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选学略论

唐代诗选学略论

随着唐诗的繁荣昌盛，唐人选诗的风气也盛极一时，各种唐诗选本不断涌现，出现了数量众多、体制完备的兴旺局面。“唐人选唐诗”诸集，不仅有利于唐诗的流布和存留，有力地促进诗歌艺术的发展;而且在“文选学”的推动下，诗选家们以各自的诗歌主张、艺术观点，不断研究、改进选诗的标准、范围、规模，形成了新兴的“诗选学”。综观唐代的许多诗选集子，论述唐代“诗选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学术价值等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唐诗发展规律、总结唐代诗歌理论，探讨唐代诗歌流派和艺术风格的形成，都将是十分有益的。本文只是就有关的问题，作简略的阐述，抛砖以引玉，并热切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一 盛况空前

“唐人选唐诗”诸集存留到今天的，并不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选用较好的版本，集印《唐人选唐诗(十种)》，包括留传至今的九种唐人诗选集子，一种敦煌写本残卷。清人王士禛《答秦留仙宫谕书》云：
又妄谓后世选唐人诗，较唐人自选，终隔一尘。故又尝取殷璠、高仲武诸家之选，各加删定，而益以韦庄《又玄》、姚铉《文粹》通为唐选十集，刻于玉峰。
除宋人姚铉《唐文粹》不属唐人选唐诗以外，则渔洋当日所见的传世九集为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元结《箧中集》、令狐楚《御览诗》、芮挺章《国秀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无名氏《搜玉小集》、韦縠《才调集》(次序按王士禛所记)。可见，在王士禛生活的时代，“唐人选唐诗”诸集仅存九集，其他大多散佚。
然而，我们细检《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人选唐诗”，去其重复，竟达五十余种(已除去现存的选本)，这真是洋洋大观!

僧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
《诗缵》十二卷	《词英》八卷十卷
《歌乐集》八卷	《朝英集》三卷
李康成《玉台后集》十卷	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孙季良《正声集》三卷	崔融《珠英学士集》五卷
曹恩《起予集》五卷	《奇章集》四卷
郭瑜《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	《诗林英选》十一卷
李戡《唐诗》三卷	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
《集贤院壁记诗》二卷	《翰林歌辞》一卷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	《断金集》一卷
《元和继和集》一卷	《三州唱和集》一卷
《刘白倡和集》三卷	《汝洛集》一卷
《洛中集》七卷	《彭阳倡和集》三卷
《吴蜀集》一卷	刘明素《丽文集》五卷
《丽则集》五卷	柳玄《同题集》十卷
殷璠《丹阳集》一卷	王起《文场秀句》一卷
《盛山倡和集》一卷	《荆夔倡和集》一卷
《僧广宣令狐楚唱和》一卷	《名公倡和集》二十三卷
《汉上题襟集》十卷	袁皓《道林寺诗》二卷
卢瓌《抒情集》二卷	刘松《宜阳集》六卷
裴均《寿阳倡和集》十卷	裴均《渚宫倡和集》二十卷
窦常《南熏集》三卷	《岘山倡咏集》八卷
《荆潭倡和集》一卷	蔡省风《瑶池新咏》二卷
僧灵彻《酬唱集》十卷	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
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新唐书·艺 文志》著录此集入诗文评类中)	倪宥《文章龟鉴》一卷(说明同左)

参阅宋代的公私图书目录的著录，还有如下若干种：(按惯例，将五代人编集的选本，亦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内。)

王贞范《续正声集》五卷	王承范《备遗缀英集》二十卷
刘吉《江南续又玄集》十卷	《垂风集》十卷
钟安礼《资吟集》五卷	陈康图《诗纂》三卷
檀溪子道明《连璧诗集》三十二卷	陈康图《拟玄类集》十卷
王仁裕《国风总类》五十卷
王毂《临沂子观光集》三卷	《正风集》十卷

(以上见王尧臣《崇文总目》)

