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霞《黑潮》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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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霞《黑潮》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韩敬霞

【作家简介】德富芦花(1868—1927)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社会派小说家。他1868年10月25日出生于熊本县水俣市的一个上流家庭,本名健次郎。芦花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878年同哥哥德富苏峰一起进入京都同志社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大量的国内外文学书籍,逐渐喜爱上了文学。两年后,他退出同志社,返回家乡。芦花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其影响,芦花也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在17岁时接受了洗礼。1886年回京都同志社复学。一年后再次退出,回家乡担任了熊本县英文学校的教员。1889年,芦花到东京加入了哥哥苏峰主办的民友社,从事翻译和写杂文小品等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托尔斯泰的和平思想和歌德的浪漫主义诗歌。他尝试着写了一些名人传记和短篇小说,但均未受到重视。1898年,芦花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集《走出白山》,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1898年,芦花发表了长篇小说《不如归》,使他走出了十年的创作低谷,一跃成为名人。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封建家族制度下的悲剧,尽管其中有不少迎合群众庸俗趣味的地方,但也触及到了日本社会的基本问题。翌年,芦花汇集过去为报刊所写的随笔,出版了随笔集《自然与人生》。1901年发表小说《回忆录》,这是部近似于自传的小说,据作者说是受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启发而开始构思的。芦花理想主义的热情很快就促使他倾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1903年发表了被称为日本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黑潮》,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只可惜芦花未能完成这部小说的续卷。

1906年,芦花踏上了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旅程,归途中造访了仰慕已久的托尔斯泰,回国后移居乡里,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他接受了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因此,1906年后,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品大都是一些描写个人体验和个人经历的忏悔、自传性质的东西,如《寄生树》(1909)和《黑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1914)等,批判的锋芒显著减弱。但在幸德秋水等人被处死的“大逆事件”后,芦花还是抑制不住满腔愤怒,两次直接上书首相转呈天皇,并写下了《谋叛者》,对天皇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强烈抗议。

1918年后,芦花结束隐居生活,携妻出国游访,写下了不少随笔和旅行日记。1925年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富士》,总结了自己的一生。1927年9月18日因病在伊香保去世,享年59岁。

《黑潮》,金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内容提要】东京麹町区内山下町的呦呦馆里,正在举行由贵夫人们举办的游艺会,一个与藤泽伯爵同来的干瘪老头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个老头儿就是东三郎。东三郎原是德川幕府的旧臣,明治维新时,他在战争中被俘成为阶下囚,以至于自己的一只眼睛失明,家中的老母和妻子也相继死去。因此,他对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十分仇视,多次拒绝当局的拉拢,一直隐居在甲府乡下的村子里,以教授私塾为生计。他有个儿子阿晋,被送到英国留学。东三郎为了给儿子筹措学费,加之为了治疗眼疾,打算到东京去一趟。在这之前,他所熟悉的旧幕臣、现时藤泽内阁的阁僚桧山男爵,为了给内阁制造一个网罗人才的美名,有意推荐东三郎出任地方县知事。于是,东三郎就离开甲州的茅庐,来到了东京,他要“对报纸上看到的、从人家嘴里听到的而又为自己所极端不满的那些在朝政治家以及政治、社会等各种事物,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以便得出一个最后的判断”。

喜多川伯爵夫人贞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因为她生得美貌,喜多川娶了她,但没过几年就厌倦了。贞子从小受到的是传统封建道德的教育,对于丈夫的寻花问柳,一直默忍着,一切的嫉妒、不愉快和怨愤,她都放在肚里、苦在心里,常常隐忍着怨恨的眼泪,以笑脸来迎接丈夫。但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丈夫的欢心,喜多川伯爵在纳了小妾阿隅后,听信她的挑唆,把贞子从本宅赶到了麻布的别邸,贞子所谓夫人的身份,也只是个象征罢了。不仅如此,只因为贞子为了弟弟的工作拜访过藤泽伯爵两次,喜多川伯爵就怀疑贞子与藤泽伯爵有染,将她幽禁到沼津的别墅里,并且不许她与女儿道子来往。悲痛的贞子不禁自问道:“为什么生而为女人呢?”

