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概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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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论序

科学概论序

任鸿隽

倘若我们向一个朋友问他科学概论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定得着一些千差万别的答案。有的一定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的根本问题;有的或者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发达的大概;再有的还要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与其他学术或社会问题的关系。这些主张,我们觉得都不能代表科学概论的全部,但同时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概论”这两个字,原来是无所不包的呵。我们晓得概论这一类著作,无论在哪一门学科里面,都在那一种学问十分发达以后,才有成功的可能。……科学在西方学术中间本来是后起之秀。在他初生的时候,他只是“自然哲学”,做哲学界的一个附庸。后来他同哲学分离了,各自向新领土去发展;但因这新领土的广大与新奇,科学家的注意完全被新发展的事业占领去了,从来没有一些闲暇时间去做这回顾与鸟瞰的勾当。所以科学的发达,在近百年来,可以说比什么学术都要猛厉①,但是像法学概论或文学概论一类的科学概论著作,还是不曾出现。……我们现在所要的科学概论,有两个目的:(一)要使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二)要使读者得到科学的兴趣。关于第一层,我们觉得了解科学的意义不是容易的事体。……要了解科学,我们须要先寻出科学的出发点,那就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等等。其次我们要晓得的,才是科学的本身和由科学发生的种种结果,如新式的工业、农业、医术等等。诚然,我们非在一门科学里面用功几十年,不能真正了解科学的方法和精神,但我们若不略为认识科学的方法和观念,要想了解一切科学事业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二层,我们要注意科学目下的状况。……我们晓得兴趣的发生,在于寻出问题,而通常教科书中采入的材料,都是不发生问题,或是有问题而认为已经解决的。例如能(energy)的一个问题,在通常教科书中只说能是不生不灭的(能量不灭的定律),至于能的来源,能有趋于无用的倾向,与原质内能的新发见(放射质),便不大说及了。但是这能的问题,自然是将来科学界第一个大问题。如这一类的叙述与讨论,在通常的教科书中所见为缺乏的,在概论中却不妨尽量的发挥,以了解科学的根本概念,而同时即可引起读者的兴趣。作者认定这两个目的,著了这一部科学概论。……他很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人读了之后,了解科学的特别性质,了解奇技淫巧不是科学,了解科学在近代学术上所占的地位,了解科学与近世生活所发生的关系。这样一个计画,当然有实现的可能,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怪作者学力的不够,及文章的不善,不能让科学界目下的状况来替我们分责了。……

选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科学概论》上篇

〔注释〕 ①猛厉:通“猛烈”。〔鉴赏〕 这是近代科学家任鸿隽为其著作《科学概论》所作的序言。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08年赴日本留学。后去美国留学,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化学学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中国科学社,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名南京大学),他历任董事会书记、理事、社长等职,同时又与留美同学一起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还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与任鸿隽终生坚持于中国科学传播前沿有关。在现代中国,“科学”二字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在百年前的情况并非如此。任鸿隽的青少年时代,受传统儒学的影响,人们习惯以“格致”二字来称呼“科学”。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把“科学”称为“质测之学”。他以为,人类活动所接触到的对象(包括人类本身)都是“物”,而把人类对于“物理”的认识称为“质测”,把研究自然科学称为“质测之学”,将它与研究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宰理”之学区别开来。他的这种主张,对同时代人影响很大,王夫之在《搔首问》中提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的命题,又称方以智父子的科学研究“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到了近代,传统的学术理念受到了冲击。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族的入侵,对传统学术体系的反思也已经出现,魏源提出要向西洋人学习先进的“船坚炮利”,大量的相关学科知识被引入中国。当时的日本先于我国接受外来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中国的学者,也从日本那里间接接受西方相关思想,如“科学”一词即是如此。明治时代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词,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之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开来。任鸿隽留学日本、美国,学习化学、物理等知识,以后又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使“科学”这一概念不再滞留于抽象的层面,而是以社会团体与大众媒体的具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科学社提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发刊词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的宣言,均与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追求相合拍,且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任鸿隽的《科学概论》出版时间为1926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正在展开。任鸿隽在此书序言中,对这些时代思潮均有所涉及,但从著书者本意而言,是要撰成一本面向高中生的教科书,因为这门学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尚为陌生。关于科学的内涵,任鸿隽明确指出,它已经超出了“三十年前那些以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为科学”的理解层面,而是要以此作为事业的新式工业、农业、医术领域的理论依据。在《科学概论》第一章中,任鸿隽对科学下了“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的定义,并据此引申道:(一)科学是有系统的智识,故人类进化史上片段的发明,如我国的指南针火药等,虽不能不说是科学智识,但不得即为科学。(二)科学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故偶然的发见,均不得为科学。(三)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而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所根据的是空虚的思想,如玄学、哲学,或古人的言语如经学,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发明其关系法则,而不得为科学。这里几层意思,都是针对传统学术中不成熟、系统性不强、或将天道与人道混为一谈的观点而言的。对于当时人们准确把握“科学”内涵是有很大帮助的。任鸿隽还由此指出,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会随着其学科进展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关于物理学中有关“能”的介绍,目前较少提能的来源、能有趋于无用的倾向,与原质内能的新发见(放射质)等方面,而多关注于其不生不灭的(能量不灭的定律)的问题,这是因为后者已成为常识,而前者则是人们新认知的内容。任鸿隽的这一提示,显示出他对前沿性学术的关注。作为始终关注于现实社会、民族命运的任鸿隽,曾参与辛亥革命,在这一革命发动前夕回国,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天津《民意报》总编辑。故其在言谈科学之际,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思想前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言关注学科的前沿发展,是因为与一个民族思想的活跃,不致死气沉沉、束缚重重有关。他在《科学概论》第二章《智识的进化》中曰:“一个民族的思想,到了这种死气沉沉、束缚重重的情况之下,欲求翻身,是不容易的。”他还提示,西方在13世纪,有英国的罗吉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来求真理;在16世纪,又有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主张以事实的学问代文字的学问。他们以归纳法代演绎法,以了解自然为征服自然的手段,这也是任鸿隽所遵循的“科学”与古代相关思想所不同的地方。任鸿隽曾在1915年《科学》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这也就是他对中国社会学术的一种反省,是他提倡“科学”的宗旨所在。对科学求真方法的提倡,是他日后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所在。任鸿隽虽然提倡“科学”与“民权”并列,但没有走到认“科学”与人生观等同、或推“科学”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地步。他在序言中谈到的是科学在西方学术中,从做哲学的附庸而逐渐地独立,从而与哲学异同,“各自向新领土去发展”,也就是哲学与科学还是各有其自己专属的领域的。为此,任鸿隽认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方法,还有其“精神”。但在解释“科学精神”时,他强调的是“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并列举科学精神的特征主要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方面。