王贞范《洞天集》

王衍《烟花集》五卷

(以上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虽不见之于书目著录，而见于唐宋人的文集和专著的，又有如下数种：
元稹《元白往还诗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人以
为这个选本是白居易编集的，非也。)
元稹《因继集》(见元稹《因继集序》、白居易《因继集重
序》)
《三舍人集》(见计有功《唐诗纪事》)
《雅言系述》(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引严羽《沧浪诗话》
语，然通行本《沧浪诗话》却无此记载。)
《词苑琼华》(同上)
《小选》(同上)
《集选》(同上)
尽管以上诸集都已不再存在于人世(今存两集)，但是，有关这一些选本的传流存佚情况，在前人的目录著述、诗话笔记中，还存留着许多可资考索的线索，有些集子，甚至还有不少原始资料残留下来(详见《“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一文。)比如顾陶的《唐诗类选》，在宋人的著述里，多次运用过它的材料，吴曾《能改斋漫录》、曾季貍《艇斋诗话》、吴幵《优古堂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全唐诗话》等书都有记载。《全唐文》还收录了顾陶所撰写的《唐诗类选序》和《唐诗类选后序》全文。又如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元以后已散佚，然近代于敦煌石窟发现《珠英学士集》写本残卷(“斯氏二七一七”和“伯氏三七七一”两残卷)共得诗四十九首。(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唐人选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体制完备，各种形式的选本，各具特色，蔚为大观。详加分析归纳，大致有如下各种类型：
一 从选诗范围看
(一)从时代着眼，则有唐人诗和前代诗的合选本，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李康成《玉台后集》、《丽则集》等。有合选李唐一代列朝诗的选本，如顾陶《唐诗类选》、韦庄《又玄集》等(此类最多)。有专选初唐诗的选本，如孙季良《正声集》、无名氏《搜玉小集》等;有专选盛唐诗的选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曹恩《起予集》等;有专选中唐诗的选本，如窦常《南熏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另有专选某一朝代诗的选本，如《朝英集》(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该集收录开元中张九龄、韩休等人诗)，《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等。
(二) 以诗人的籍贯或作诗地点为选取范围的，则有“止录吴人”的殷璠《丹阳集》，专录袁州人诗的刘松《宜阳集》，有专集闽人诗的黄滔《泉山秀句诗》。又如《汉上题襟集》录段成式、温庭皓等人在襄阳时的酬唱诗，《彭阳倡和集》、《汝洛集》、《吴蜀集》等均是。
(三) 以诗人的身分进行编选的，则有“但记朝士”的《珠英学士集》，有专录中书、起居舍人诗作的《三舍人集》，有专选河岳英才诗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有选录道家神仙隐逸诗的王贞范《洞天集》，有选录唐代能诗妇人作品的蔡省风《瑶池新咏》。
(四) 以诗歌题材分类选辑的，则有专选饯送诗的《朝英集》(编集张九龄等人送张孝嵩出塞时所撰写的送行歌诗)，有专录倡和诗的，如《断金集》、《寿阳倡和集》等。有专采省试诗的，如柳玄《同题集》，有专采投礼部的行卷诗，如王毂《临沂子观光集》。有专取艳诗的选本，如李康成《玉台后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玉台陷于淫靡。”即指此集)、王衍《烟花集》。
(五) 以诗歌体裁为选取范围的，则有专取五七言绝句的选本，如《三舍人集》，有专取律诗的选本，如倪宥《文章龟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云：“《文章龟鉴》，倪宥集前人律诗。”今从之。)当然，更多的是综采各体的选本。
二 从编排体例看
(一) 以类相从。如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以为这部书的前十卷是僧惠静撰，后十卷为无名氏撰，刘云：“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惠静所集，不题撰集人姓氏。”)郭瑜《古今诗类聚》、顾陶《唐诗类选》等均是。
(二)以诗人世次为序，其例甚多，不一一胪举。
(三)以诗人的官衔等级为序，如崔融《珠英学士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其所赋诗，各题里爵，以官班为次。”
(四)附以诗人小传。姚合《极玄集》于每位诗人名下均附有小传，各题里爵;崔融《珠英学士集》亦然。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诗人事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人各系事系赞”。
(五)附以评语。编集者为每位入选的诗人写一段评语，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方士人诗有《丹阳集》……前各有评。”则其体例与《河岳英灵集》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沿用其例。窦常《南熏集》则附以赞语，其例当与殷、高两氏编集之书相类似。
(六)附以己作。编集者把自己的作品编入选集中，如芮挺章《国秀集》收录自己的诗作两篇(《江南弄》和《少年行》);李康成《玉台后集》同此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四八引刘克庄语：“中间自载其诗八首。”
综上所述，我们说唐人选诗风尚盛况空前，该是名实相符的了。