总理大臣藤泽伯爵是一个“聪明冷血”的人,办事决不会忘记为自己的利害问题打算,他之所以讨好东三郎老头儿,不过是想得到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罢了。可倔强的东老头儿却偏偏不肯向他低头。在桧山男爵举办的游宴会上,东老头儿与藤泽伯爵和所有的内阁阁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东老头儿看来,“日本的政治已经在萨长强徒手中搞得紊乱不堪,日本的空气已在萨长藩阀吐出来的毒气之下变得腐臭难闻。轻佻、浮华、淫靡、污秽,到处都是一股歪风”,而“明治政府是对陛下大不忠、对人民大不义的亡国政府”。东老头儿认为,“正统的政府必须是为人民所悦服的政府”,“要实行勤俭朴实的政治”,“舍弃个人的私利,一切为天下人打算”,因为“政治不是玩物,人民也不是可以乱使唤的”。但东老头儿的这种政治理想却遭到了藤泽等人的反击,他们嘲笑他是顽固的保守派、时势的落伍者,而东老头儿也拿不出更多的主张加以抵抗。舌战的结果,“敌人虽然未奏凯歌,但是洋洋得意地退却了”。东老头儿在万分失望之下,愤愤不平地离开东京回乡下去了。

喜多川伯爵把夫人送到沼津别墅里去了以后,就又恢复了他平常的那种悠闲懒散的生活,闲得无聊,便开始以玩票的态度关心起政治来,并出钱支持在野党。道子自从与母亲贞子分开后一直很伤心,父亲又不允许她与母亲通信,因此她恨家中所有的人,在被父亲鞭打以后,她偷偷地离开家,要到沼津去投靠母亲,在被找回来后,她就病倒了。远在沼津别墅的贞子生活得更是痛苦,每日里只是和波光涛声作伴,非常寂寞。回想自己的一生,吃尽辛苦,忍气吞声,却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她的心里禁不住浪潮般地涌起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叛逆的念头,她要回东京去,回去看望自己的女儿。但喜多川伯爵的来信给了她当头一棒,伯爵不许她回家。贞子彻底绝望了,她用从娘家带过来的短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最后的低语是:“啊,已经是黎明了吧!”贞子的女儿道子在母亲死后,脱下那身绣着五个家纹、印着朝霞般彩花的长袖和服,换上一件洁白无色的戒衣,12岁就看破红尘地断然剪去头上的稚子髻,出家为尼了。不久,喜多川伯爵又娶了另外一个女人。

回到故乡的东老头儿,时常回忆起在东京桧山别墅里的那场舌战,他不肯认输,因而把希望寄托到自己在英国留学的儿子阿晋身上。阿晋经常给东京的一家在野党报刊写稿,发表一些激烈的政治评论文章,与在野党的土屋伯爵交往甚密。在东老头儿看来,阿晋学成回国后是要打进政界去的,那时如果像自己一样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稳固的阵营才好,因此他很赞成阿晋与在野党的土屋伯爵交往,并把推翻明治政府的希望寄托到了在野党的身上。不久,东老头儿的右眼也失明了,但他仍关心着政局。正当在野党的活动日益频繁,并显示出前途可望的时候,东老头儿忽然得到消息说政府为了镇压在野党,颁布了“保安条例”,将反对政府的一些政治家们从东京放逐了出去,为了分化在野党,还将外务大臣的位置让给了在野党的大井田。东老头儿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当头挨了一棒,过度的激怒使他患脑溢血卧床不起,昏迷中还一直嚷着“不要退,不要退”,并呼唤着阿晋的名字。阿晋在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后急忙回国,赶到了父亲的床前,东老头儿握着阿晋的手嘱托道:“要做一个政治家!要推翻现在这种天下!”最后,东老头儿在呼唤着“阿……阿晋……报……报……仇……”的谵语中死去。但“阿晋那微带苍白的脸上,却反映着从窗缝中漏进来的曙光”。

【作品鉴赏】在小说《黑潮》初版的扉页上,德富芦花这样写道:“正如黑潮的热流冲刷着我们的海洋一样,让人道主义的潮流也来清洗我们的国家……”在“代序”中他又写道:“……愿承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生之教诲,执人道主义之大义,因循自己之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芦花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黑潮》就是芦花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抨击当代社会的一部杰作。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强大的也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剥削和对外扩张的结果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德富芦花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理想,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这种理想彻底破灭,使得芦花不得不认真审视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现存制度的不合理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创作上批判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朽。小说《黑潮》描绘了从明治维新直到自由民权运动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正面揭露了明治初期极权主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的故事主要是通过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通过描写东三郎与藤泽伯爵等人的冲突,暴露了明治政府的奢侈和专横,另一条则通过描写喜多川伯爵家庭的纷争,揭露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罪恶。这两条线索分别在政治和道德风俗两个方面巡视了日本社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实。

