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清水里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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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清水里的刀子》

重读《清水里的刀子》

◎白草

《清水里的刀子》完成于1997年,次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5期。那时候的文学氛围是好的,单纯,甚至可说纯粹,只要发现一篇好作品,朋友们都会相互告知,交流阅读感受,比自己发表了还要高兴。我读小说后,很快写了一篇短评。其实,当时我读石舒清作品不多,也不了解他这个人。故而短文中我把石舒清归入废名、汪曾祺一类,归入田园抒情类风格,显然属于瞎说。后来,《朔方》编辑部吴善珍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清水里的刀子》,文章末尾纠正了我的看法,吴老师温婉、善意地写道:“你这说法不对,石舒清小说风格别属一路,他的名字就已有所显示,既舒且清啊。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把它作为一种对自己的教训,写文章时不可妄下断语,乱开口。

2001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那时我负责编辑《新消息报》“原野”文学副刊,做了一期专版,其中有一篇我对石舒清的访谈,里面说道,小说得奖应该是他创作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由此跨入全国作家行列。石舒清似乎并不愿多谈作品以及获奖事,他说了一句至今我都难以忘记的话:“我们宁夏青年作家的资质和心态比较而言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互相鼓劲,稳稳地写下去。”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所包含意义甚深:一个地区的文学环境、风貌之良好与否,会影响到每一个写作者。同期我还发表了南台老师的一篇祝贺文章,南台老师写道,对作家而言,写小说犹如“生孩子”,俗话说“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疼”,现在“孩子”得到社会认可了,肚子没白疼,是值得欣喜的。

后来我与石舒清由相识至熟识,多少了解一些他的写作情况。20世纪90年代,石舒清还在老家工作、生活,每到周末,便独自骑着自行车往南华山而去,一路走走停停,天高地旷,有时到坟园里面,一待便是大半天,看着野草小花在风中摇曳,小虫飞来飞去,寂静而又热闹,抬眼望去,长空碧蓝如洗,有鸟儿划过。我想,他此时所体验到的,一定是某种充溢胸间的生命和感动。诸种体验,转化为他的创作资源。借用杨万里的一个描述,即是“万象毕来,献余诗材”。

关于小说本身,石舒清曾对我说过,《清水里的刀子》在他目前所有作品当中,并非为自己最中意、喜欢的一篇,可偏偏就是这篇获了奖。访谈时,石舒清说过,正因为评上了,所以大家争着说评上的理由,倘若未评上呢?那当然还有着一堆没评上的理由。他自己也一直思考,为什么会是《清水里的刀子》,而不是《恩典》《盗骨》《乡土一隅》《小青驴》《旱年》《开花的院子》等其中的任何一篇?《清水里的刀子》一定在哪一点上触动了社会的某种心理,或传达出了文化上的某种需要,或感应了时代的某种神经,因而才被选中。他隐约觉得,90年代有一时段,社会文化心理上对生死观念感到兴味和兴趣,而表现了回族生死观的《清水里的刀子》,恰于此时诞生,或许正好提供了另一种相近的看法,成为时代心理需要的一部分,亦未可知。

《清水里的刀子》无疑已成为石舒清的一个代表作,这是文学史的力量,非作家所可左右,各种评论、言说和阅读行为早就累积并扩大了作品的内涵,以致有些内涵和意义,恐怕连作家本人都会觉得陌生。但小说的基本主题毕竟是确定的:它写了生死观念。从通识角度说,小说包含了一个人人皆懂的简单道理:这是大自然为人所准备的礼物,人人有份,绝对公平,再得意的人,最后也要谦卑地领受。坟院之门,就是生死之门,在这里多站站,多想想,是有好处的,觉悟的人便会产生一种“觉悟的幸福”。小说的优异之处,是把简单的道理写得生动、新鲜,而又略带伤感气息,整个文本显得元气淋漓。记忆中昨日鲜花般年轻好看的媳妇,今天转眼成了一个坟包,以及清澈得像要生出莲花的水,皆为小说出彩之笔,意象新颖,令人难忘。即此亦可见出石舒清丰富的想象力。

小说还有一个主题,至今未被注意到:纪念亡故的人,一枚枣子和一匹骆驼的分量相等,这是一个基本理念,亦是纪念的真正含义。可是,在世俗化过程中,渐趋于骆驼的分量重于枣子,牛的分量重于鸡、羊。观念变异体现于父子之间,因而产生分歧,形成小说内在张力。父子并未出现对立、矛盾,却于歧异中,把一个近乎于宿命般的、需要到了特定年龄才可体会的认识或观念,显示了出来:儿子怕人说闲话,要把仪式做得隆重些;可在已多少参透了生死的父亲眼中,所谓纪念,只要记在活人的心间,便够了,与牛羊何关。倒是那头与自己相伴的老牛,让他生出一种深深的愧疚。人与猫狗相处得久了,亦会产生出不舍的情感,何况大牲如牛——一头被役使的牛,背上挨了多少鞭子,“度过了自己艰辛的一生”,想及此,老人“觉得愧疚而难过”。我以为,这才是小说文本今天需要挖掘出的一个主题,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一头将要离世的老牛身上,体会到了混合着难过、不舍、愧疚等情感,这一点,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生命平等以及人道观念深相契合。倘说小说多出了一点什么,那就是,老人凭着感性意识,认识到连一头老牛都“知道”自己终结之时日,自己生而为人,竟然不知道大限何时来到。实际上,这一点也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契合:动物感应天地自然之气,有如小说中这头老牛,当然感应到且“知道”了——“牛宁静端庄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澈一切的老人。它依然在不缓不急、津津有味地反刍着,它平静淡泊的目光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无意看”。石舒清不会把牛写成人的角色,那样太过火、亦太煽情。他只是写到,我们看它“像”一个老人,仅此而已。牛还是那头牛,可那多出的关于生死描写的部分,会令人信服地接受。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我也观看了。画面优美,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两个非职业演员,本色自然,我感觉就在演员想要演出“自己”时,又显得拘谨起来,似乎被什么牵绊着,尤其饰演老人的演员,未能把一种精神和韵味尽情、尽兴地表现出来。也许,这是挑剔的说法——小说文本中对老人形象的刻画,原本采用了心理描写。心理描写乃小说特权,却是电影艺术的弱项。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电影亦当“有别材”——它关乎演技、故事以及视觉效果,此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