二 兴盛原因

唐代社会是“诗唐”。唐人生活在诗的海洋里，选诗风尚也就孕育在这样的基础上，这当然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某种事物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特殊条件，总是与它相联系着的其他事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探索唐代选诗风尚兴盛的原因，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笔者参稽有关资料，认为有如下四个原因。
(一)为便于效学和利于鉴赏，需要有经过精选的诗歌选本，供学子与士大夫阅读和传诵。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确乎到达了万流总汇、千姿万态的境界。“江山代有才人出”，诗人如夏夜的繁星，诗篇如涌地而出的泉流，光是结集的就有八百余家(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予尝见《方子通墓志》：‘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则世不见有，惜哉!”)至于那些写诗不多的诗人，更是不计其数。《全唐诗》辑集存留下来的二千二百余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远非唐诗的全貌。洪迈早有“前贤遗稿湮没不一”(《容斋续笔》卷一语)的感叹;到明代，流传的已仅有三百余家(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在这样众多的诗篇中，并不全是佳作;在一个作家的集子中，也是瑕瑜相间的。诚如顾陶所说：“物无全工，而欲篇咏盈千，尽为绝唱，其可得乎?”(《唐诗类选序》)唐代诗选家有鉴于这个实际情况，因而不断有人对当代的诗作，进行“全盘饮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飨醍醐之味”的精选工作，编集成书，“贻于后昆”。这种编集的原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韦庄的《又玄集序》里：
谢玄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爰少;繁弦九变，大护殊稀。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岸边，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载雕载琢，方成瑚琏之珍。故知颌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
姚合选《极玄集》，自序非常简单，仅三十一字，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宋末人蒋易深知姚合之苦心，他说：“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然所选仅如此，何也?盖当是时以诗鸣者，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譬之握珠怀璧，岂得悉无瑕纇者哉!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取仅若此。”(《极玄集序》)选取严，则选出的作品精妙、全美，就能示人以诗格、诗法，垂诸后昆而无愧。反之，如果“铨简不精”，则必将造成“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谤铄，为知音所痛”(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后果。上述这种见解，不仅促进当时“诗选学”的发展，对后代，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选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深受“文选学”的影响。
魏、晋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文学批评的日益发展，文学体裁的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注意编选诗文总集。晋人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的《翰林论》等，相继应运而生。可惜这些集子多已失传，而梁代萧统编集的《文选》，却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了。与此同时，专选诗歌的总集，如萧统的《诗苑英华》和徐陵的《玉台新咏》也诞生了。《诗苑》已佚，《玉台》幸存。《玉台新咏》是一部艳诗的选本;而《文选》收录的作品，无论从数量到体制，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远比《玉台》要齐备、完美，因而它行世不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唐代，以至形成了一个研究《文选》的高潮：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辨惑》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撰《文选音义》十卷;五臣注《文选》三十卷;曹宪撰《文选音义》;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许淹《文选音》十卷。