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毕仲游二书》译文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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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毕仲游二书》译文与赏析

毕仲游二书

毕仲游二书

【原文】

元祐初[1],司马温公当国[2],尽改[3]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着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注释】

[1]元祐初:宋哲宗元祐初年。[2]当国:上台执政。[3]尽改:全部废除。

【译文】

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上台执政,全部废除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议论新法利害关系的士大夫成百上千,当听说朝廷更改法度时,无不欢庆相贺,唯有毕仲游在其上书中,对新法的前后利弊作了详尽的分析。上书中大致这样说:“过去王安石以振兴革弊的语言打动了神宗皇帝,由于担心国家财力不足,所以凡可以获得民财的措施无不采用。像散发青苗钱、推行市易法、收取敛役钱、变更盐法等,都是他所采取的办法。而振兴改作,忧虑国贫之说,则是他能诱惑人的根源。如果不能杜绝他振兴改作的说辞,而仅仅是禁止他推行的聚敛民财的措施,这是百说百不行的事。现在要立刻废除青苗、罢去市易、蠲免役钱、废除盐法,把凡认为聚敛财利有害于民的新法,一概废除,那么向来倾心于推行新法的人必定加以反对。这些反对者,必然不但会说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而且还会探求财政不足之情,申辩财政不足之事,以此来打动当今皇帝之心,即使铁石心肠之人听了这些论辩之词,也会为之感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废除的可以再重来,罢去的可以再复置,蠲免的可再收敛,取消的可重新保持下来。如此说来,怎么能不预先考虑消除财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呢?当今之策,应当统一整顿天下的财政,深入而详细地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将各路积聚的钱粮,交由户部统一掌管,保证国家经费可支付二十年之用。这样数年之间,财政收入将会十倍于今日。使天子确切知道天下的财物有大量余剩,那么财政不足的议论就不会纷纷上奏朝廷,这样,过去推行的所谓新法就可永久废除而不会再有反复的情况了。过去王安石执政时,朝中内外无不是他的支持者。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今日要惩改前日的弊端,而皇帝左右的侍从以及任职司使之类的官,十有七八是王安石的党徒,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僚,录用六七个厚德之人,但在数百官僚中也仅占十几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废除新法呢?在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执意要这样做,那么青苗法虽废还可以再实行,更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虽罢也将会再设置,何况也还未罢去呢!役钱、盐法也都如此。用这种方式以革除前日新政的弊端,犹如人长久生病而稍有好转,他的父兄子弟虽可喜形于色,而不敢为此庆贺,因为他的病根仍然在身。”过去苏东坡在馆阁任职时,经常发表议论和文章以规诫、切论时政得失。毕仲游担心他会因此而灾祸临身,致书告诫他说:“孟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申辩,孔子欲说而无言。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周密考虑,未尝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保护、巩固功名成就和延长寿命。君自入朝廷为官以来,有关自身祸福利害的话从未说过,看上去真像是吝惜自己的语言。但大凡因言语受牵累的,不仅仅是出于口中说的,其他表现于诗歌、赋颂碑铭、序记的也是语言。现在你只担心出自于口的语言,而不忌讳形诸文字的语言。文章言论中你认为对的就直书其对,受到你肯定者必然高兴。你认为错的就直言其错,遭到你指责的必然怨愤。高兴者对你的主张不能有所帮助,而怨愤者可能败坏你的事情。天下人议论你的文章,就像议论孙膑用兵、扁鹊行医一样为人所指名道姓,即使你的文章中没有评论是非的言论,但也有述说是非的嫌疑,更何况有的直接评论了是非呢!你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议别人未曾非议过的事情,赞同别人未曾赞同的东西,触犯了许多忌讳的问题使自己处于险境,这真像抱着石头去营救溺水的人一样。”司马光、苏轼分别得到以上两篇文书之后,都有惊惶之感。后来的结果正如毕仲游所预料的那样。我不久参与编修国史时,看到了毕仲游的文集,阅读这两文章时觉得很有见地,因此毕仲游官位虽不显贵,也为他单独立传以扬其言。

【评析】

毕仲游,北宋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生长在官宦之家,24岁登进士第,开始了宦场生涯。毕仲游早年受知于司马光,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员。宋神宗病逝后,年幼的宋哲宗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于是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旧党官员个个欢欣鼓舞,而改革派人士如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贬黜。这时,冷静的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应该高兴得太早。果然,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权。他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毕仲游也被列入“元祐奸党”,此后患难流离,“甘忍贫贱,百为皆废”,贫病交集,郁郁而终。从他给司马光、苏轼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毕仲游晓畅世事,并不执拗。《宋史》载,太原铜器名天下,毕仲游在出任河东路刑狱期间一件铜器也没买,怕人认为他故意卖弄清廉,卸任时买了两只茶匙。或许在今人看来,他的行为可能有些虚伪,但是比起王安石、司马光又有可称道之处。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苏轼给他的新法提合理建议,他都毫不理会。而司马光废除新法,实在是带有十余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仇恨情绪,以至酿成党争。苏轼也曾将自己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但司马光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从这两件事也可看出苏轼此人“不太会说话”,提出正确的意见却不能被执政者采纳,反而遭受怨恨。这也正是毕仲游劝诫他的。毕仲游为文长于策论,论事明白详尽,切中情理,不为浮夸诞漫之谈。虽然在后人看来,他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提出的废除新法后的善后之策几近迂腐,毫无事实基础,但是在当时的官员中,也算得上是合格的政治家了。因此作者将其记录下来,作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