱之迹”《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认为《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概念:①“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②“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北宋初年,邢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次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论语》由孔门弟子集体结集,反映了儒家后学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既是“经”,又是“经”中之“经”。因为《论语》本身记载了孔子及孔门精英子弟的言行举止、论学历事,与其他诸经相比具有绝无仅有的直接性和体己性。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语,则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世人对于《论语》的推崇。

《论语》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全书体现了人重于物,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又如,认为孝为立身之本,重视人的终极关怀。生老病死,人人都要经历。作为后代,应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应该“惟其疾之忧”(《为政》),应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这是孔子提醒门弟子,对父母的尽孝不能等待明天,而应当时时刻刻提起孝心,才可谓真孝。特别是当父母年事已高之时,奉养父母更应谨慎入微。《论语》还有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求大同,存小异,维持社会的平衡,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还有统治者应该对人民施恩德等等。

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可以对照,今天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以人为本,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对“人”的概念作出了“人民群众”“全体人民”这样的明确界定。

五、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

韩星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至今探讨孔子的思想体系最深入最全面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那就是孔子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韩星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由两个层面构成:即性与天道和仁礼中庸。第一层面,性与天道——哲学层面。《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第二层面,仁礼中庸——现实层面。即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一)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执政以正,修己安人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正己”要求,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二者当中,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社会治理的好坏。

2.克己约礼,自戒思齐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曾经产生误解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礼和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思齐是冀己亦有是善,自省是恐己也有是恶。前者为积极向善,后者为消极自防。

3.入孝出弟,真情合礼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4.仁者爱人,忠恕一贯

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可见,对己“克”对人“爱”,二者统一于“仁”,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5.尊美屏恶,修齐治平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深远而巨大。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

(二)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1.周礼损益,重人轻鬼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恭敬的心态,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所损益,继承中有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他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仁”的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2.为政以德,先富后教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的治国思想。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除此,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即先富后教。

3.治国以礼,恭顺虔敬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

4.名正言顺,各守其位

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

(三)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

1.中庸为德,允执其中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中庸与“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的核心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的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的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某些篇章都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

2.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孔子对“中庸”原理的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以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时社会贫富的对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的一个标准,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其次,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先进》)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再次,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最后,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

3.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家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有史伯和晏婴关于“和”、“同”、“平”等概念的讨论。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他首先就如何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同”已发展为一种普遍原则,其实质便是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4.以中建和,万物化育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他是通过“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辨异”,即区分贵贱尊卑社会等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分别辨异功能,就可能使社会中各方面粘合力不强,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离散。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一个平衡性原则,这就是有子说的“和为贵”。其实,在西周礼乐文明中,“乐”作为一种和谐血缘情感,协调“礼”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手段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礼乐的崩坏,在春秋礼治思潮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礼的功用直接加以拓展,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一命题的首要意蕴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不仅是礼,仁也追求平衡和谐,以“和”为贵。《论语》中的“仁”是一个包容了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的复杂多义的观念体系,但笼统地说不外乎两个层次,一是“仁者,人也”,即从各类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并规定人的本质,并求得关系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二是“仁者,心也”,即“仁”是内在的品德,是主观的自觉修养状态,是内在心理和道德和谐、完善的最佳状态。到了《中庸》,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高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六、《论语》研究和学习

《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南宋朱熹将它同《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增。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有三种版本:《鲁论》20篇;《齐论》22篇,多出《问王》(或说是《问玉》)和《知道》;《古论》21篇,《子张》有2篇。《鲁论》和《齐论》都有师传,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教授《论语》,以《鲁论》为主,《齐论》辅之,称《张侯论》。现在的论语就是《张侯论》。

《论语》从西汉开始就已经成为读书人必读的著作,元朝以后,科举考试都从“四书”中命题,使它在中国古代显得极其重要。在现代,《论语》对于研究孔子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更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论语》的注本非常多,中文系统重要的注本有:

旧注本有: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

宋·朱熹《论语集注》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康有为《论语注》

程树德《论语集释》

杨树达《论语疏证》

今注本有:

杨伯峻《论语译注》

钱穆《论语新解》

李泽厚《论语今读》

《论语》是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杨伯峻说:“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依赖的材料。”(《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论语》作为一种文本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它的文本并非出自于孔子本人之手,其成书有一个历史过程。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认为,《论语》的原始集结,在先秦不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孔子三千弟子中至少七十二贤人皆有一本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册,即72种不同的《论语》。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至西汉,还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不同版本,这说明《论语》作为文本确实存在着史料的真伪问题。这一点是“论语学”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自汉以来,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经学”一直是官方的显学。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了“论语学”的概念,30年代周予同《群经概论》论述了“论语学”的沿革。“论语学”在古代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汉学”以名物训诂为主,包括汉代的“经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宋学”以义理发挥为务,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近代“论语学”的发展除继续汉学、宋学之传统外,又将西学融入其中,其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

传统“论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语》的编纂、成书的年代、版本的变迁、篇章次第与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注译传播及学派风气等方面,涉及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及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就。据统计,自汉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有关《论语》的考释之书,见于史载或流传下来的不下三千种,这些著作为我们以《论语》为主要资料来研究孔子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研究版本,可分以下五种类型:

(1)注释式的。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

(2)评述式的。与注释式不同的是,注释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则是在注释式的基础上,加了评述。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是原文、译、注、记。

(3)专题式的。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确定一个主题,作出编排,加以评述。张国淦《论语孔子论学》(《新民月刊》1936年第5期)以孔子所创造的教与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从教学育人、虚心好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举贤论人和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综观。

(4)组合式的。将《论语》与其他相关书合编。《儒学十三经》(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版)“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其中就有《论语》。还有“丛书”性的。

(5)专著式的。即研究《论语》的专著。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版)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