《文选》还成为唐代文人习文作诗的必读书籍，杜甫在《宗武生日》的诗里，教诲他的儿子要“精熟《文选》理”，他自己就是深得《文选》精髓的，清人杨伦《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评语，云：“公于《文选》实有得力处。”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文总集纷纷问世。殷璠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十余家，咸自称尽善。”(《河岳英灵集序》)在殷璠之前，效学《文选》编撰而成的集子，有《词林》、《文海》、《诗林英选》、《丽正文苑》等;直接模拟《文选》而编集成书的，就有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二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据殷璠的序言看，《河岳英灵集》也是“相效著述”的产物。唐代诗选家们，大多受选学的启导而进行工作的。
与《文选》同时代出现的《诗苑英华》和《玉台新咏》，也是唐代诗选家取法的楷模。惠静的《续诗苑英华》、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固然是继前贤的绪馀，而令狐楚《御览诗》(毛晋后记云：“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王衍《烟花集》(集艳诗二百篇)，则明显的是扬徐陵《玉台新咏》之余波。
(三)通过选诗，标举一家诗学宗旨，体现各自的诗歌理论，用以促进某种诗歌流派的发展，抵制、排斥某种创作倾 向。相反，诗歌流派的崛起，诗歌风格的标新立异，又促进了诗选家们的工作，这种创作与选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唐代诗选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唐初纪国寺僧惠静撰《续诗苑英华》，曾说：“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披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门载惠静语)惠静标举的是上继“风雅”的诗学宗旨，这在绮靡诗风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代，确是难能可贵的。元结对“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拘限声病”、“丧于雅正”的创作倾向，十分愤叹，他特别赏识沈千运能“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见《箧中集序》)因而选沈千运及其好友孟云卿、王季友等七人的诗作二十四首编成《箧中集》。《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体现出殷璠的内容与形式并重的观点，以此与齐梁以来的诗风相抗衡。
(四)唐代诗选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评语，与六朝诗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梁代，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专著——锺嵘《诗品》问世，它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而且开辟了诗歌评论的新形式。唐代诗选中的评语、赞语，上承《诗品》的传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有这样一段评语(评皇甫曾)：“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按，侍御指皇甫曾;补阙指皇甫冉)，文辞亦尔，体制清洁，华不胜文。”且看《诗品》
卷上(上品)：
“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
卷下(下品)：
“晋中书张载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
我们把两者略一对照，可以看出，高氏的评论，乃是继《诗品》的绪馀。此外，《诗品》评论诗歌的几个特征，都可以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锺嵘重视“赋比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朱湾，则云：“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锺嵘重视“风骨和词采”，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则云：“历代诗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锺嵘善于运用形象性的语言来概括诗人的艺术风格，殷氏评王维，则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锺嵘喜欢摘引前人诗中的警句，如《诗品》卷中评陶潜云：“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这种特征，在“唐人选唐诗”的评语中，则俯拾皆是。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阎防，云：“防为人好名博雅，其警策语多真素，至如‘芜庭何所有，老树半空腹’。又：‘熊梐庭下树，龙蒸栋里云’。皎然可信也。”