东三郎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一个人物,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东三郎是幕府的旧臣,在明治维新时曾组织过“敌忾队”与维新军作战,结果自己成了俘虏。出狱后一直隐居乡下,多次拒绝别人要他出山做官的邀请,对明治政权痛恨之极。他之所以来到东京,为的是治疗眼疾,也为了要实地考察一下明治政府黑暗腐败的情形。在东京,东三郎看到的尽是政治家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忍不住满腔愤怒,在向岛别墅群臣聚会的筵席上,舌战以藤泽伯爵为首的众臣。东三郎舌战群臣的这一章把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他面对众臣慷慨陈词,谴责了明治政府的大臣们荒淫腐化、穷奢极欲的生活,断言明治政府是一个亡国政府。在这里,作者借东三郎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明治政府的强烈愤慨。但东三郎的政治理想也不过是封建的廉洁政治而已,他要求大臣们“实行勤俭朴实的政治”、“舍弃个人的私利”等,都是出自这种政治理想。东三郎在争辩时多次流露出对德川政权的怀旧之情,更显示出他立论的软弱无力。可以说,东三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遗臣,他是站在封建城堡的废墟上去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这样一个落后于历史潮流的人物,是无法担当起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东三郎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把统治者的道德败坏看作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样,他对明治政府的批判就是不堪一击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他选择东三郎这样一个人物承担批判明治政府的使命,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性,使得东三郎的义愤填膺具有了喜剧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东三郎失望地返回乡下,不久即双目失明,最后给儿子阿晋留下“报仇”的遗言而死去。这是东三郎必然的悲剧结局,他至死都在反抗着明治政权,但至死也没有找到斗争的武器和正确的道路。

德富芦花是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揭露明治政府的,这就注定了这种揭露不能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暴露上,使得小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芦花从人道的角度批判喜多川伯爵家庭的罪恶,其揭露则是比较深刻的,他通过对喜多川伯爵夫人贞子一生悲惨遭遇的描述,鞭挞了上流社会的伪善和残酷。贞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熏陶,嫁给喜多川伯爵不久便遭嫌弃,但她始终遵守着三从四德、贞妇节女的封建道德,忍辱含屈,逆来顺受。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喜多川伯爵自己荒淫无度,却反过来诬蔑贞子有私通行为,把她赶出本宅,幽禁在乡间,甚至不许她与爱女道子见面。万念俱灰的贞子终于拔刃自尽,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在作者笔下,贞子是美与善的化身,她高傲纯洁,以保持自己的贞节来抵抗丈夫的荒淫,但这样一个女人却落了个被逐和自杀的下场,可见社会已黑暗到了极点。作者正是通过这个女性形象,揭露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现实,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和非人道。

作为封建遗臣的东三郎终生都在与明治政府抗衡,但他那过时的政治理想挽救不了日益腐朽的明治社会。被封建礼教束缚着的贞子,虽然一生都在以善抗恶,但最终还是以自杀向这个社会做了消极的抗议。可见,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根本担当不起批判明治政府的使命,作者让他们一个病重死去,一个拔刀自杀,说明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而是把希望寄托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身上。贞子的女儿道子一反她母亲那逆来顺受的性格,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即使遭毒打也不承认父亲的小妾为自己的母亲,并且只身逃出家门去投奔母亲,并在母亲死后毅然斩断红尘入了佛门。这是一个勇于反抗、顽强不屈的少女形象,完全摆脱了上代人所受到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敢做敢为,自由奔放。东三郎的儿子阿晋同样代表了敢于反抗的一代,他从小就野性难驯,不畏强暴。出国留学后,他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抨击现政府的政论文章,颇为引人注目。与东三郎不同,阿晋受到的是现代教育,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仅有反抗的勇气,还有理论的指导,代表了希望的一代。作者德富芦花本来设想这部小说要写六卷的,《黑潮》只是这部小说的第一卷,可惜他后来未能完成续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作者写续卷的话,那阿晋和道子将一定是续卷中的主人公。

《黑潮》吸收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展示了从明治维新直到自由民权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矛盾。这部小说被人们称为新的“日本外史”,就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说明作者对社会做了冷静的调查分析。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更是日本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然而,作者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都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缺乏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这是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