三 学术价值

对于“唐人选唐诗”，前人和近人已开始注意到。明人胡震亨于《唐音癸签》卷三十、卷三十一“集录”里，根据前代书目著录，把“唐人选唐诗”分类编排，撮其指要;胡应麟于《诗薮》外编卷三、杂编卷二里，录其书目，考其存佚。清人王士禛汇集传世的九种“唐人选唐诗”，加《唐文粹》，付梓刊刻，名《唐诗十种选集》。近人罗振玉影印敦煌唐写本编号为“伯二五六七”的“唐人选唐诗”残卷(见《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他们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从总体上看，“唐人选唐诗”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佚散的集子，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与如何估价“唐人选唐诗”学术价值的问题是有关连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唐人选的唐诗，流传到今天的共有十种。这些选本的选取标准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可以看出本时代人对本时代诗歌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这对文学史的研究是有用处的。”说得真好。笔者循着他们的观点，纵观“唐人选唐诗”的现存资料(包括传世的十集以及佚散诸集的残存文字)，探索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作如下四方面的分析。
(一)“唐人选唐诗”是校勘、辑佚、考订唐人诗的重要原始资料。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唐诗流传，靠的是口授、手抄，各家诗集，到宋代始有刊本，因而在传流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异文和篇目参差、重出互见、错谬混乱的现象。宋以后的各种刊本，又因校勘不精，刊刻误失，编者随意增删篇目，擅改文字等原因，致使传世的许多唐人诗别集、总集，甚多异同。这就给唐诗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必须依靠校勘、辑佚、考订等手段，做好诸集的整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
“唐人选唐诗”是极有参校价值的资料，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时，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前代亦有人注意到此事，如宋曾季貍《艇斋诗话》：“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大中时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山河扶繡户’，作‘星河浮繡户’;‘斫却月中桂’，作‘折尽月中桂’。(例子甚多，从略)”吴曾《能改斋漫录》“犬憎闻宿客”条云：“今时所传杜诗‘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余家有唐顾陶所编杜诗，乃是‘犬憎闻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近人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用鸣沙石室影印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河岳英灵集》、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又玄集》、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钞本《才调集》等诸集参校，更是重视运用“唐人选唐诗”资料进行校勘的典型例证。
“唐人选唐诗”诸集，特别是那些虽已散佚、却又有残存资料的选集，正是辑佚唐诗的渊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于《珠英学士集》下，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自是集散佚，诸家诗或不尽传。持与《全唐诗》相校阅。伯氏本载元希声诗二首，《赠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与第二首，并不见《全唐诗》。房元阳二首，杨齐哲二首，房、杨诗《全唐诗》不载。胡皓七首，乔备四首;胡四诗，乔二诗，《全唐诗》失载。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适三首，崔湜九首，刘知几三首，王无兢八首，(实仅七首。)马吉甫三首;沈诗今存，刘、马二家全佚，李诗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诗二十七首，并辑入《敦煌诗录》中。
杜甫集有《遣忧》诗，杨伦《杜诗镜铨》注云：“见郭知达黄鹤本。”钱谦益《钱注杜诗》云：“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云：“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则无论黄鹤本或员安宇所收之《遣忧》一诗，亦均出自“唐人选唐诗”。
“唐人选唐诗”诸集，又是考订唐诗真伪、甄辨重出互见诗作者的重要依据。李白集有《长干行》二首，其中“忆昔深闺里”一首，一作李益，一作张潮。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从艺术风格着眼，以为这是张潮诗，颇有见地，然无确证。曾季貍《艇斋诗话》据两部“唐人选唐诗”集子，以为这首诗既非李白作，又非李益诗，乃是张潮的作品。他说：“《玉台新咏》亦作张潮”。(当指李康成《玉台后集》)“惟顾陶唐诗选并载而分两处，‘妾发初复额’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张潮作。两者未知孰是?然顾陶选恐得其实。”曾氏曾亲眼见过这两部选集，据以为证，有说服力。《刘梦得外集》有《忆妓》诗四首，原出南唐人尉迟枢《南楚新闻》，这是他人诗误入刘禹锡集中。按，韦縠《才调集》录无名氏《杂诗》，其中七律“鸾飞远树归所处”和“折钗破镜两无缘”两诗与《忆妓》诗中之两诗，文字相同。可证此非刘梦得诗。考唐末人刘损有《愤惋诗》，即《忆妓》中的三首;《忆妓》另一首，来自孟棨《本事诗》。尉迟枢敷衍《本事诗》的故事，凑入刘损三诗，写入《南楚新闻》中，造成上述的错误。
由此可见，整理、研究唐人诗，应该充分利用“唐人选唐诗”，进行校订，以取得比较可信的依据。
(二) “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代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根据。
唐人论诗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当时文人的书序、赠序或书信里。而“唐人选唐诗”诸集的叙论、评语，以及由选录诗篇体现出来的编者的艺术观点和诗歌主张，也是唐人诗论的重要资料。选诗家们论及的问题很多，要而言之，他们着重阐发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选诗的标准问题等等。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继而主张：“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顾陶《唐诗类选序》：“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讳，闻之者伤慎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殷氏又说诗歌要“关切时病”、“讥兴深远”、“不亏六义之要”。高、殷两氏明确揭示了诗歌应该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旨。这种理论，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论相一致，他们共同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典诗论中的进步传统，有力地推动了唐代的诗歌创作。
诗选家们又能比较正确地处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正确阐述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理论问题。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璠令(企按：疑是今字)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氏反对那些“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语)的创作倾向，极力推尊风骨与声律俱备，既有充实的内容，又重视形式美的诗篇。对于声律，他固然要求诗人“不可不知音律”，又反对“专事拘忌，弥损厥道”的做法。他的诗论，是初盛唐近体诗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成为后代近体诗创作的准的，对新兴的文体——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确是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的。唐代首先揭橥复古旗帜的陈子昂，以建安风骨和兴寄手法为借鉴的目标，还没有接触汉乐府的创作传统，更没有对方兴未艾的近体诗加以应有的重视并作出恰当的估价。殷氏的理论，比陈子昂要深入一层。语言美是形式美中的重要因素。诗选家们一方面反对齐梁的绮靡诗风，一方面又要求诗歌语言的精美。韦庄《又玄集叙》：“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韦縠《才调集叙》：“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他们的这些议论，都是有利于诗歌创作的。
(三)“唐人选唐诗”是总结唐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来源。
入宋，诗话兴;“诗话”话诗，有谈艺术技巧的，有谈格律形式的，有记作诗本事的，有谈诗歌理论的。但是，宋人论唐诗，在某些方面总不如唐人自论唐诗。“唐人选唐诗”诸集，其选篇体现了唐诗发展的面貌，其叙论论述唐诗发展的规律，其记事又是唐诗发展史的原始资料。由此可见，“唐人选唐诗”正是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试看具体例证。
知人论世，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作家艺术个性的基本原则。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储光羲，其诗格高调逸，而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云：“璠尝见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殷氏的记载，告诉人们，储光羲并非是超然世外的逸人，而是博学多识，经国济世的人才。为什么他的诗风呈现出这样的面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又，殷氏评“贺兰进明”云：“员外好古博达，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这段文字，对于了解和评论贺兰进明其人其诗，是多么重要呀!
研究诗人的师承关系，探索风格、流派的承继、邅变的迹象，是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章八元云：“八元尝于都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音也。会稽严维到驿，问八元曰：‘尔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八元已辞家，维大异之，遂亲指喻，数年词赋擢第。”(按，沈氏藏明本原缺五人评语，今据孙毓修《中兴间气集校文》)评孟云卿云：“祖述沈千运，渔猎陈子昂，词意伤怨。(同上按)”高氏的记载，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专门名词，实际上源出“唐人选唐诗”。如“大历十才子”，过去大家都据《新唐书·卢纶传》，殊不知唐书的记载，原出姚合《极玄集》“李端”名下的注语：“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候审唱和，号十才子。”又，钱起和郎士元齐名，合称“钱郎”，始见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李嘉祐评语中：“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流也。”姚合《极玄集》郎士元名下注云：“与钱起齐名”。
唐代诗选家总爱在集子前加上一篇叙，表述自己选诗宗旨。其间，论及唐诗流派、体制的演变，代表了唐人的见解，这是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规律的最为直接的、可靠的依据。有的寥寥数语，钩勒出发展递变的轮廓，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有的则谈得稍为详尽些，如顾陶《唐诗类选序》：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爱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
他把唐宣宗大中时代以前唐诗坛的邅化演进，大体上概括出来。殷、顾两氏的论述，确实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四) 为后代诗选家提供范例。
“唐人选唐诗”为后代诗选家提供了选诗的范例，促进后代诗选的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王士禛《香祖笔记》指出：王安石《百家诗选》第六卷，沈千运以下全取元结《箧中集》，而增加李嘉祐等七人。王仲房辑《新都秀运集》二卷，王士禛说他：“竟仿唐人《中兴间气集》。”(见《带经堂诗话》卷六)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唯钱牧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叶庵《独尝集》、陈其年《箧衍集》，卷帙不多，犹有殷璠、高仲武唐选之风。”沈德潜选《唐诗别裁》，以李白、杜甫为宗，自称是有别于“唐人选唐诗”，(按：《唐诗别裁·凡例》：“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沈氏此话不全面，顾陶《唐诗类选》，取冠李杜，选了大量的李杜作品，沈氏仅就清代传世的“唐人选唐诗”而言的。)以上这些事例，在在说明“唐人选唐诗”给后代诗选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唐人选唐诗”又多方面地影响后代诗选学。无论是选录标准，选录范围、编排体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元许仲孚编选的《光狱英华集》，沈德潜的《古诗源》，都是各朝诗的合选本，当然滥觞于《诗苑英华》。精选一代诗作的，如元杨伯谦的《唐音》、明高廷礼的《唐诗正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仿效顾陶《唐诗类选》而成的赵孟奎《分类唐歌诗》，亦是一例。王士禛《唐贤三昧集》，鼓吹神韵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选本，直接受到标举一家诗学宗旨的《河岳英灵集》的影响。唐以后先后出现了不同诗歌体裁的选本，如宋《西昆酬唱集》专收五七言律诗，元好问《唐诗鼓吹》专收七言律诗，方回《瀛奎律髓》专收五七言律，周伯粥《三体唐诗》收五七律、绝句，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专收绝句诗。这些选本，无疑地都是取法于“唐人选唐诗”的。唐人选录唱和诗的风气也波及后代，如宋洪皓、张郡、朱弁使虏得归，集道途间唱和诗，名《輶轩集》。陆游辑集自己和韩元吉乾道元年在京口的唱和歌诗，成《京口唱和集》。(按：其集已佚，事见《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元徐良夫辑其友朋赠答诗，成《金兰集》三卷。后代诗选家也常常效学“唐人选唐诗”，录一方士人之作为选本，如王仲房《新都秀运集》二卷(张宗柟识：“晚辑乡人之诗曰《新都秀运集》。”)孔延之《会稽掇英集》(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一时士人之作为选本，如宋末谢翱《天地间集》、元杜本《谷音》。录一定数量的诗篇为选本，如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云：“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模仿“三百篇”的做法，唐人先已为之。令狐楚选《元和御览》，据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韦庄《又玄集叙》：“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则可见蘅塘退士亦受唐人影响。)

四 结束语

尽管唐代诗选学的学术价值很高，但是，研究“唐人选唐诗”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诸集大多散佚。因此，搞好已散佚唐人选唐诗诸集的访求、搜辑、考订、刊印等各项工作，显得十分重要。王士禛《万首绝句选凡例》曾提到《汉上题襟集》，云：“闻楚潜江莫进士与先有藏本，数千里往借钞，则诡云：‘顷游鄱阳失之矣’，迄今以为憾事。”他又在《分甘馀话》中说：“新安族人携一书目，有《汉上题襟集》，余梦寐以求之。”孙涛《全唐诗话续编》“狄焕”条引录《雅言系述》一书的材料。王士禛、孙涛都是康、乾时人，王氏耳闻、孙氏目睹斯书尚流传，因此很难说这些唐人选集就已湮没于人世。若努力加以访求，它们或许可以重新与世人见面。至于散见于宋以后典籍、类书中的“唐人选唐诗”的材料，勤加搜讨、辑录，并付梓刊印，也将大有益于学界。
整理出尽可能全面的唐人选唐诗的原始资料，开拓这个研究唐诗的领域，促进唐诗研究深入开展，这便是笔者的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